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西元前的中國,就出現過最原始的「計算里程的車子」,也算是「計程車」的一種,這是由「記道車」發展而來,利用齒輪轉動來記載距離的自動裝置,用來計算兩地之遠近。到了漢朝,即已經有了這種可增加了,行一里路,就打一下鼓的裝置,故也稱為「記里鼓車」。
至於最早的「記道車」或亦是「記里鼓車」,著實很難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兄弟車反而是大家比較熟,由東漢大發明家張衡所發明的,永遠指向南方的「指南車」。它倆同為天子大駕出行時的儀仗車,一個「指示方向」,一個「記錄距離」,方向和距離,這似乎可以用向量來表示,「記道車」和「指南車」經常並列在相同位置,兩者要求基本上相同,裝飾華美富麗,所需駕士也相當多。
「記里鼓車」利用齒輪轉動來記載距離的自動裝置,所使用的原理跟現在汽車上的計程器作用相似。
不過,單靠記里鼓車本身還不能累計一共走了多少里。而且車停下來之後誰也不知道這車曾經走過多少里路,這也是美中不足之處,記里鼓車的這些機械構造,可說是減速齒輪系的雛形,也是現代計程車、計速器、近代機械鐘表中報時木偶的老祖宗。
臺灣一直到了民國四十七年起,機械「計程表」才慢慢被使用在計程車上,而當時汽車並不普及,幾年後,裕隆汽車才剛生產出臺灣第一批國產車。
車輪直徑兩米,車輪圓周長為 2π(π 約3.14),滾動一圈約為六米,向前轉動一百圈,即前行六百米,為當時的一里路,這時下平輪剛好轉一周,輪上有一個特別設計的凸輪作為撥子,撥子連動車上木人的手臂,由繩索拉起木人右臂,擊鼓一次,這時會有專人記錄下來,呈報。
載客的交通工具
其實「載客收費」這件事,一直到了機械化運輸的時代,才被制度化。
在以前依靠獸力和人力的年代,影響最鉅的因素是「路況」,比如說泥土路,路況差,耗費「時間」久,「車資」也多。
從清朝的轎子,日治時期的黃包車,戰後的三輪車,現代的計程車,從人力,半人力,全機械,一脈相承,多少故事都在緊握在手裡和不停轉動的軸承中。
清朝的轎子
清朝的轎子就好比是現代的汽車,「營業用」的轎子,就像是現代的計程車,轎夫就是計程車司機,若這頂轎子是轎夫自己所私有,就像是「個人計程車行」。
根據《省道台1線的故事》一書中有精彩的敘述,清朝的轎子等同於現代的汽車,特殊喜慶場合,都要用到轎子,這時要臨時外僱轎子及轎夫,這類「營業用」轎子,像是計程車,轎夫就像是計程車司機,若這頂轎子是轎夫自己所私有,就像是「個人計程車行」,若轎子是「車行」的,像是「車行車」,轎夫則受僱於車行,純粹賺取苦力錢。
苦力轎伕當久了,當然會想存些錢,弄一頂可以刻上自己姓名的轎子,從此也不用再看人臉色,變成了個體戶。當然一個人的體力有限,轎子還可外借給轎伕,抽頭,甚至越弄越大,我覺得,個體戶少,後者「車行車」會居多,這不難推論,當你都有錢買轎子了,誰還會想去當苦力轎夫,當然是搞車行,做租賃生意。
轎子的收費標準
寫到這裡,無論是「計程」或「載客」的交通工具,出現一件很弔詭的事。
能「計程」的記鼓里車,無法用來「載客」。能「載客」的轎子,不考慮「計程」。
可見「計程」和「載客」是分離的,觀念早期的載客運輸業,儘管說法不一,但有一點是大家一致相同的,收費標準就跟做工一樣,是以「所耗費的時間」來計價,也就是現今的「計時工」的觀念一樣,所以有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一點也沒錯,若我們以今論古,則是完全不符合現代計程車兼具「計程」和「載客」的理念。
