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啊，你還記得我們嗎？」──官方博物館內的泰雅族文物終於要回家了

2017 年 2 月 19 日，苗栗縣泰安鄉陽光普照、櫻花盛開，中研院民族所的「她方」共作展，在象鼻村的「野桐工坊」盛大開幕 。「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以〈祖靈盛裝〉詩作，細細訴說泰雅祖靈隨著老物件回家的忐忑，以及子孫們期盼祖靈回家的孺慕之情。

尤瑪以「老人家」稱呼這些老物件，因為祂們不是單純的「物」，而是有生命的祖靈表徵。她教導來參訪的學童們：「我們只能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祂們，不能隨意碰觸祂們。」

整個展期，泰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圍繞在「老人家」旁邊，熱烈討論祂們的母語命名、織布技法、使用方法與文化價值，細細訴說與祖先老物件「相認」的感動。這個過程「真真實實地讓文物活了！」前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回憶。

從中研院到象鼻村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但這群「老人家」回鄉之路，卻已走了大半個世紀。 故事，還得從 1950 年代說起……

戒嚴時期：搶救山地文化大作戰

泰雅族的老物件，是怎麼「流浪到南港」的呢？

1950～1960 年代的臺灣，政治上處於戒嚴、反攻大陸的年代，文化上高唱「漢文化」中心，對於高山民族採取同化的「教化態度」，推行國語，追求現代化。這種時代氛圍下，傳統文物被視為老舊、不合時宜的表徵。

1970 年代，臺灣走向工業化，原住民年輕人多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工作，部落老人無力維護老物件，只能看著它們走向破敗，或出售給古董商……

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出於「搶救文物」的使命感，在民族所博物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慘澹經營之下，仍帶著研究人員前往部落，蒐集快速流失的原民文物。

「目前民族所的原住民文物，大多是 1955～1968 年來到中研院，總數達三千件，涵跨十個原民族群。」何翠萍回憶：「像是國寶級的排灣族木雕人像，曾至法國羅浮宮展出數年，當初就是從部落裡一間破敗的古屋搶救回來的。」

共作展示：打破博物館權威！

時過境遷，臺灣政治、社會氛圍已大不相同，原住民議題成為追求轉型正義的場域。國際上，人類學界也不斷反思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

再加上近年來，許多大型公立博物館尋求轉型，希望深入鄉鎮推廣大眾教育，衍生「大館帶小館」等政策。時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的何翠萍也收到轉型重任，她以人類學家的視野提出嶄新構想：與原民團體合作，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

共作，是指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共」同合「作」， 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甚至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理想。

「共作展示的精神，就是打破博物館的權威性、打破上下關係，創造出全新價值。」何翠萍解釋：「第一個，你到他們地方作展示，第二個，你用他們的角度、立場來策展。」

何翠萍邀請曾受文化部認證為「人間國寶」、原民團體「野桐工坊」負責人尤瑪．達陸與民族所共同策畫。民族所博物館放下主導權，讓尤瑪挑選物件，撰寫計畫書、決定活動形式、開放時間、陳列方式等等。

織者角度 vs. 博物館角度

光是選件，即展現尤瑪獨特的族群視野。展示主題是「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尤瑪卻選進賽德克族織品，現今官方已認定賽德克非泰雅族。尤瑪認為：織品的紋樣與過去婚姻和移居歷史有關，同樣的紋樣結構會有跨越族群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的族群劃分界線來區分織品。

展示上也有巧思！本來博物館方認為展品應該平放，但尤瑪主張立放，就像一個人穿著衣服一樣站立、並翻出背面。因為織者沒有看到織品背面，沒有清晰看見經線緯線的細節、織紋、細微色度的變化，不可能了解一件織品。

博物館也把撰寫說明牌的「權力」讓給尤瑪！但尤瑪認為資料不足，不敢貿然下筆。開幕前夕，何翠萍同意尤瑪的大膽決定：不放說明牌。尤瑪的構想是：現場蒐集泰雅耆老們的說法，再謄寫上去。

「但開幕前一晚，我半夜醒過來，心想如果不要放說明牌，也得要有一個說明才行啊。 」何翠萍笑著說：「於是我熬夜寫了一張 A4 紙的公告，隔天趕快列印，成為現場唯一一張解釋『沒有說明牌』的說明牌。」

現場張力：為什麼不能碰？

博物館唯一不能放手的堅持，是對文物高規格的保護。為此，館方特別訂製十個控溫控濕的大型展示櫃，而且文物的持拿與翻動必須透過館員，參觀者不能自行碰觸。

這個規定對於泰雅族人卻是不小的衝擊！「這些展品不是我們祖先的嗎？為什麼不能碰？」以至於當館員進行紀錄攝影，不少泰雅族人還誤以為是監視他們「有沒有偷翻」，在現場形成很大的張力。

