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高中歷史課本裡的臺灣考古學

最近教育部來函，提醒大學老師們明年的新生是 108 課綱下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教育應該意識到這批學生與過去學生的「不一樣」，提出因應策略，讓學生在高中階段的質變繼續發展，建議以「做中學」作為教學方法的大方向。負責傳達的同事說明至此，幾位老師面面相覷，教學是否需要變（所上的課程大多早有田野參訪及實作練習設計）、要怎麼變是一回事，比較大的疑惑其實是這批在高中老師奮力摸索下培養出的 108 初代，到底是怎樣「不一樣」？
 

連「考古學」都成為考古：新課綱裡史前篇幅的改動

對於考古學的老師而言，這批學生當然是不一樣了，因為過去穩坐臺灣史課本首章的臺灣考古學，在 108 課綱略古詳今、避免重覆的大原則下，已然在高中課程裡化為雲煙。

以三民版的高中歷史課本為例，在前 108 課綱的版本裡，時序性結構下的第一篇為「早期臺灣」，其第一章第一節為「史前拼圖」，第二節為「臺灣的原住民」。在「史前拼圖」中，課本用了十一頁的篇幅，以豐富的圖表為輔，綜述了舊石器時代至金屬器時代的主要考古學文化內涵，並提及數個晚期考古學文化與臺灣原住民的連結性。此外，課本也將 2015 年左鎮人定年翻案的訊息以便利貼的方式強調，以此作為考古學材料特性的反思，並在章節末以十三行遺址及惠來遺址的案例，討論考古遺址文化資產保存與現代開發的衝突。最後，課本設計者甚至製作了實際走訪史前遺址的學習單，鼓勵學生實際認識考古遺址與遺物。

而在後 108 課綱的版本裡，課本以序篇「如何認識過去—誰的歷史？」開頭，而後主題性結構下的第一篇為「多元族群」，其下第一章「臺灣最早的住民」中第一節即為「臺灣的原住民族」，第二節為「與他者互動下的原住民族」。在反思文字史料與當代詮釋的序篇中，課本似乎還是承認考古學為其所謂多元的史料的一環，然而僅僅以一段四行的篇幅，略略提及考古出土可以重建史前時代，再不清不楚地舉了一個漏洞百出的「卑南玉」在東南亞流通做例子便完結。至於考古學材料作為史料的一種，與文字史料的關係為何？如何幫助我們認識過去、反思歷史的主體性等等與章節主旨相關的議題，皆未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考古對上考古題：史前臺灣在大考裡的應到而未到

高中課本裡臺灣考古章節無懸念地被消失，想來也不是什麼太令人驚訝的事，甚至對很多第一線的老師而言應該會鬆一口氣。畢竟過去臺灣史前史在高中課本的呈現的方式，只是國中歷史課程內容的加強版，主要還是對一張看似已經打死沒有爭議的史前文化層序表的說明，某時期某地某考古學文化以某種遺物為代表，生業方式進入某種階段云云的知識，對於師培訓練裡沒有相關學分，只能靠教師手冊與博物館研習惡補的歷史老師們，對於考古學的專有名詞一知半解，對考古遺物的解讀沒有信心，不清楚考古學的侷限，自然不敢、也無法像面對文字史料一樣，帶領學生翻轉思考，檢討考古知識的建構過程並進一步運用，作為建構自身論述的媒介。
  於是乎，史前臺灣就留給國中部的同仁煩惱就好，高中歷史教學的新目標——解構歷史、生活歷史、培力歷史——中，考古學、史前史使不上力，最好埋回土裡。新課綱上線以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版的各種歷史科教學指引與素材彙整中，也見不到考古學材料加入討論的蹤影。

教學的內容不是為了考試，但是歷屆依據課綱設計的考題，不可否認在現實上形塑了許多師生對於特定主題的教學與學習態度。從近十年（101-110 年度）大考的內容來看，史前臺灣真的不算是熱門的主題：學測（社會科）的部分，臺灣考古學在 101、103、104 年度各出現一題，其中 103 年度的考題跳脫對於史前文化內涵的知識背誦，檢討臺灣西部很少有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可能原因，可說是相對新穎的題目設計。然 104 年度之後，學測再無史前臺灣蹤跡。至於剛剛走入歷史的指考（歷史科）則反過來，前面幾年都沒有臺灣史前史相關考題，直到最後兩年才迴光返照，各考了一題（還是非經典的漢本遺址與雷厝遺址，其中漢本遺址的題幹還特意連接到考古遺址與臺灣原住民的關聯），像是在為即將消失的臺灣史前考古章節留下一抹註記。
 

