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喜歡與人宴飲同樂，喜歡威士忌、爵士樂、女人跟有歌舞表演的餐館。人不是在花神就是在相隔一街區的雙叟咖啡館（Deux Magots），或是在對街的利普啤酒館（Brasserie Lipp）用餐。他在新開幕的酒窖夜總會，或是拉丁區（Quartier Latin）深處突然開張的地下酒窖裡。在嫣紅玫瑰（Rose Rouge）有一位歌手葛蕾柯（Juliette Greco），沙特為她寫了一首輕快的歌。作家兼作曲家維昂（Boris Vian）在此演奏長號，並為《摩登時代》撰稿。
這一帶還有陶芬（Dauphine）街上的禁忌酒吧（the Tabou），雅各布街（Jacob）上的綠色酒吧（Bar Verte），不遠處，波拿巴（Bonaparte）街四十二號便是沙特的住處，是能俯瞰聖日耳曼德佩教堂與雙叟咖啡館的公寓房間。（他的母親也住這裡，一直打理他的洗衣工作。）該運動甚至有自己的官方日報《戰鬥報》，由卡繆（Albert Camus）主編，卡繆最暢銷的小說被廣泛認定是存在主義者的小說。波娃後來回憶道：「《戰鬥報》讚許地報導了我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
沙特在那段時間寫了數百萬字，包括講稿、戲劇、小說、隨筆、序言、文章、廣播、腳本、報導、哲學長篇譴責文。作家雅克．奧迪貝蒂（Jacques Audiberti）形容他「如卡車般轟隆隆地在圖書館、劇院、電影院亂停」。但晚上他會玩樂，每到傍晚結束時，他多半喝得醉醺醺，往往變得很挑釁。有一次他把卡繆打得眼圈發青，大家都驚恐地看著他。他是士兵、憤怒的一代、知情者與地窖鼠輩們的國王──用他的首席宣傳人員尚．波朗的話來說，他是「數萬青年的精神領袖」。
但如果沙特是國王，王后是誰呢？而若他是數萬青年的精神領袖，他又在哪裡領導他們？這是兩個獨立、但其實相關的問題，需要依序檢視。到 1945 年至 1946 年的冬天，他已經成為歐洲名人，也已經跟波娃交往二十年了。波娃是蒙帕納斯女孩，出生在馳名的圓亭咖啡館（Café de la Rotonde）的樓上公寓。她童年過得很苦，家庭被不名譽的破產擊垮，祖父入監服刑，母親的嫁妝再也拿不回來，而父親是個沒用的花花公子，連個正經工作都找不到。
她苦澀地寫到雙親：「我父親相信德雷弗有罪，而我母親相信上帝存在。」
她以課業為庇護，成為一個女學者，而且是相當一流的學者。在巴黎大學，她是優異的哲學學生。沙特對她感興趣，把她帶進自己的圈子裡，並告訴她：
從現在起，由我來庇護妳。
某種程度而言，這依然是事實，儘管對她來說，兩人的關係是憂喜參半。她比沙特高三公分，年紀小三歲，而且，就嚴格的學術意義來說，能力也比他強。有個跟她同年代的人，鞏迪雅克（Maurice de Gandillac）形容她的作品「精確、苛求、細緻，非常專業」。
儘管她年輕，但在哲學學位考上，她幾乎是一開始就打敗沙特，考官喬治．戴維（Georges Davy）與尚．瓦爾（Jean Wahl）都認為她是更好的哲學家。她和沙特一樣，也是個引人入勝的作家，在許多方面寫得比沙特好。她寫不了劇本，但她的自傳，儘管事實一樣不可靠，卻比沙特的自傳有趣多了。而她的一流小說《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描寫戰後法國的文學世界，贏得了龔古爾文學獎，也比沙特的任何小說好太多了。此外，除了說謊，她不具備沙特的任何缺點。
但這位才華洋溢又有主見的女人，還是成了沙特的奴隸。幾乎是從他們初次見面，她的成年生活就被占滿了，直到他過世為止。她擔任他的情婦、代理妻子、廚師跟經理，女保鏢與護士，卻在他的一生當中，沒有任何一刻獲得合法或財務上的地位。就一切本質而言，沙特對她並沒有比盧梭對泰蕾茲更好。實際上更糟，因為沙特花名在外。
