【臺灣吧EP5】 二二八被過度渲染了嗎？──從一位小人物的逃亡談起

一、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灣戰後各種因素所累積下的矛盾情緒，達到巔峰，無論是「暴民」或宣洩情緒的群眾，使臺北、甚至整個臺灣陷入騷動。許多不會說閩南話的本省粵籍族群，也常受到波及。一位任職隸屬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之「農機具製造實驗工廠」（接收自日治時期「臺灣農機具製造統制株式會社」）的本省閩籍會計員，在事變之後，表面上仍舊安份守己地工作，甚至每日護送一位粵籍同事一起上下班，對於動盪的局似乎事不關己。

但這位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看似善良的公務人員，卻有著不為人知的一面。

根據《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收錄的政府檔案原件[1]，這位年輕人於同年四月初被工廠廠長向上呈報為「赤匪」。報告中指出，他與另一名業務課長為同夥，兩人「素性凶頑，行動乖忤，狼狽為虐」。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們還參加「處委會」（即當時官民共組、後被陳儀宣告違法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對內煽動廠內員工，對外勾結「赤匪」圖謀叛亂。

最嚴重的是，3 月 4 日他們以車頭綁有「赤匪標誌」的「紅色腳踏車廿餘輛」在廠內開會，意圖顛覆政府。他們不僅在工廠內製造刀械，分給暴徒到處行兇、傷人無數，並在 6 日晚間率眾威脅廠長交出公家財物，該年輕人甚至趁亂到警衛室搶走槍械，以槍迫使廠長交出金庫鑰匙，共搶得 7 萬 5 千元後畏罪潛逃。

此時正值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下令清鄉掃蕩時期，農林處接文後不敢大意，將兩名嫌犯的長相、容貌與相關資料轉請有關機關發布通緝。

二、

早在發布通緝前前，維繫治安的軍憲已經收到消息，先一步到工廠指名找這年輕人及其同夥。年輕人機靈察覺有異，僥倖躲過。但眼見苗頭不對，與幾個暗地掌控工廠的暴徒遂亡命天涯，從此不知去向。

就在跑路之際，年輕人先返家告別妻子，並神秘地交給妻子一份自白書與一包文件，告訴她，或許可作為保命之用。

其實，此時年輕人仍無法明白，究竟為何被找上。但他心知肚明的是，這一切應該與廠長等人的過節脫不了關係。換言之，他意識到自己被誣陷了。

從他的自白書可知，2 月 28 日至 3 月 5 日之間，主管工廠的外省籍職員皆未到廠上班，又員工薪水卻已遲發數月。他只是個會計員，並無權限，但受員工所託，前去會計主任等人家中協調，護送他們到工廠發薪。

由於時局混亂，外省主管沒有上班，廠務難以運作。不得已，在幾位主管的見證下，會計主任將金櫃鑰匙暫時交給這位會計員，以備不時之需。交接當時，金櫃已短少 7 萬 5 千元。到了 3 月 9 日，臺灣再度實施戒嚴，廠務運作恢復正常，這位會計員忙碌之餘無暇看顧鑰匙，才又在會計主任監察下，轉交另位僱員保管。

問題還是為了錢。

在自白書中，會計員指稱，廠長與會計主任早已聯手對帳目上下其手。例如會計主任明明該年 1 月到職，卻能領到前一年 12 月的薪資與獎金。廠長與主任都知道帳目短少，不只是現金，還包括存款。為了符合帳面上的數字，他們乾坤大挪移，要求他將不足的存款金額，改列前一年度（民國 35 年度）的雜費，並重新作出假的決算帳冊。此外，還要求將金櫃短少的現金 7 萬 5 千元，捏造為二二八事件中的損失，並威脅他，如果不從就舉發他為共產黨員。

年輕人勉強從命，但個性耿直的他，已萌生辭意。自白書應是在此心灰意冷之際用日文寫下，另謄寫中文版本。而行文所標註的每份證明文件，包括偽造前後的帳冊，以及廠長、會計主任的手令等，他都偷偷留了下來。萬萬沒想到，軍憲早一步登門「拜訪」，他雖然機靈躲過盤查，但已不得不逃亡。於是，他將這些證據連同自白書在臨行前交給妻子，他相信人世間是非正義尚存，萬一遭遇不測，或許能為救命之用。

三、

年輕人展開逃亡後，新竹、苗栗、基隆山區等地都曾是藏身之處。兩年後，他奇蹟似地躲過風頭，最終平安返家。

十多年後，他已邁入中年，與一家妻小安居樂業，在老家經營雜貨店，稱得上幸福美滿。然而看似平靜的生活，就在 1962 年的某日，他與之前那位「同夥」業務課長，竟不約而同收到臺北市警察局的傳票。

