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治時期到戒嚴時代，那些被查禁的臺灣流行歌

一、戰前臺灣流行歌曲之緣起

1910 年代末期，置身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受到當時「民族自決」國際潮流，以及日本帝國政策相應調整的雙重影響下，迎來了日本當局在政治、社會、經濟、藝術及文學方面相對開放的「大正民主」時期。

此時期臺灣人的生活出現很大的轉變，聽流行音樂、喝咖啡、賽馬、看電影、跳舞成為大眾日常娛樂與休閒活動。

在流行音樂方面，日本的唱片公司及留聲機製造商紛紛來到臺灣設立據點，例如當時最知名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臺灣コロムビア販賣株式會社），就積極地打造臺灣流行歌手，最負盛名者不外乎是「純純」、「愛愛」這兩個女性歌手，也帶動了新型態的聽覺饗宴。

除了積極培育歌手，古倫美亞唱片公司也不忘延攬優秀的詞曲創作人，像是周添旺、陳君玉、鄧雨賢、李臨秋等人，都在當時創作出〈桃花泣血記〉、〈跳舞時代〉等經典且熱銷唱片。

在日治時期臺灣廣受歡迎的流行歌曲，成為突顯日治時期流行文化的特色之一。然而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流行歌曲若與當局政策不合時，終究難逃遭禁的命運。

1934 年，一首由守真作詞、周玉當作曲、泰平唱片發行的歌曲──〈街頭的流浪〉（又名「失業兄弟」）成為臺灣史上第一首被執政當局禁止播放的歌曲。歌詞如下：

曲中提及當時社會上的失業現象，由於描述的內容過於清晰寫實，遂引來當局的不滿，為了避免街頭傳唱引發民心動搖不安，乃下令查禁。有研究也指出，這首歌曲之所以被禁止，很大的原因也和隔年「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的形象維護有關，只不過，這就是另外一則故事了。

由此例可知，歌曲具有反映時代、社會背景、傳遞並抒發大眾思想、感情的功能，加之近代化傳播媒體的推波助瀾，更擴大了流行歌曲的影響力，故而成為統治當局著意審查的標的。

二、戒嚴體制下的禁歌管制

戰後，國民政府為了確保統治權力，在政治上施行高壓手段，積極剷除日本統治時期殘存的遺影，並為了貫徹反共國策，強制改造臺灣文化，無論文學、音樂、藝術等範疇皆須配合國家政策。

首先，1946 年行政長官公署發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訓令〉，對日治時期的流行歌曲做出了「查本省自光復後，所有日人出版有關文化遺毒之圖書刊物，及一切宣揚皇軍戰績皇民化運動之歌謠等，業經通令自動焚毀在案」的處置辦法。

至 1949 年全臺戒嚴後，〈戒嚴令〉第 3 條更是明訂〈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提及「凡詆毀政府或首長，記載違背三民主義，挑撥政府與人感情，散布失敗投機之言論及失實之報導，意圖惑亂人民視聽，妨害戡亂軍事進行，及影響社會人心秩序者，均在查列之列」。此條法令一出，唱片、歌曲等出版品項悉數被列為管控的對象，同年 9 月改制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則是作為管制流行歌曲查禁、禁播的監控單位。

在反共國策，以及後續推行國語運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多重考量下，執政當局透過頒布相關法令、嚴查出版及操制媒體等方式，決定著歌曲的「生」與「死」；在國策至上的統治下，能彰顯愛國、愛黨、敬愛領袖、反共復國的「愛國歌曲」也就成為官方認可的主流，諸多反映社會現實的流行歌曲，也只能遁入地下，尋求其他露出的管道。

三、戒嚴時期的禁歌種類

戰後歌曲的禁與不禁，最主要考量的是政治因素，如若歌曲違反下列規則，即難逃被禁的命運：

1. 意識左傾、為匪宣傳
2. 抄襲共匪宣傳作品曲譜
3. 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
4. 反映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

