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呼吸成為枷鎖：發作起來要人命的氣喘，如何作為一種心病？

氣喘（asthma），又被稱為哮喘症，是歷史久遠的呼吸道疾病，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研究著作（asthma在希臘文中是「風」或「呼氣」的意思）。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2019 年全世界有 2.62 億人患於氣喘之苦，其中更奪去了 46.1 萬人的生命。

氣喘的可怕之處在於，罹病者平常能正常生活，但只要無法在病症發作時及時處置，患者將會在極為痛苦的情況中窒息而死。作為無法根治的慢性疾病，氣喘是罹病者一輩子的枷鎖，時刻不能有半點鬆懈，症狀嚴重的人還得常備藥物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不管是吸入劑、口服劑，氣喘的藥物治療似乎已經是當前社會的共識。不過就在半世紀之前，竟然有一派學者認為只要「放輕鬆」就能緩解、甚至根治氣喘？

神聖七（Holy Seven）之一：脫胎自精神分析學派的「身心症」理論

即便以當前如此進步的醫療技術，我們尚無法完全釐清氣喘的病灶。最廣為採納的說法，是將氣喘視為環境與遺傳基因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難以將這項煩人的慢性病歸咎在單一變因上。

用個簡單的譬喻，讓我們容易罹患氣喘的基因就像是鎖，平常只是掛著，然而一旦作為鑰匙的特定環境因子進入我們身體，這道鎖就會應聲而解，釋放出封印在後頭的猛獸──也就是氣喘。對於沒有這個基因的幸運兒來說，即便暴露於相同的惡劣環境中，他們罹患氣喘的機率也會顯著低於其他人；至於那些不幸「中獎」的人，只要在事前知道誘發氣喘的環境因子是什麼，並儘可能避開它，則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體驗到「開鎖」的可怕後果。
 
這些複雜的機制，都是在有辦法觀測到人類基因後才逐漸被發現，在此之前人類只能透過外顯的症狀、死後的大體解剖等手段來了解病症，觀點自然受到侷限。相對於內、外科的醫療手段，1950 年代一位名為佛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的精神分析師，卻以精神醫學的角度提出「身心症」（psychosomatic disease）觀點。所謂的身心症，泛指「由心理狀態引發的生理症狀」，同時也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 1895 年出版《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後便一直在耕耘的研究領域。
 

承襲祖師爺的研究成果，亞歷山大醫師在美國將身心症研究帶上新的高峰，並整理出被後世命名為「神聖七」（holy seven）的身心症清單[1]，其中除了氣喘之外，還有我們熟知的高血壓、甲狀腺亢進與胃潰瘍等病症。根據亞歷山大醫師的理論，這七種病症其實都是源自於我們內心無法排解的焦慮，讓這些心理壓力影響到生理健康，也就是所謂的「憋出病來」。
 
當然，亞歷山大醫師並不是只有紙上談兵，而是將這個理論投入臨床治療中。在進行密集短期心理動力治療（intensive short-term dynamic psychotherapy）後，亞歷山大醫師發現患者若能在療程中覺察到過去一直被潛抑的負面情緒，困擾他們的生理病症也會隨之緩解。以此為基礎，亞歷山大醫師提出「自塑適應」（autoplastic adaptation）理論，認為人身處高壓環境時，有能力透過改變自身狀態，或改變外在環境來消除這份壓力。這個帶有演化論意味的理論，使得身心症成為「適應不良」的表現，是因為個體未覺察到壓力源，或是無法排解壓力所導致的惡性結果。
 
「神聖七」在 20 世紀中後期，成為心理學界與醫學界的研究重心之一。畢竟這七種病症都極具威脅性，若能另闢蹊徑、提供其他治療選擇，對醫者與患者都是好事。身心症治療確實在歐美各地獲得顯著的正向回饋，卻不是所有患者都適用，且那些成功案例也常有治標不治本的狀況。
 
身心症的治療角度雖然沒有錯，但受限於技術與知識的極限，亞歷山大醫師的另闢蹊徑終究無法涵蓋病症的全貌。有趣的是，不僅止於最初的「神聖七」，半個世紀下來有越來越多病症被發現與患者的心理狀態有關，甚至把心理因素納入臨床治療的考量，透過緩解精神壓力來輔助藥物治療的效果。
 
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對於病症的治療若僅從生理觀點或心理觀點擇一切入，對於這些疾病的看法都過於片面了。

氣喘致病的心理因素

1970 年代吸入式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發明後，拿到「氣喘特效藥」的醫界開始降低對於氣喘致病的心理層面因素的關注，轉而透過當時正蓬勃發展的基因研究來剖析氣喘。這樣的研究方向雖然是往後數十年的主流，但就如前面所說——還不夠全面。
 