文學史上，男人剝削女人到這麼糟糕的案例很少見。而沙特更特別，因為波娃是終身的女權主義者。1949 年，她寫出了現代女權主義的第一部宣言，《第二性》（La Deuxièmesexe），在全世界都極為暢銷。開篇便說「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後天塑造的」，這是刻意回應盧梭《社會契約論》的開頭。事實上，波娃是女權運動的先驅，也理當是女權運動最初的領導者。但她自己的人生，卻每一件事都背叛了她自己的主張。
沙特究竟是如何建立並維持對波娃的支配地位的，並不清楚。她無法誠實地寫出他們的關係，他則是從沒煩惱過要對他們的關係寫些什麼。初次見面時，他書讀得比她好，能摘出精華滔滔不絕，她覺得極具魅力，難以抗拒。他對她的控制顯然是知識分子的那一種，不會是情欲的掌控。她大概在一九三○年代成為他的情婦，但在某些階段結束關係。一九四○年代，他們的性關係似乎已經近乎不存在，只有當沙特找不到更好的對象時，她是永遠的備胎。
沙特是一九六○年代所謂的「男性沙文主義」的原型，想在成年生活裡重新創造兒時的「天堂」，他總是在香閨裡，被一群愛慕的女人環繞。他是從勝利與占領的角度來思考女人，他在《嘔吐》裡說：
我每一個理論，都是征服與占有的行動。我想有一天，在這些理論的幫助下，我會征服世界。
他寫道，他想要自己完全自由，並且「最重要的是，我渴望主張占有女人的自由」。
他和許多老練的誘姦者不一樣，他並不討厭女人。他確實對女人比對男人更有好感，或是許因為她們比較不會刻意跟他爭論。他提到：「比起跟阿宏討論哲學，我更喜歡跟女人聊瑣事。」他喜歡寫信給女人，有時一天寫十幾封。不過女人對他來說不是人，而是戰利品，能繫在他的半人馬腰帶上，而他企圖以偽善的面紗，試著捍衛與合理化他的征服手段。
例如他說他需要「征服女人猶如征服野生動物」，但是「這麼做只是為了改變她未被馴服的狀態，好讓她跟男人一樣平等」。或是再一次，回顧他早期的誘姦成果，他的省思是「皆有帝國主義統治的色彩在裡頭」。但沒有證據顯示這樣的想法使他偏離了潛在的獵物。他只是說給別人聽的。
沙特第一次引誘波娃時，大概說明了他自己的性愛哲學。他坦言渴望和許多女人睡覺，他說他的信條是「閱人無數、一夫多妻與公開透明」。在大學裡，有個朋友提到她的名字在法文中唸起來很像「海狸」。對沙特來說，她一直都是「海狸」或「您」，從來就不是「妳」。偶爾會有人覺得沙特把她當成一種比較高等、受過訓練的動物，他有一個策略是「主張」他「對女人們的自由」，他寫道：「海狸接受並保有自由。」
他跟她說，情欲有兩種：「必要的愛」與「偶然的愛」。後者不重要，他所給予的愛是「外圍的」，跟他維持的關係不會超過「兩年的出租期」。他對她的愛則是永遠的，「必要」的那一種。她是「中心的」。當然她也能追求相同的策略，只要沙特始終是她的「中心」、她的「必要之愛」，她就能擁有很多「外圍」，但是雙方都得「公開透明」。這不過是身為天之驕子的知識分子，對性愛玩「開誠」遊戲的另一種說詞罷了，令人聯想到托爾斯泰與羅素。沙特說，每一方都得告訴對方近況。
公開透明的策略，一如所料，最終只帶來更多層層卑劣的隱瞞。波娃試著實踐，大部分看起來是嘗試性的，或不是認真的，但沙特對她在外的戀愛消息漠不關心，這顯然令她感到痛苦。《名士風流》裡提到，當她說起被亞瑟．柯斯勒勾引的過程時，對方只有哈哈大笑而已。此外，那些被牽扯進透明策略的人，未必都喜歡這個策略，她自己最重要的一位「外圍」，某種程度來說是她此生所愛，是美國小說家艾格林（Nelson Algren）。
當他七十二歲時，兩人戀情已成回憶，他在受訪時透露自己很不滿她公開戀情，他說自己被寫進《名士風流》裡已經夠糟了，但至少書裡不是用他的本名。然而，她在自傳《最好的人生》（The Prime of Life）第二冊，不但提了他的名字，還引述他的信件內容，他百般不情願地被迫承認，憤怒地說「見鬼了，情書應該是私密的」、「我光顧過世界各地的妓院，不管是在韓國還是印度，女人都是關上大門。但這女人猛然把門打開，呼喝著大眾與媒體進來」。顯然艾格林對波娃的行為憤憤難平，以至於採訪者離開後，當晚他就心臟病發，與世長辭了。
