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捷運遊台北】巖疆鎖鑰北門站

如果各位朋友經常搭乘台北捷運，或許有注意到自去年 2 月開始，各個捷運站的詢問處，都設置了刻有車站站名、周邊景點的特色紀念章。因應不同捷運路線，站方還貼心地準備了不同顏色的印臺以為區別。是故，對於喜歡探訪古蹟與搜集章戳的筆者而言，捷運紀念章，便成為深入了解台北的最佳誘因與媒介。

說來冒昧，大家知道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內，至今仍留有清領時期的四座城門嗎？要談起這些城門，就不能不說到台北建城的歷史。19 世紀末，以日軍攻台的「牡丹社事件」為契機，清廷採納了臣僚沈葆楨（1820-1879）的建議，在北台灣新成立「台北府」，下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基隆廳。

為了營建台北府城的官廳與城郭，幾經權衡，清廷決定以原有的商業聚落：大稻埕（今大同區西南）與艋舺（今萬華區一帶）為基準，在兩地之間的廣袤農地興建台北城新址。

在官員林達泉（1830-1878）、陳星聚（1817-1885）及劉璈（？-1889）等人的先後努力下，1884 年，設有五座城門、以堅固城牆所圍繞的台北城，總算順利宣告竣工。

台北城完工之後，城牆內的區域，便被時人稱為「城內」或「城中」（註 1）。此後，由於許多政府單位與金融機構都設置於此，台北城遂逐漸成為大台北地區、乃至於全台灣的政治及經濟中心，更與大稻埕、艋舺合稱「台北三市街」。若要對台北市的發展軌跡有所認識，「三市街」可說是絕對不容錯過的歷史景點。

基於交通的便利性與資料的掌握程度，筆者決定先以台北舊城區，作為第一個收集章戳暨訪古尋幽的歷史區域。至於探訪的第一站，則是堪稱清代台北城正門的北門站。

北門站章

在步出捷運站之前，別忘了先蓋北門站的專屬紀念章。透過紀念章的圖案設計，我們可以迅速對車站周邊的景點與特色有個概略的認識。如同車站名稱，台北府城北門，自然當仁不讓地獲選為車站的象徵。此外，座落於北門旁邊、頗富時代感與設計感的「台北郵局」，也毫不意外地雀屏中選。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北門、台北郵局這兩處北門地區的知名古蹟之外，紀念章的另一個圖案，居然是台看似毫不相干的照相機。不過，若是喜歡攝影的朋友，可能知道位於北門附近的博愛路與漢口街口，其實是台北市內相當著名的「相機街」，坐落著為數甚多的照相及攝影器材專賣店。

北門地區之所以會形成如此特別的相機商圈，在於博愛路、漢口街口不只位於政府機關密集的「城中」地區，更鄰近堪稱台北交通大動脈的台北車站。兼具情報豐富與交通方便的雙重條件，這一帶的報社、新聞業相當發達，連帶促成攝影器材相關產業的活絡，遂形成了今日的「相機街」風貌。

蓋完了捷運紀念章之後，大家也別錯過站內講述北門周邊歷史的陳列與布置。這些展示的樣品，是台北捷運公司當初在進行松山線工程時，意外在北門站周遭挖掘出土的清領及日治時期建設遺跡。

大致對車站附近的代表景點有了概念之後，接下來我們從1號出口出站，在塔城街與忠孝西路交叉口左轉步行。用不了多久，我們的右手邊，就會出現一座最近頗受政府與文化資產保存團體關注的清代古蹟：北門「承恩門」。

北門：台北城的正門

今日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北門」一名，其實是前人留下來的通稱。這座落成於1884年的台北城北門，官方名稱則為「承恩門」。

說起承恩門一名的由來，我們就必須談到北京與淡水河。由於清代首都北京位於台灣的北方，加以官員來台北赴任時，多是乘船自淡水河口上溯至北門附近靠岸，再從北門進入台北城。是故，北門不僅在城外設有迎接官員的「接官亭」，更因為承接來自北京的「天恩」，遂被取名為承恩門。

靠近淡水河的地理位置，固然利於官民利用水路出入府城；反過來說，若是敵人也利用水運，同樣可以迅速攻抵北門。為了強化北門的防衛能力，設計者除了另外在北門外側建設了甕城（註 2）與護城河之外，亦採用碉堡式的封閉設計，將北門的屋頂、牆面乃至於臺座完全合成一體，並在城門上鑲以鐵皮，使其能夠承受現代火炮的攻擊。

