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消失的國大代表：二二八事件中，那些不為當局承認的受害者們

密裁臺灣領袖

大家普遍知道二二八事件中臺灣菁英受難，卻很少意識到「密裁」這個屠殺形式，其實就是暗殺。
 
是誰讓陳儀如此恐懼，既沒有拘捕他們的理由，也沒有可以進入司法甚至軍法審判的任何條件，而要以密捕、密裁的方式對待？如此不人道的方式，導致數十年的歲月，家屬一開始是不知其生死，日日等待。半世紀過去了，知道難以倖存，卻仍不知真相為何，不知遺骨何方？誰人無父，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不知其忌日，再又無墳可拜。
 
如此密不透風，不讓臺灣社會有任何縫隙知道，事發當時家屬頻頻透過各種管道尋找，政府單位皆以「未拘捕此人」回應。民主化後，二二八的研究已歷二十餘載，亦只能以失蹤，消失於令人恐怖的時代為結論。轉型正義虛喊一聲，對多位遭密裁的臺灣領袖，仍是沉默以對。
 
檔案揭露 1947 年 3 月 11 日，第一份「人犯」名單就呈送蔣介石了，是目前所見二二八事件中最早的一份名單。比對之後，發現這正是遭政府密裁的名單，也是家屬所說在 3 月至 12 日之間，被帶走後一去無回的名單。
  是誰「被強迫失蹤」？這份名單涵蓋了三大領域的人士：一是媒體領袖，二是「反對黨」成員，三是法律界領袖。
 
民主國家的人知道，這三大領域的人代表什麼，他們是有能力監督政府、批判及顛覆現行執政者的，民主血液澄清與否，他們扮演重要角色。當時為臺灣發聲的也是他們，在臺灣社會擁有至高聲望。
 
這份名單陳儀寫得匆忙，只見人名，無太多陳述，便直接冠以「陰謀叛亂首要」。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是媒體人，特別被一個一個寫出來的是「政治建設協會」，可見陳儀對此一「反對黨」 的在意。這份名單很少被注意，但其實它正是家屬口中，遭便衣或軍憲警帶走，從此一去無回的人；也是今日所知遭政府下令密裁，不知遺骨何在的名單。
 

誰被強迫失蹤

媒體領袖包含：《民報》社長林茂生、《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臺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及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
 
法律界領袖包括：臺灣省律師公會理事長林連宗、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的李瑞峯。
 
政治建設協會，同時是二二八事件期間主要與政府商議改革的代表，包括前民眾黨中央執委廖進平、臺灣信託董事長陳炘、醫師施江南、臺北市參議員黃朝生、李仁貴及二二八處委會主要的領袖省參議員王添灯，成為統治者急於滅殺的對象。
 
名單上尚有延平學院的老師徐征，及臺鐵的王名朝。
 
其中僅王名朝的屍體在基隆港發現，其餘皆遭密裁，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陳儀把名單報給蔣介石的時間在 3 月 11 日，但事實上，前一天晚上他就抓人了，「陳長官十日令憲兵駐臺特高組，祕密逮捕國大代表林連強〔宗〕參議員、林桂端、李瑞峯（彼等聯名接收高等法院，係律師。）」這是中統局在 3 月 12 日給蔣介石的情資。
  短短幾個字，看見統治者的陰暗殘忍。
 
檔案揭露，此份名單蔣介石完全知悉，兩天後 3 月 13 日陳儀將每個人的略歷及「罪跡」補上，再報給蔣介石一次。同一份公文中，陳儀請蔣介石允許他使用軍法審判：「臺灣因非接戰地區，不能援用軍法，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凶奸黨。」「……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份子，以滅亂源。」陳儀也知，於法，他不能使用軍法審判，但仍要蔣介石同意。
 
但這些臺灣領袖，甚至連這違法的軍法審判都沒有。
 
人，他們帶走人，人，他們暗殺了，屍體在哪，至今仍無任何線索。國家可以以如此殘忍的方式，凌遲二二八世代的領袖，及其家屬嗎？70 過去了，主政者從未追究此一違反人道的罪責。
 
遺體的空缺，是真相的空缺，更是責任的空缺。一段攸關真相、正義與責任的關鍵，至今仍以巨大空白存在。
 
3 月 11 日陳儀給蔣介石的第一份名單，就是執行密裁的名單，就是被強迫失蹤者的名單。

大溪檔案這份名單，留下政府謀殺民主領袖的證據。
 
而陳儀接下來的動作，仍是圍在這上面打轉。3 月 11 日，查封報社；3 月 14 日，下令解散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密裁法律界領袖