到局後，他們莫名其妙如罪犯般，被拍照、採指紋存檔，並遭嚴厲審訊與威嚇。最終雖經一位熟識的國民黨要員──也是當初那位他曾保護過的粵籍同事──作保後獲釋返家，但十餘年前的惡夢往事重現，此番驚恐並非常人得以理解，尤其在那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年代，沒有人能知道像他們這種「有案底」的人最後會怎麼樣。

在前述國民黨要員協助下，他們除了終於證實誣告者身分、恍然大悟當初原是被誣為「赤匪」，並得以取道向臺灣省警務處處長、省議員等人陳情。

陳情書的草稿，以及最終送出的副本被保留了下來，就像開啟塵封的記憶，也述說著遭傳訊的驚恐心情。他們回憶起當初如何得罪廠長，例如：有次進購鐵板八百片，被會計主任命浮報一千片，他們直覺不妥，報請廠長裁示，卻得「准支乙千片價款，不足2百片，令其補交」，錢只能照支付，但補交貨物卻是不可能的。這種事情日積月累，直到有天見憲兵與便服人員出入廠長室，接著就找上他們兩人…….

此番陳情雖然沒有獲得警察機關任何正式承諾，但似乎在往後的日子裡，就未再受國家機器的恐怖驚擾。但當初那位正直的年輕人，卻早已心力交瘁，往事不僅堪回首，終生鮮少再提起。

四、

二二八事件到底對臺灣人影響多大？面對這個大哉問之前，有些人已先認為，二二八已在今日被「過度渲染」、「無限上綱」。

回到最初官方檔案的陳述，故事主角縱使不是叛亂「赤匪」，也是個趁亂作惡的暴徒。事過境遷，在完全沒有其他材料的佐證下，主角沒有發言權，我們很容易與自身的歷史知識（可能來自於教科書、媒體或官方論述）結合，這個案子可能就這麼成了二二八事件「暴徒」四處毆人作亂，或襲擊政府機關的證據之一。當然，也可能成為詮釋當時政府「鎮壓」手段的合理化基礎。

與我們常聽到的案例不同，故事的當事人存活了下來，而且保全了證據，他的自白能夠為自己辯駁。只是數十年間，二二八是被塵封的禁忌。雖然 1962 年一度驚起波瀾，但活下去是人的本能，審訊後的陳情書，也僅略提而未完全托出往事，以免節外生枝。他當初的自白與證據，就此跟著記憶一起暫時藏起。

事情過後，為了展現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好國民」，主角選擇順服這個國家與政權。他積極參與當時的民防體系，與國家保持友善互動。他甚至曾告訴子嗣，「中華民國就是自由的中國」！

事實上，擔心害怕不足以為他內心的寫照。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被誣陷的「有案底」之人，萬一哪天這個國家翻臉不認人被「起底」，恐將再度侵擾他的平靜生活。為了家人的安定與安全，他一生幾乎不曾反抗。

直到隨著 1990 年代初期臺灣政治與社會的開放，二二八事件開始解禁，當時的年輕人走過如驚弓之鳥的中年，已是人生晚暮。縱然晚年似有撥雲見日之感，但一輩子揮不去的陰霾，伴隨著老人的逐漸失智，最終與他的靈魂一同離開人世。我們已無法得知他最終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感觸，只能從他一生盡力留下的史料與妻子口述，拼湊出「檔案」外，屬於他的二二八故事。

五、

這樣的故事並不是唯一，只是萬中之一。不過也足以顯示那段曾是禁忌的往事，如何影響一個人、影響一個家庭，乃至於從過去到現在的整個臺灣基層社會。

還有太多案例無法完全以「真實」的面貌呈現，這些人名可能只是檔案之中不起眼的名字而已。當我們堂而皇之認定二二八事件已「被過度渲染」，不僅提早關起追尋「真相」的大門，也失去真正反省我們共同過去的機會。

本文的主角只是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小人物，從他的故事使我們得以瞭解，二二八不會只有一個面向，材料不一定能完全呈現真實，解讀也可能因人而異。甚至，當事人本身也會隨著時間改變態度，對於事件有不同的體認，或對加害者選擇順從。

不同的個案與史料，都可能構築出不同的「二二八」面貌，我們必須有勇氣面對這場的歷史悲劇，以設身處地的同理心，理解當時這塊土地遭遇事變的每一個人，並嚴肅看待往後的長遠影響，才能有助於我們從這場悲劇學得教訓。

故事主角最終還是幸運的，他的生命雖幾次受到威脅，可既未受牢獄之災、也未失去寶貴性命。更重要的是，他有機會跳脫檔案中呈現的那個「赤匪」、「暴徒」，事實上，他是個奉公守法的「好國好民」。

不僅如此，他是陪伴我成長的阿公，他的名字叫做，陳文興（1923-2005）。

[1] 侯坤宏編，《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臺北：國史館，1997）。該批檔案原件已於檔案管理局成立後移交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