基於北門擁有堅強的扼守形勢，清代官員便在甕城拱門之上，掛上題有「巖疆鎖鑰」四字的匾額，期許北門能夠發揮強大的防禦能力，阻外敵於城門之外。

就在北門竣工的十年之後，清廷便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和談的代價，則是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其後，便是許多讀者朋友都很熟悉的「台灣民主國」成立，日本政府則派遣近衛師團來台武力接收。

然而，由於民主國部隊緒戰失利，正、副總統唐景崧（1841-1903）、丘逢甲（1864-1912）先後內渡中國，使得台北城頓時陷入群龍無首的失序狀態。最後，台北的仕紳及富商便推派辜顯榮（1866-1937）為代表引導日軍進城，以期恢復社會秩序。

看似固若金湯的北門，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地為日軍所接收。更諷刺的是，總督府後來拆除北門甕城的時候，更將刻有「巖疆鎖鑰」四字的石材卸下，使其成為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的涼亭礎石。

隨著日本在台灣的統治逐漸步上軌道，總督府也開始推動名為「市區改正」的都市計畫。1905 年，總督府以將在台北城新闢九座城門為由，不僅將護城河加以填平，更拆毀了台北城的部分城牆與寶成門（即西門）。其後，總督府再次宣布，為了便於落實都市計畫，要將台北城剩餘的城門與城牆全數拆除。

對於不少台北在地仕紳而言，由於他們曾出資贊助府城的修築，甚至隱有互相競爭的心理，總督府拆除城門的政策，竟然意外引起仕紳們不小的反彈。最後，總督府決定與之妥協，保留了北門在內的四座台北舊城門（但北門、東門的甕城仍被拆除）。1935 年，總督府又依據《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正式將北門等四座城門定為史蹟，予以保護。

即便如此，政權的更迭，使得北門又得重新面臨未知的挑戰。1945 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治權。四年之後，台北便成為國府的「戰時首都」。為了宣示中國主權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到了 1960 年代，政府除了動工興建華北宮殿式的「中山博物院」（即故宮）、「國父紀念館」等建築物之外，更以「整頓市容」為由，將東門、南門、小南門三座城門也改建為華北式風格的城樓。

至於北門所身處的忠孝西路，市政府則決定興建橫跨鐵道路線、連接忠孝橋的高架橋（即忠孝橋引橋）。為了便於施工，市府打算將路線上的北門直接予以拆除！幸好，在多位學者的極力爭取下，市府最後同意改以彎道方式，使高架橋繞過北門。

是故，好不容易搶救下來的北門，此時便被數條高架橋所包夾，城門結構更因此遭到橋身壓迫，難以一眼窺其全貌。

1980 年代晚期，隨著華山至萬華段的鐵路終於完成地下化，以往用來解決交通問題所興建的高架匝道，其存在的必要性也逐漸降低。1995 年，圍繞著北門的其中一條高架道路（即延平南路匝道）因為使用率偏低，而被市府動工拆除。

以此為契機，二十年後，市府也繼續依照 2013 年的計畫，將忠孝橋引橋完全予以拆除。至此，北門才終於擺脫揮之不去的「緊箍咒」，得以恢復早年的美麗天際線。

簡單看過了北門的歷史故事之後，大家不要急著穿越城門。因為，就在北門的正前方，還存在著兩處與日治時期鐵道運輸密切相關的歷史景點。

總督府鐵道部：「台鐵」的前身

位於北門正面，有座紅磚的典雅建築正在進行維修工程。這棟建築，便是由總督府營繕課的知名技師森山松之助（1869-1949），所規劃設計的總督府鐵道部廳舍（以下簡稱「鐵道部」）。

有些讀者朋友可能不知道森山氏是何方神聖。不過，大家很可能在無意間看過他的設計作品而不自知。例如，今天我國的監察院（原台北州廳）、總統府（原台灣總督府）乃至於台南的台灣文學館（原台南州廳），都是出自於森山氏之手。

要說起鐵道部的由來，就必須提及 1895 年的日本武力接收台灣。且說日軍登陸台灣之後不久，便成立了「臨時台灣鐵道隊」，以負責恢復、維持接收地點的鐵路運輸工作。

四年之後，隨著日本在台統治基礎逐漸穩固，總督府也決定成立專責鐵路事務的行政部門，遂將「臨時台灣鐵道敷設部」（筆者按：日文「敷設」即「鋪設」之意）改組為台灣總督府鐵道部，使其成為總督府的下轄機關。

至於鐵道部的位址，總督府則選定位於北門對面的清代台北機器局原址。這處台北機器局，原本是巡撫劉銘傳（1836-1896）用以鑄造彈藥、貨幣及維修鐵道的工廠。到了 1895 年，遂為總督府所接收。

