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成長的他選擇深耕九份，用鏡頭記錄山城的起落

對九份的第一印象：心靈休憩之地

「1986 年退伍後，我開始在社會上工作。那時候我想，什麼是生活？什麼是臺灣文化？」坐在矮長凳上，背後是一張張九份的舊照片，羅濟昆這麼說道。

原本是苗栗人的他，童年回憶是純樸的農業社會，家裡經濟狀況雖然沒有很好，但精神上卻很富足。四歲之後由於父母工作的關係全家搬到臺北，在都市叢林裡，到處都是高樓大廈。

「有沒有人情味是空間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

人們少了交流的空間，也遺失了快樂。羅濟昆開始尋找傳統的客家聚落，走訪美濃、埔里或花東，想要定居下來順便觀察當地社會。沒想到沒找著農村，反而誤打誤撞來到了礦村九份。

1987 年來到九份時，礦業已經停採，人口大量外移。

與今日景象相比之下，當時街道上幾乎空無一人，連燈籠都沒有。因為沒有工作機會，所以年輕人離開山城，長長的街上只剩老人小孩。

「但那時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羅濟昆緬懷地說道。

「有位礦工走在基山街上，從第一戶人家開始，以七字詩的方式唱到最後一戶，唱出了所有在地人的個性和生平。」

當時走在街上，也可以看到挑夫挑生活品上來九份賣。礦業沒落後，九份的店家陸續關門。原本一條街上可以買齊所有物品的年華已不再，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而言，維繫生活的物資只能仰賴外地送來九份。

挑夫們願意年復一年辛苦地奔波到九份，為的就是一份放不下的情感與義氣。

羅濟昆說，最開始並沒有想要成立文史工作室。

就只是單純地，將所有和九份相關的資訊蒐集起來，並且運用自己的攝影專長，在鏡頭下默默地記錄著。

當時九份依山而建的聚落景像以及變化多變的海景，再加上山城傾頹後的獨特氛圍，吸引了許多藝術家在這置產，作為創作基地。當時的他便毛遂自薦，輪流住在藝術家的房子裡，一方面有個落腳處，一方面也可以順便照料那些買了後長期空著的房子。

對在地人來說，突然有一個陌生人來到九份，整天拿著相機到處觀察，剛開始大家也是採觀望態度。雖然平常不會特別和羅濟昆攀談，但是當他走在九份安靜的街道上時，卻總可以感覺到大家正默默的觀察著他。

「後來有一天，隔壁的婆婆突然請我幫他拍張照，沒想到她說要回家準備一下，不一會全身戴金戴銀的出來。」羅劑昆笑道。

過沒多久後，也有一位報馬仔——也就是以往村裡有喪事時負責通知的人，請他幫忙拍照。不同於以往不修邊幅的打扮，再出現時，他已經穿著最正式的西裝了。

漸漸的，「那個臺北來的羅仔」變成了九份人對他的稱呼，當一個外地的姓名被記住的時候，代表著已經逐漸被接受與記憶了。

在背山面海的九份，每天望出去的景色都不一樣。

這樣曾經歷過極繁華後的傾頹氣息和層疊的景致，正是藝術家們靈感的謬思。七八〇年代，有一群人發起了藝術村的構想，希望仿造紐約的蘇荷區，打造九份的藝術面貌。

一開始，先是藉著兩三萬的低房價吸引創作者駐村，一方面解決空屋問題，另一方面也得以凝聚創作者們，並在此之後再在九份推出巨幅壁畫和雕塑公園等創作。

但當此項計畫送到雄獅藝術時，其下的藝評家們強烈反對，他們認為九份的美在於原本樸實的樣貌，不應該多此一舉的添加其他人為要素。

儘管被打了回票，藝術村計畫宣告中止，但在現今九份仍可看到當時部分藝術村計畫下留下的影子，如：今頌德公園的礦工雕塑，即為當時雕塑公園的構想。

然而，據當地人所說，當時那些便宜的房子實際上並沒有被賣給創作者們，而是以高價轉賣給臺北的有錢人。自此之後，九份房價水漲船高，原先的藝術村成了渡假村，以往的景觀也慢慢消失，成了今日的面貌。

對羅濟昆來說，他一路看著這一切的發生，見證了從頹靡山城到藝術村，最後成了今日的老街。

作為時代轉捩下的一份子，他淡淡地說道：「未來的九份不是個人的事，是所有人一起去創造不同時代下的進步。」

從礦業沒落到觀光復興，羅濟昆工作室外的街道，也從空無一人到萬頭攢動。

人們因為悲情城市、神隱少女和豎崎路上的紅燈籠而湧入九份。於是，他開始在屋外掛起了九份文史工作室的招牌，免費開放好奇的觀光客進來瀏覽以往留下來的資料。

羅濟昆曾經接受原新北市政府的委託，撰寫台陽公司老員工江兩旺先生的口述歷史。他描述，當時江兩旺雖然年事已高，但仍堅持每兩天去一次台陽，就算提著尿袋，也要由老婆陪著從基隆坐公車到九份。

在書出版前，江兩旺就過世了，在最後一次的訪談中，江兩旺欣慰的表示，九份礦業的故事能夠被寫下來，他已經沒有遺憾了。提起這段往事，羅濟昆的聲音因哽咽而微微沙啞，靜默十秒待平復後，他才繼續說道：「還好當時有來的及記錄下來」。

訪問當天下午，九份外海起霧下起了毛毛雨，位處基山街末端的工作室外頭人潮冷清。不論是採金巔峰的九份，又或是經歷了礦業停採後，到今日的觀光面貌，這都是九份的一部份。

在這裏，有那麼一群來自四方的文史工作者。

他們行走於快速向前延伸的時間軸上，默默地將故事記錄下來，不為其他，只是單純的希望替未來保留下完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