林連宗

林連宗，是第一個被點名秘密逮捕的人，他不只是律師，更是省參議員及制憲國大代表。
 
他的身影穿梭在戰後的議壇，在南海路五十四號的臺灣省參議會，質詢當時的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問的就是：「何以公務人員犯罪，司法機關要調查時，還必須請示長官？」

每個細胞都是對法治的信念，這是他的素養，他的養成。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行政兩科國家考試，在日本時代已是執業律師。戰後他對政府違法，對官員犯罪，說得理直氣壯，質詢得理直氣壯。
 
身為制憲國大，在南京開會時，掩不住心情激動，頻頻跟他摯愛的女兒林信貞寫信，「制定憲法乃一國歷史上重大之事……，國大代表當要自重，不待多言。」憲法通過那一刻，他難掩激動，眼淚奪眶而出。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提到 18 名臺灣代表馬不停蹄，在南京主動招待全國記者及各省代表，使他們理解，何以臺灣必須即刻施行憲法、實施縣市長民選。
 
當時面對千瘡百孔的政經問題，除依憲法舉行縣市長民選，換掉把接收當劫收的統治階層外，別無他法。
 
二二八事件一發生，臺中各界人士推他北上面見陳儀，就提兩點：縣市長直接民選、任用本省人士。之後他沒再回家。
 
爾後，片片段段地，從法官吳鴻麒的日記看到，3 月 7 日林連宗與院長商議改革意見，「下午二時許在律師公會開會，處理委員會委員林連宗與高院長交涉結果，大部分既接受。具體案，明日再議……」
 
林連宗與高等法院院長楊鵬商議什麼？我認為，這當中沒有祕密，意見都寫在三十二條要求上，包含使既有權位者倍感壓力的：「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但林連宗在三天後遭陳儀祕密逮捕後暗殺。
 
人事問題當然是關鍵，隔日的會議談什麼，吳鴻麒 3 月 8 日的日記留有記錄：「下午一時半起開會至五時閉會，對人事方面討論，尚未有完善之結果。夜十時餘起又槍聲四起，激烈異常……」接著三月九日軍隊抵臺，臺北宣布戒嚴，槍聲不絕。
 
就吳鴻麒所記，人事案的討論是沒有結果的，就算有也還是要呈請中央核准。但陳儀給林連宗安的罪名是：「強力接收臺灣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並自任院長」。歷史留給我們的真相是，他們全面爭取任用臺籍人士，而林連宗、李瑞漢、李瑞峯、林桂端四位律師，遭當局以「強力接收法院」為名，在祕密逮捕後暗殺。
 

李瑞漢

李瑞漢在日本時代已參選臺北市會議員，對島國臺灣的發展，提出「興建臺北港」的全球化視野，攝影師李火增記錄了他在北門圓環飄揚的競選旗幟。和林連宗只差一歲，兩人都是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畢業，戰後他被選為臺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面對司法權無法獨立，不論是法官吳鴻麒的釋放令，警察不從；或是王育霖檢察官在偵辦鐵路警察貪瀆案時，險遭毆打，以及在查辦新竹市長郭紹宗的瀆職案時，被市長找來的警察搶走搜索令，都讓人看到司法權幾近崩潰。二二八事件初起，李瑞漢召集律師公會會員，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的主張。

《民報》在 3 月 9 日以頭版，報導了當時法律人罹難前共同的努力：
 
據悉：自二．二八事件發生以來，高等法院楊院長決定對各法院及檢察處人事，加以根本調整，儘量起用本省人。8 日下午三時，省垣律師公會諸會員及高、地兩院推、檢事，在該院開磋商會，擬就人事名單，呈交楊院長以便呈請中央核示云。
 
開大門走大路，這是律師公會會員、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的法官及檢察官，共同參與的一場會議，但臺灣法律界菁英卻在隨後，蒙受統治者以泥浪掩埋生命及未來。
 
3 月 10 日傍晚五點多，一位憲兵軍官及四位便衣，來到李瑞漢家，說是：「長官（陳儀）請你們去開會。」當日林連宗因交通中斷寄宿他家，弟弟李瑞峯也在家中同坐。三人遭軍用吉普車載走後，再也無法得知任何一絲訊息。
  是要到那麼久之後，幾乎過了半世紀，才能看到官方的「正法及死亡人名冊」上列有他們的名字，這份名冊在 1949 年整理出，但卻埋在戒嚴的深淵中，政府長年不給家屬及臺灣社會知道任何有關的訊息。
 