所幸，尤瑪不斷居中協調，免去不少爭執場面。「所以尤瑪是很好的共作夥伴，因為她兩邊都懂，否則將困難重重。」何翠萍解釋。

族人的心情也慢慢發生變化：看到博物館員如何小心翼翼、百般呵護老物件，再想想自己家裡陳舊的老織品，只有過年過節會穿，平常可能只用塑膠袋包著，塞在衣櫥深處……

「這就是共作，共同創建的事物！」何翠萍強調：「泰雅族人看到博物館如此呵護文物，會重新評估老物件的價值，這種榮耀感是非常重要的。」

但參觀者不可以觸碰展品，跟在博物館看展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不一樣！在大城市看展覽，不是泰雅人的生活空間。」何翠萍強調：

在部落裡看展品，身邊是熟悉的親友、山野林間，可以自在的看、自由的討論，族人們總結：「溫度就是不一樣！」

謎樣的貝珠衣：裙子？存錢筒？

從共作中受益的，還有人類學家！

展場最重要的文物，當推綴滿了貝珠的貝珠衣或貝珠裙。文獻記載，貝珠衣可以作為賠償、交換土地和牛隻，具有貨幣的功能。貝珠裙則是一種綴滿了貝珠，造型很像裙子、但沒有綁帶的織品。何翠萍殷切期盼：通過泰雅族老人與老物件「相認」，更加了解貝珠衣或貝珠裙。

果然，一開展就有大驚喜！尤瑪的舅舅回憶年輕時，曾聽老人說，過去兩方要打起來之前，當一方衝到對方村前路口時，如果看見對方在路口放了貝珠衣，必須壓制怒氣、考慮和談。看來貝珠衣不只有單純的買賣交換，還包含了群體外交、生命、戰爭的深刻認知，意義更加驚心動魄。

織者們也來當人類學家！她們在貝珠衣的背面發現斷經的織法，也就是織到一半時切斷經線，一根根打結後，重新排經線再織。但泰雅老祖宗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呢？

「我對這個現象太好奇了！在人類學知識中，很多儀式性的布，都有不尋常的製作方式。」織者的觀賞角度，提供何翠萍對於貝珠衣、裙神聖性的新理解。

在織者工作坊，織者又環繞著貝珠裙，想要從織法推測這張沒有綁帶、不可能穿上的「裙子」，到底是不是裙子？何翠萍興奮地說：「在泰雅文化的理解中，貝珠裙是否也是儀式用品？那麼，泰雅族的母語真的叫做『裙』嗎？還是有其他的叫法。若都叫做『裙』，說不定在泰雅文化中，『裙』本來就不限於我們想當然爾『人』穿的裙子。」可惜前來參觀泰雅老人，無人可以回答……

沒有答案不是壞事，有時反而帶人進入更豐富的境地。當尤瑪問部落孩童：珠裙是不是裙子？天真的孩子回答：「當然不是！沒有綁帶，怎麼穿？」當大人介紹貝珠可以拿下來換東西、買牛，孩子們又說：「啊，那就是存錢筒！」

何翠萍驚歎不已地說：

這種知識討論、傳承是很大量、很不尋常的，只有在部落的環境才會發生。如果在博物館內，一定是館員導覽，很多講法就不會這麼自自然然的出現。

共作民族誌：多元發聲，和諧共鳴

但何翠萍完整了解這次共作展示的意義，是在編輯完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之後。

翻開書頁，目錄上洋洋灑灑多達十七位作者和訪談對象，跨越了族群、性別、年齡與階層：

「我很喜歡織布，喜歡坐在織布機上，內心非常平靜，很專注、很舒服。」她是從織布找到內心喜悅的部落織女。

「跟自己說一定要學織布，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不單純是文化研究，而是要在過程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根。」這是泰雅族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

「拍攝者適時的『不拍』，可能遠比鏡頭介入來的更為重要。儘管就影像紀實的角度，這樣的畫面極為寶貴。」這是面對現場張力的攝影人員內心掙扎與權衡。

還有嫁到泰雅族學習織布的漢人、從傳統紋樣尋求創新的文創藝術家、醫學院畢業卻跑去做 NPO 的年輕人……

這種多元發聲的編輯方針，稱為「共作民族誌」，是當代人類學家反思良久的產物。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到底有多少發聲的權利？研究者和對象如何能以平等的關係對話？許多人類學家不再只是將研究對象當作撰文的「素材」，而是開始與他們合作寫書，在書中並陳兩方的觀點。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至此，這場共作展超越了博物館轉型、普及人類學知識的意義。博物館文物回原鄉，不只是物的再生，而是人的再生。

「這本書的前半部是這場展示的整個過程，但是到了後半部，你會看到整個臺灣！」何翠萍感動總結：「當你看到人們這麼認真的研究文物、努力生活，你會覺得臺灣真是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太可愛的一群臺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