沙特也實踐公開透明，但只到某個程度而已。他持續以對話或寫信知會她有新女友。例如：「這是我第一次睡了一個髮色深褐的女人⋯⋯體味很重，毛髮怪異，背上有少量的黑毛，但身體潔白⋯⋯舌頭像卡祖笛（kazoo）般不停地展開，直伸向我的扁桃腺。」但沒有任何位處「中心」的女人，會希望讀到跟對手有關的這類內容。當沙特 1933 年人在柏林時，波娃短暫地與他會合，他告訴她的頭一件事，便是擄獲一個新情婦，瑪麗．維爾（Marie Ville）。沙特就像雪萊一樣孩子氣，希望舊愛能贊同新歡的存在。
然而，沙特並沒有未全盤托出。當一九三○年代波娃大部分時間都在盧昂（Rouen）教書、跟他一起暫住柏林或其他地方時，他給了她一枚婚戒戴著，但這就是她距離婚姻最近的距離了。他們有私下表達感情的方式，入住飯店時，他們會簽下像有機夫婦（Monsieur et Madame Organatique）或美國的百萬富翁摩根．哈蒂克夫婦（Mr and Mrs Morgan Hattick）等這樣的假名。但沒有證據顯示他曾經想要娶她，或是給她更正式結合的選擇餘地，但她不知道的是，他曾經好幾次跟「外圍」的對象求過婚。
波娃顯然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感到格格不入，她從未心平氣和地接受沙特的情婦們。她怨恨瑪麗．維爾，她更怨恨歐爾佳．柯薩基維奇（Olga Kosakiewicz）。歐爾佳是最被惡意對待的一個，而且她還是波娃的學生，波娃非常不喜歡歐爾佳，以至於把她寫進小說《女客》（L’Invitée）裡，並在小說中謀殺了她。她在自傳中坦承：「我對沙特把情況搞成這樣非常惱火，也氣歐爾佳利用了這個局勢。」她反擊：
我不打算屈服於她的主權地位，我始終都占據這個位置，宇宙的最中心。
但是任何覺得自己的愛人處於「宇宙最中心」的女人，都沒有堅定的立場去阻撓沙特偏離軌道。波娃的做法是透過參與，試著掌控他們。這三方──沙特、波娃與女孩（多半是學生，不是他的學生就是她的學生）形成三角關係，而波娃負責監督。他們經常利用「收養」的形式，到一九四○年代初期，沙特變得以誘姦自己的女學生而臭名遠播。勞勃．法蘭西斯（Robert Francis）在對《無處可逃》不友善的評論中寫道：
可是當波娃教了更多適合的女孩，就有更多受害者變成了她的學生。確切來說，波娃當時曾經很接近老鴇的角色，同時，她在不想失去愛情的渴望裡，形成自己跟這些女孩們的親密關係。當中有一位是俄國流亡者的女兒娜塔莉（Nathalie Sorokine），是波娃在戰爭期間於帕西（Passy）的莫里哀中學（Lycée Molière）教書時最優異的學生。1943 年，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對波娃提起訴訟，告她誘拐未成年人，是會被判入監服刑的嚴重刑事罪名。共同的友人居中調停，最終撤銷了告訴。但波娃被禁止進入大學，並被吊銷了終身教職，餘生不得在法國任何地方教書。
為什麼托爾斯泰大談「博愛」，卻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
為什麼高談「自由」的易卜生，卻犧牲了他人的人生？
因為，他們是這世上最會說故事的人⋯⋯
保羅．約翰遜最受推崇、也最多爭議的經典大作──現代人必看的「除魅」之書。
本書挑選出當代最有代表性的十多位知識分子，細細檢視他們的私人生活。你將發現，他們的眼光常常失準，也常常自相矛盾。他們表裡不一、極度虛榮、欺騙成性、性關係複雜，多數拋家棄子，極端的行為甚至害慘了整個社會。
這是一本知識分子的「除魅之書」，現代人將從中得到借鑑──要當心知識分子的言行、所屬團體，也要懂得質疑他們，因為他們常常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人」遠遠比他們崇高的理念來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