什麼是妻子的心情？1994 年，李邱己妹接受張炎憲教授訪問時，已是 47 年後了：
  人們可以理解那不知父親遺體何方的痛苦嗎？李瑞漢的女兒李月美在 1993 年受訪時，止不住眼淚：
  每一幕都是當時二二八受難者被折磨的情景，每聽聞一次，心中就陷入父親可能也承受同樣痛苦的噩夢。「生者安寧，死者安息」，何日可得？
 

密裁「反對黨」及媒體領袖

在陳儀的密裁名單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政建協會成員，他們是戰後不折不扣的「反對黨」。從日本時代便參與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為追求自治，多人身陷牢獄。戰後他們的追求沒有不同，原擬組黨，但陳儀以訓政理念的「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加以箝制。
 
1947 年元旦憲法通過，但陳儀卻自行決定臺灣要到 1949 年才能縣市長民選，政建協會全面反彈。在米荒成為壓垮臺灣的最後一根稻草時，他們重上街頭、步步進擊。
 
政建協會擁有一定的政治實力，在臺北有五席議員（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張晴川、陳春金），楊元丁更搶下灘頭堡，擔任基隆市議會副議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政建協會成為與陳儀商議改革的代表，也成為受難最深的團體。一方面是臺北的 5 位議員，扮演處委會的要角，陳炘也以民眾代表身分加入。而這股起自日本時代，引領人民追尋民主自治的力量，在二二八時幾遭連根拔起，成員慘遭密裁、逮捕或被迫流亡海外。
 
黃朝生（1905～1947），是醫師，也是臺北市參議員，早早力主臺北市長民選，是政建協會常務理事及財務組長，投入之深，出錢出力。事件期間他天天在中山堂開會，要查看肇事凶手是否被羈押、要組治安隊、要派人去南京溝通，都找他。也因身為醫師，處委會的救護組組長也是他。而這樣一位為民先鋒的醫者政治家，政府在「正法」及死亡人名冊中，安他的「罪名」為：「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人犯及解散警察大隊」，這是當時民意之所趨，但政府卻將人暗殺，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陳屋（1896～1947），日本時代重要工運領袖、政建協會理事、臺北市參議員，被安上的罪名是：「謀議三十二條叛國議案，主張陸海空軍幹部主管應由本省人負擔」，這樣的努力與主張，竟遭密裁，流露出的仍是統治者想行軍事獨裁，視臺灣人為被統治者的殖民意識。
 
李仁貴（1900～1947），臺北市參議員、臺北市商會理事、政建協會理事。陳儀安他的罪跡是：「提議將國軍武力完全解除，治安由偽處理委員會維持」。解除武裝言過其實，治安的部分則是與參謀總長柯遠芬協商的結果，但政府以暗殺對待之。
 
除政建協會的成員外，臺北市參議員波及人數極多，死亡者 4 名、繫獄者 7名，合計 11 名，占議員總數 26 名的 42%。臺北市參議會是二二八處委會的發源地，一舉一動都受公署監視，事後政府所列的「暴亂主謀名單」上，竟有 19 名之多，若全遭逮捕，無異有四分之三的臺北市參議員遭難。
 
其中同樣遭政府密裁的還有市參議員徐春卿，為何非置他於死地不可？陳儀親手寫他的罪跡是：「反對日產標售，組織日產租戶聯誼會，擴大反對政府措施。」日產標售，牽涉巨大利益，豈能毫無監督？徐春卿起身反對政府奪走人民原有的權益，竟遭密裁。
 
此外政建協會的要角廖進平（1895～1947），先後擔任《臺灣新民報》編輯、記者和社務委員，日本時代曾因自治運動四度入獄。戰後，他常演講批評時政，發起數次遊行。由於演說相當出名，蔚為社會景觀，畫家張義雄繪有他 1946 年在龍山寺前的演講。
 
「向美國領事館提出『將此次臺灣二二八事件真相，向國內及全世界報導』並請其主持公道之辱國要求」、「經常利用該協會定期講演，發表抨擊政府不滿現狀，挑撥官民之荒謬言論」是他的罪名，但這是想窮所有之力改變現狀的努力，更是一個反對黨該做的事。
 
是的，政建協會一直保持與美國領事館的溝通，甚至希望透過美國讓蔣介石了解，此次事變純粹是為了政治改革，請蔣介石萬勿派兵來臺。廖進平在 3 月 18 日遭人密告逮捕，後遭密裁，至今不知遺體何方。
 