起初，總督府將機器局交給陸軍管理，遂被改為砲兵工廠，繼續肩負生產、維修兵器的任務。1900 年，總督府將工廠移交給鐵道部，改稱「台北工場」（筆者按：日文「工場」即「工廠」之意），負責鐵道運輸的相關維修事務。

1910 年代晚期，森山松之助所設計的鐵道部廳舍，也於工場南方順利完工。「南廳舍、北工場」的布局，使得北門一帶，成為全台灣鐵道事務的統籌、監督重鎮。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鐵路是總督府有意發展的重點事業，鐵道部長一職，經常由總督府的第二號人物──民政長官（如後藤新平、下村宏等人）兼任。直到 1924 年，總督府將轄下的遞信局與鐵道部合併成立交通局，鐵道部才脫離總督府的直轄，成為交通局的附屬部門。

1945 年，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治權，隸屬交通局的鐵道部，先是被改制為交通處鐵路管理委員會；三年後，該會又改稱為台灣鐵路管理局（簡稱「台鐵」），直至今日。是故，鐵道部不僅可說是台鐵的前身，直到 90 年代以前，台鐵本部的員工，也仍然以舊鐵道部廳舍作為辦公場所。

1989 年，伴隨著改建完成的第四代台北車站重新啟用，台鐵本部也隨之進駐新車站。人去樓空後的鐵道部舊廳舍，卻也因此面臨建築年久失修的老化問題。

2006 年，為了配合捷運松山線施工，有關單位在拆除鐵道部附屬建築時，意外發現清代機器局的部分圍牆。

有鑑於鐵道部舊廳舍留有部分清領、日治時期的建築遺跡，極具保存、維護的價值，政府便從善如流，除了將鐵道部指定為國定古蹟之外，更委託台灣博物館進行修復、規劃作業。未來，鐵道部將以「鐵道部博物館園區」的新身分，搭配北門周遭的古蹟景點，成為一個複合式的歷史園區。

同樣都是因應鐵路運輸而誕生的建築物，另外一處景點的遭遇，可就不像鐵道部這般幸運了。若是沿著忠孝西路往台北車站的方向步行，用不了多久，左側就會出現一棟荒廢許久的破敗建築。它，就是近來經常躍上媒體版面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倉庫，簡稱「三井倉庫」。

三井倉庫：鐵路時代的見證者

若是談起台北市內最近頗受關注的歷史建築，三井倉庫絕對是榜上有名。不過，若是各位朋友對這件事情不甚熟悉，看到下圖這棟建築物，說不定會誤以為是某座棄置的荒廢遺跡吧？

如同它晦暗不明的外觀，目前我們對三井倉庫的認識，仍然留有相當多的殘缺之處。這座曾由「日本四大財閥」（註 3）之一的三井集團所擁有的舊倉庫，大約建於 1913 年。

之所以將倉庫設置於此，在於 1901 年，總督府為了配合鐵道路線的開通與都市計畫的推動，將台北車站從大稻埕的南側（今鄭州路）遷移至鐵道部東側的三線道路（今忠孝西路）上。是故，三井物產為了利用鐵路運輸集散貨物，才在台北車站西側的土地上設立倉庫。

即使今日的三井倉庫顯得有些破敗，其中央山牆仍能隱約見到三井物產的「丸に井桁三」商標（註 4）。附帶一提，三井倉庫也是目前全台唯一留有三井物產商標圖案的建築物。

1945 年，隨著日本的戰敗，三井倉庫也為國民政府所接收，交由台灣省政府的物資局使用。近年來，隨著「台灣省虛級化」（即「凍省」）的推動，三井倉庫也先後移交給台灣鐵路管理局及台北市政府。到了 2010 年代，市政府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將三井倉庫指定為「歷史建築」。然而，其多舛的命運並未至此劃下句點。

2014 年，新任市府將台北府城北門（承恩門）定位為「台北門戶」。是故，主打重現北門風貌的「台北府城門－北門周邊廣場改造計畫」，便成為台北市文化局亟欲推動的政策之一。

為了落實該計畫，市政府不僅動工拆除了緊鄰北門的忠孝橋引橋，更計畫透過景觀設計的方式，試圖部分恢復北門的甕城與護城河遺跡。

然而，北門所在的忠孝西路，可謂台北市的交通動脈。由於北門為國定古蹟，在其位置無法移動的前提下，若要重現北門的甕城與護城河，北門廣場勢必得向北方擴張，連帶使得忠孝西路必須往北遷移。此時，矗立在路旁的三井倉庫，便成為市府不得不正視的燙手山芋。