看得更遠也更廣——外來者之前的脈動，考古學都知道

行筆至此，筆者並不是不贊同 108 課綱的理念，或是希望臺灣史前史在課本裡依過往的姿態復活，或是期待明年基於新課綱的學測與分科測驗，突然有史前臺灣的題目出現驚嚇學生，而是在審視新課綱的指導方向後，認為在臺灣史的部分捨去史前史或考古學，實在是放掉了許多深化史學討論，呈現臺灣區域特色以及連結臺灣與世界的教學利器，甚為可惜。除了上述在新課綱所制定的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必修課程的序章中關於 who own the past 的議題，考古學遺物歸屬的爭議可以將歷史的詮釋權討論與日常生活做連結之外，課綱中「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一項下的條目，其實還是由原住民族群的起源與分類開始，然而新課本在這個論題下不談臺灣史前考古學文化，卻捨不去由歷史語言學定義、急欲從考古學證明的南島語族一詞，臺灣各地原住民的起源與文化特質被綁在一起，歷史記載以前的多樣性被抹殺。

其實，無論新舊版本的課本皆提示，我們對於臺灣早期原住民的認識，只能來自於他者的紀錄，與當下的族群認同甚有區別。他者的紀錄除了文化偏見、主觀敘述之外，另一個大問題就是往往暗示各地的原住民「自古皆然」，也就是認為原住民在被西方人或漢人紀錄之前，文化是僵化停滯的，人群是不動的，族群認同或政治社會組織是沒有變化的。而後在外來的刺激甚至逼迫下，原住民的文化與認同迅速變遷。然而這片土地上的人與事，怎會因文字史料的有無就斷裂開來？臺灣考古學研究的主要貢獻，不是追尋某種人或某種活動最早出現在何時，而是提供一個長時段（long durée）的臺灣史視角，呈現這片土地多元動態的歷史發展，打破「臺灣史 400 年」的漢人史觀。少了史前史直接講原住民文化特色如何如何，若不細查，很容易讓讀者誤解原住民自開天闢地以來就是如是這般的在島上生活，直到西方人、漢人到來後，人群才開始遷徙，文化才有轉變。這類錯誤認知的暗示，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於與事實不符，而是在於無助於化解一般民眾對於原住民的偏見。

除了史前史能夠豐富歷史教育裡多元族群的意涵，有其重要意義之外，考古學對於臺灣歷史教育的參與，應有更寬廣的空間。將考古學與史前史或古文明劃上等號，是許多人對於考古學的誤解。史前考古之外，臺灣考古幾十年來累積了許多歷史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實務上，臺灣考古發掘中遇到二戰以前的出土遺物，都會被大多數的考古團隊視為考古資料正式登錄收集。也就是說，以時序言之，所謂史前史之外，臺灣考古學範疇包含荷西時期、清治時期、日治時期等，提供我們另一種途徑，去認識歷史時期中的「沒有歷史的人」。由此，臺灣考古學至少還可以對於新課綱中臺灣史部分的「早期移民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及「臺灣歷史上的商貿活動」以及東亞史部分的「明、清時期東亞人群移動的特色與影響」皆有直接呼應。
 