坐轎子所耗費的時間,就是若我要從嘉義縣城到彰化縣城去,若要用走的,距離大約是百里,人在平面道路的步行時速約四公里,只有白天可以走路,晚上沒有光線,所以一天至多只能走五十公里,因此必須彰化縣城和嘉義縣城的中點過夜休息,這個地方可能是斗六或是西螺,端看第二天一早要渡過濁水溪的河況,再決定從哪裡渡河,光用寫的,憑空臆測,我都覺得累了。走陸路,曠日廢時,運氣不好的,還會遇到路霸、土匪,所以南北往返,還是多走水路。
日治時期的黃包車
人力車在十九世紀中葉,由到日本派駐的美國傳教士所發明,所以也稱為東洋車,不久後,在清末年間,就被引進入大陸最新潮的都市―上海,在上海租界裡,規定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故俗稱為「黃包車」了,這也可說是最早期的「小黃」,尤其可以隨招隨停,深得民心。
由於成為車伕的技術門檻並不高,會進來十里洋場上海當黃包車車伕,大多為外鄉進城打拚的年輕苦力,這些團體多以原鄉同地作為互相照應而集結,彼此在都市底層互助。這樣的組織集會同質性高,組成複雜,經過集結後,自然會有類似工頭的領導者出現,並糾集眾人佔地為王,形成地盤勢力,不允許外人的進入以鞏固自己的地盤,一但出現入侵或排擠則號召以抵抗,甚至還納入幫派,成為幫派組織中,最底層的角色。
一九三○年代的上海形成了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融合了西方僑民利益和文化的現代城市自治體制,上海上萬名人力車伕中,在各大勢力的夾縫中求生存,有近半數被吸收成幫派成員,以群眾、地方勢力等力量在大環境中安身立命,並且充當眼線做監視的工作,這似乎跟現代計程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力車伕是出賣勞力的工作,車資所得扣除租車費用之後,收入甚少,因此車伕大多是外地移入的下層貧民。著名小說家老舍所著的《駱駝祥子》之中,就以北京人力車伕祥子為主角,對於租車、買車、車行多有描述,行趨之間緩緩帶出他的人生悲歌。
「人力車」順口溜
這首五對聯童謠,由來已久,已將近百年了,在日治時期大家朗朗上口,裡面有寫到人力車,狀似畚斗,似乎還可窺探當時的時空背景,也可以比較內地人(日本人)和本島人(日治之前即定居臺灣的漢人、熟番、生番)生活習慣上的不同。
異族統治的殖民時代,無法反抗,只能在日本人後面用偷罵的,能寫出這篇童謠的人,真的是天才,罵人不帶髒話,還能押韻,一吐心中怨念,最後還用童謠來包裝,大人用小孩話罵人,畢竟童言無忌啊!
作者佚名,年代一九二○。原文翻譯如下:
戰後的三輪車
三輪車是戰後,一直到一九六○年代,這二十年間,臺灣都會區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三、四、五年級的人對這樣的交通載具,應該都不陌生,迄今連高雄旗津和彰化鹿港,目前都還有觀光用途的三輪車,營業三輪車可說是營業小型車(計程車)的前身。
一踩一踏,生活就像那時的路坑坑巴巴,踩大力一點,就能輕易地輾過碎石和窟窿,直到青筋暴突,眼冒金星,如何出賣勞力踩踏三輪車也跟不上機械車的潮流時,政府法令下來了,這樣子的車被歸類為慢車,許多三輪車伕被迫中年失業,當初就是不識字,才來當車伕,如今想要走在時代的尖端,吃力地背著交通法規、號誌;吃力地學開車,而自己可擁有的營業車在哪裡,連個鬼影也沒有。
只不過是我老爸在戒嚴時代
不得不而取的公司行號罷了
運將看盡了社會百態,從中領悟人生哲理,看似樂觀、幽默的性格底下,卻有著不為人知的辛酸。運將這一行當,也經常遊走法律邊緣,時有攬客、打架、超載、超速等情事,車行每天都在處理這些大大小小的運將人生事。往往難以論斷是非,而這一切,無非是為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