隨著社會發展，研究氣喘的學者開始注意到一個很弔詭的現象：雖然氣喘在發展中國家，是好發於低收入階層的小孩與老年人，但是在已開發國家，特別是都市化程度高的地方，反而是那些高社經地位的人更容易罹患氣喘。先不論這背後代表的環境意涵，單就這個「現象」來說，氣喘不是金字塔頂端階級有辦法用錢「砸」走的病。
 
無法根治氣喘，代表患者罹病後的人生就得仰賴各種口服或吸入劑。雖然近年來不斷有替代藥品問世，但其藉由外來物質迫使氣管舒張的機制並沒有改變，只是副作用大小的差異。這些須隨身攜帶藥物以及相關副作用的麻煩，也促使氣喘研究再次轉移焦點，從單純緩解症狀改以聚焦於如何做好前期預防、減少患者對藥物的依賴。
 
隨著醫學界與心理學界合作，身心症理論也得到再次證明自己的機會，讓大家看見當初他們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所本地剖析病症。不少「緊張到氣喘發作」、「壓力過大而胃潰瘍」的案例，都是「心理影響生理」的例證。曾經紅極一時的醫療劇《怪醫豪斯》，就有一集描述飛機上的乘客因為不存在的「危險傳染病」傳聞，相繼出現符合診斷的外顯症狀，包括紅疹、暈眩、噁心嘔吐等。這並不是超自然力量在作祟，而是因為乘客太過害怕自己會罹病，反而在壓力下出現的「群體性心因性疾病」（mass psychogenic illness）。

 

這個心因性疾病能讓人在沒有任何生理基礎的情況下，因為心理壓力與想像力而表現出各種生理症狀，如大家時有耳聞的「假性懷孕」，又或者誤以為自己吃到髒東西（例如在飯碗裡看到蟑螂腳之類的）而反胃等，都是類似的機制。
 
既然心理狀態都能讓人的生理症狀無中生有，自然也能對已經罹病的患者造成相等、甚至更加嚴重的影響。例如知道自己有氣喘的人在出席重要場合時，注意到自己呼吸有些不受控，即便當下症狀還很輕微，但「不能讓氣喘發作」的壓力卻很可能使情況惡化、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與氣喘共存：氣喘控制，要照顧到「心」

繞了一圈後，我們在邁入 21 世紀後又回到心理學的範疇，試圖從「心」檢視、並治療這些困擾人類上千年的病症。有趣的是，隨著我們越深入了解，最初亞歷山大醫師提出「神聖七」的脈絡也越來越清楚。
 
例如氣喘與憂鬱症、恐慌症與腸躁症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性，根據患者陳述，突如其來的精神壓力與焦慮確實會誘發嚴重的氣喘發作，甚至在使用吸入劑後仍會有呼吸困難的感受。這些基於心理狀態的問題，是藥物治療難以觸及的領域，就算可以用更強的劑量壓制症狀，卻沒辦法由外而內地消除病灶根源。
 
當前主張的氣喘「控制」，除了定期使用藥物之外，更注重日常的情緒應對技巧，讓患者可以減少氣喘發作的風險。其中最主要的一項練習，便是提醒患者不要「害怕氣喘」或「排斥氣喘」，而是要學著與這個病共存。只有這樣，才能消除病症本身造成的心理壓力，避免患者因為對於發作有陰影而陷入負面循環。除此之外，對於藥物治療的去標籤化也很重要，讓患者不會因為「只有自己需要用藥」而陷入低人一等的負面想法之中，避免因此排斥用藥讓發作的症狀惡化。
 

氣喘雖然無法根治，但這並不表示患者的人生從此變成黑白。不論是臺灣的衛福部、世界衛生組織，都認為氣喘患者只要做好預防措施，實際上還是能過上與一般人無異的生活，反而是過度擔心害怕會讓我們難以維持健康的生活型態。氣喘的藥物治療與心理照顧，兩者關係就像是在下廚做菜，除了要準備新鮮食材與調味料，實際烹調的火候控制也不能馬虎。不然就算用了再好的名貴食材，都只會被失控的爐火燒成無法下嚥的黑炭。
 
氣喘的歷史久遠，但我們對這個疾病的了解依然不足。治療氣喘的研究方向經歷了數次轉變，過程中也衍生出各種理論，這些時日我們走過的歪路，讓我們有辦法用更全面的角度看待氣喘。就結果來說，這反而是值得慶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