文字之外，考古學能給歷史的啟示

考古學不只是遠方埃及金字塔的壁畫、希臘神廟的裝飾，還是漢磚上的圖像。一艘沉在黑水溝的船隻、一座西班牙時代的教堂、一段清代的鐵道、一座日本時代的山間堡壘，都不只是印證課本裡所謂的史實，而是可以挑戰文字霸權，觸發新的歷史想像與創作的材料。在遺址現場，被這些特定結構破壞的較早期層位，以及破壞這些特定結構的較晚期人為活動，甚至當代人如何與遺址共存的觀察，更都是活生生歷史感的體現。
   必修課程之外，新課綱在高二、高三階段所設計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中，無論是主題明確的「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及「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或是自由度更高的「探究與實作」課程，都有許多考古學資訊可以發揮的空間。除了對於族群議題的進一步思考之外，考古學長期關懷的焦點之一即為人與環境的關係，這裡的環境包括土地、水文、氣候、動物、植物、礦物、地景等等，這些自然資源形塑我們的生活方式，影響科技與社會組織的發展，另一方面，人類代代傳承的技術，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環境。考古學結合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海洋科學、材料科學等學科對於人與環境議題所做的跨領域叩問，提供了這類選修課程許多可以發揮的素材。

此外，考古學學科訓練中對於物的洞察，也非常適合作為對非文字史料解讀練習的一環。物的生產與消費是考古學研究的重點之一，物的世界包羅萬象，從考古遺址的物一種相對單純的物品出發，也許是培養學生觀察力的契機。

舉例來說，一塊不起眼的陶片可以帶出哪些討論：它是怎麼被做出來的？做出它需要哪些技術與原料？出土的遺址四周有這些原料嗎？原本全器長什麼樣子？是做什麼用的？製作時是獨一無二的還是量產的？是否在特定的場合拿來裝特定的東西？跟同一個時間別的地方的同類東西長得一不一樣？如果一樣，是因為物品、技術、材料、還是人群的移動？用它的是做它的人嗎？它最後的使用年代與它的製作年代相差不久？還是差了好幾百年？使用它的人是否有特定的年齡、性別、職業、階級、族群？如何取得它？是被動地接受？還是有充分的選擇權？除了實用之外，是否彰顯特定的社會價值？

回過頭來，這些問題可以再用教室裡每個人桌上的杯子、文具討論，也可以用歷史照片裡的物質文化來討論。我們可以由過去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談到工業革命、全球化後的消費主義、快時尚，再拉回當代的消費正義、環保新創科技與品牌等等。考古遺址的陶片可能離我們很遠，但若我們同意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又怎會嫌棄史前史「太老」？一片陶片所隱含的生活的溫度的遺緒，也許在 108 課綱的理念下，能被更好的傳達與應用。
 

考古學界餘力未逮，如何讓課綱來推一把？

當然，就像所有的主題一樣，臺灣考古學可以在課本之外，提供學生學習考古知識，了解在地文化資產的管道。我們也可以看到，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投入公眾考古的行列，方法包羅萬象，包括大小展覽的配套導覽與演講活動、嘉年華似的攤位體驗、獨立書店的開講、各種教育類旅遊類的電視節目製作、與文藝界的合作展演、社群媒體的推廣、大眾書的出版等等，近年來更是將公眾推廣的時程，從發掘計畫結束之後將成果公諸於世，提前到發掘期間向民眾開放整個考古學的工作流程。這些努力，無一不是希望藉由這些推廣，社會大眾對於考古學可以脫離不切實際的浪漫想像，進一步了解到考古就發生在生活周遭，是我們與這塊土地產生連結的重要媒介。

然而就筆者的觀察，與國外的情況相同，只藉由一個個案子做考古公眾教育，其長期成效難以評估。考古學家即使練就對三歲到一百歲民眾解說的能力，能夠參加這些考古推廣活動的人，畢竟仍是社會上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族群，以年齡層來說，在學校與備考間奔波的中學生，也是最少出現在各種公眾考古活動的群體（除了非常少數學校課外活動整班拉出來的例子）。歷史課本裡的缺席，終究讓大多數的學子少了認識這片土地歷史中很重要的一塊的機會。當前有提供臺灣考古相關課程訓練的系所，僅集中在全臺排名前端的少數幾所大學院校，於是乎考古遺址這種生活中隨時有可能隨機撞到的全民文化資產，卻僅有少數社會菁英有機會了解，有能力詮釋，實在有違教育平等的理念。
  我們通常在擘劃未來（挖地開發）的過程中巧遇過去，而下一代是否可以符合新課綱對於未來公民素養的期待，做出與前人、與自然「共好」的抉擇與行動，取決於他們對臺灣考古學文化資產價值的認知與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