陳炘（1893～1947），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日本時代與林獻堂共創「糾集臺灣人的資金，以供臺灣人利用」的大東信託（1944 年改組為臺灣信託），開展本土金融事業。戰後他創設「大公企業」，本土企業家當然想在日人離去後大展身手，接手其留下的產業，也協助經濟儘快復甦。但陳儀行統制經濟，大小生意緊抓不放，層層都需「特許」，也出現獨厚江浙財團的聲音。
 
陳炘所集結的本土資金與企業家，當然奮力想要突破壟斷，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取消貿易局。另與陳炘密切相關的臺灣信託，陳儀卻認為這是敵產，要公營，但陳炘不斷陳情證明這是臺灣人的產業，陳儀遲到 1946 年年底才不甘願地宣告為民營，但卻對陳炘極為不滿。
 
事件中，陳炘為重要代表，三度會見陳儀，所提多是用人的省籍偏差及政治改革的方向。但 3 月 11 日清晨，他遭臺北市警察局分局長林致用拘提後，遭密裁，至今不知遺體何方。陳儀報給蔣介石的名單，寫到陳炘時，安的罪跡是：「接收臺灣信託公司」，另還在略歷欄加上：「前日本皇民奉公會臺中州支部生活部長。」這是陳儀自己心虛，根本沒有處死陳炘的任何條件，他繼續操作中日敵對的意識，所隱藏的仍是想壟斷一切資金與經濟利益的心態。
 

密裁媒體領袖

 
如果今天二二八世代的努力沒有被淹沒，統治者的謊言於今看來昭然若揭，毫無疑問必須感謝當時的新聞人。特別是《臺灣新生報》的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與總經理阮朝日。
 
翻閱當年報紙，《臺灣新生報》從 3 月 2 日開始，有非常不一樣的轉折，報紙大篇幅報導二二八處委會的動態，人民的訴求躍上頭版頭題，各地蜂擁而起的抗爭，沒有被消音，而是全臺知曉。年輕學生的行動，一樣是焦點。他們打開人民知的權利，搬開語言的高牆，被禁止的日文版重新開張。而陳儀、柯遠芬、張慕陶的面具，全留下了紀錄。
 
他們甚至為今天的轉型正義開了一扇門，留下軍隊屠殺前，3 月 2 日到 3 月8 日這段時間緊密的真相，短短一週卻是二二八事件風起雲湧的結晶體。
 
這一切並非庸常，而是革命所得，最後以生命為代價。2015 年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教授的研究，打開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的檔案，我們看到林頂立向南京國民政府言普誠（情治人員化名）報告：「吳金鍊等企圖變更《新生報》為民主報日文版」。在情治人員董貫志（化名）的報告中：
 
查二二八事變時，本市新生報社叛徒吳金鍊（前日文版總編輯）、阮朝日（前總經理）、陳昆山（總經理），為影響事變，陰謀奪取報社，擬將該報改組為偽民主報。於 3 月 1 日，由上列三叛徒發起接收委員會，計委員十五人。以阮朝日為偽社長、吳金鍊為偽副社長兼總編輯，陳昆山為偽總經理……公開倡亂、混淆是非。
 
官方眼中的叛亂者，就是敢於起身為人民努力的反抗者。如果沒有吳金鍊、阮朝日發動《臺灣新生報》內部的改變，我們是看不到真相的。但 3 月 12 日中午吳金鍊在報社被帶走、阮朝日在住家被帶走。
 
情治人員這份報告寫於 1947 年 4 月 19 日，提及「主謀吳金鍊、阮朝日案發被捕，現解警備總部軍法處訊辦中。」這是他們最後留下氣息的地方嗎？

人呢？70 年來國家沒有正式回答過。
 
二二八是媒體人的浩劫。一樣遭密裁的還有《大明報》發行人艾璐生，政府說他的「罪跡」是：「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強調省政改革之必要……」，這不就是媒體的角色嗎？但對統治者而言，竟至不讓其活。《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也遭密裁，「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缺點……」是他的罪名。

今天民主國家的人都能看懂，抨擊時政、暴露政令缺點、強調省政改革，都是媒體的職責。二二八時統治者最急著想撲滅的是改革者，是媒體。3 月 13 日起警總以「思想反動、言論荒謬、詆毀政府、煽動暴亂之主要力量」查封《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十一家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