基於上述理由，具左傾思想的歌曲是被查禁的頭號目標。

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歌詞中只要帶有「紅」字，就會被當局視為影射共產黨而遭到查禁。

例如周璇的〈夢〉，詞中有「我的夢已夠殷紅」，還有周璇、嚴華合唱的〈探情〉，詞中有「月月紅，放紅光」，皆因上述理由遭到查禁──儘管歌曲內容明顯是在歌詠愛情，依然逃不過被列為禁歌的命運。以一字犯禁即遭查禁的歌曲還有〈毛毛雨〉，就因為「毛」字與毛澤東的姓氏相同，也犯忌諱，落得遭禁的下場。

除了歌曲不得有左傾思想、不得使用共匪宣傳詞曲、歌詞用字不可讓人聯想到共產黨等與反共相關的查禁理由外，只要是反映社會現實或是隱含批判政府施政的曲目同樣難逃被禁命運，直到現在仍然耳熟能詳的三首本土創作流行歌曲〈燒肉粽〉、〈收酒矸〉、〈補破網〉，就都是因為歌詞內容提及人民生活困苦、工作難找、前途無望等社會環境，而遭到當局禁止。

值得一提的是，被查禁的歌曲並非只有日語或臺語歌曲，中國方言、國語歌曲也在查禁之列，戰後初期第一波禁歌名單中，即有大半為上海歌曲，據說這是因為國民政府擔心這些歌曲會腐化軍心、影響民心，因而禁止。

除政治因素外，凡是違反「善良風俗」、情感表達過於露骨或悲情，批判軍人形象，挑起軍民思鄉情結者也都屬於禁歌之列。以這些理由被查禁的歌曲，亦有不少是歌壇上流行的國語歌曲，如〈小妹妹想郎〉、〈嘉陵江上〉、〈風流將軍〉、〈江南夢〉等。

四、深具時代感的臺灣名曲「雨夜花」

戰前臺灣流行音樂在時代氛圍、資本家投資、相關從業者及大眾的參與下，至 1930 年代發展達至巔峰。當時的暢銷金曲〈雨夜花〉，為周添旺以自身所聽到的酒家女滄桑遭遇為背景填詞：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每日怨慼，花謝落塗不再回。

再由鄧雨賢作曲，兩人合作寫出的歌曲，也成為紅極一時女歌星純純的經典作品。

由於〈雨夜花〉的銷售成績相當好，後來又將〈雨夜花〉的背景故事編寫成劇本，由當時知名的辯士（電影解說員）詹天馬將故事情節配上音效，錄製成唱片販售。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進入戰時體制，為了推行皇民化運動，日本當局推行了一連串相應的政策，期使將臺灣人培育成為愛國奉公的皇民。此時原本家喻戶曉的歌謠，也蒙上了戰爭的陰影，1938 年〈雨夜花〉一曲被重新填詞，改為〈誉れの軍夫〉（榮譽的軍夫），〈雨夜花〉轉化成軍歌形式，成為鼓勵臺灣人民響應聖戰之曲目。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多麼興奮，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我的生命，為著國家，不會憐惜。
進攻敵陣，搖舉軍旗，搬進彈藥，戰友跟進。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夢中浮現，可愛寶貝。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這首帶有日本色彩的〈雨夜花〉便遭查禁，但作詞者周添旺仍未停歇創作，礙於官方對歌曲的審查管制，創作內容處處遭受限制，這也導致家中的收入常不穩定，需仰賴曾為日治時期流行歌手的妻子愛愛在家經營毛衣代工、進口舶來品銷售，方能維持生計。

從〈雨夜花〉這首歌曲在不同時期的轉變，吾人可看出時代的遞嬗對歌曲的影響，也從中看出政治力在文化領域的權力展現，而高壓的政策除了壓制了反映社會現實的曲目，同時也扼殺了詞曲創作者的自由發展，並對他們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

所幸現今臺灣社會已走出戒嚴的陰影，而昔年經典傳唱的曲目，今時今日得以風華再現，傳承著臺灣流行歌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