為了解決路線北移的問題，市政府遂試圖移動三井倉庫的位置，打算將其拆卸東移 50 公尺後，再就地重建。不過，北門與三井倉庫之間的距離路徑，正是總督府按照都市計畫拆除台北城牆、修築三線道路的痕跡。文化資產保存團體認為若是任意移動倉庫位址，將無法完整呈現當時在此建立三井倉庫的歷史意義。

面對文資團體的質疑，市政府則以「交通流量考量」，作為支持遷移倉庫的論據。但是，除了文資團體另外提出「原址保留，交通分流」的替代方案之外，更有市議員認為所謂的「交通因素」，只不過是財團用來遊說市府的藉口，使得三井倉庫移址與否一事，頓時陷入僵局。

今年年初，市政府在拆除忠孝橋引橋之後，發布了一則新聞稿，指稱忠孝西路的路型調整，將在今年 11 月底前完工。6 月，台北市文化局長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明確指出市府將在 10 月拆遷三井倉庫。不久，台北市議會便正式通過了拆遷倉庫的預算。

部分媒體推測，市府之所以加快三井倉庫的遷移工作，在於明年元宵燈會與世界大學運動會的日程已經逐漸逼近所致。如此看來，三井倉庫的搬遷，已可說是箭在弦上，難以挽回。

關於倉庫移址一事孰是孰非，由於筆者資料不足，暫時不便作出評論。不過，既然三井倉庫「被搬家」已經幾乎拍板定案，其後的重建與再利用，便是值得市府深思的課題。

筆者認為，市府不妨學習台南安平「夕遊出張所」的案例，不僅修復舊建築，更應結合文化創意產業，給予三井倉庫一個新的故事與生命。比起單純地重建、維護古蹟，若能結合文創事業「寓教於樂」，相信更能引起市民的認同與感動。

在看完了三井倉庫一波三折的身世之後，現在我們可以穿越北門的拱門。此時，矗立在我們眼前的土色建築物，便是另一座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古蹟：台北郵局。

台北郵局：台灣郵政系統的重鎮

眾所周知，在網際網路尚未出現的近代，當時的信息傳遞，主要是依賴郵件與電信（如電報、電話）的方式。是故，日本政府派兵武力接收台灣的時候，也極度重視信息的聯絡，一待軍隊登陸台灣，便在途經的重要城鎮，設立負責郵政業務的「野戰郵便局」（筆者按：日文「郵便局」即「郵局」之意）。

翌年，隨著總督府順利地在全台建立治權，「野戰郵便局」一名遭到廢除，郵政的主管單位，也從軍方轉移到總督府轄下的民政局。此時，總督府鑒於部分郵局設置於戰爭時期，其規模將不敷業務需求，便重新予以設計改建。

1898 年，新建的木造兩層台北郵局宣告竣工。然而，這棟新郵局卻在十五年後的一場火災中，意外遭到焚毀。

由於台北郵局所在的北門地區鄰近台北車站與許多官署，位置可謂十分重要，總督府便在同年 11 月，原地重建了一座臨時郵局。不過，礙於臨時郵局實在難以負荷如此繁忙的業務量，總督府終於決定就地重建一座全台規模最大的郵局。

關於新郵局的具體設計，總督府交由營繕課技師栗山俊一加以規劃。1930 年，總督府在花費了號稱「破天荒」的 56 萬円之後，以鋼筋水泥建成的三層郵局總算重建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新郵局的正門不僅設計了頗為氣派的五道圓形拱門，牆面還刻意使用素有「防空色」之稱的土色磁磚，以預防將來可能的空襲攻擊（註 5）。此外，由於當時認為郵政與電信業務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新完成的郵局廳舍部分空間，則由台北電信局加以使用。

1945 年之後，隨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北郵局也迎來了新的主人與命運。由於台北郵局位於交通樞紐，其業務量比起日治時期又變得更為龐大。是故，主管單位除了將三層建築增建為四層之外，又以方便郵務車進出為由，拆除了台北郵局正面的五道拱門。

其後，由於台北郵局的建築結構逐漸老舊損壞，主管單位遂開始出現拆除台北郵局的構想。所幸，在學者與在地居民的爭取呼籲下，1992 年 8 月，台北郵局終於被政府認定為國家三級古蹟，免除了可能被拆毀的命運。

進入 21 世紀，主管單位也逐漸正視台北郵局外牆剝落等毀損問題，開始積極動工修復。2014 年，除了當初被拆除的五道拱門仍未重建之外，台北郵局的修復工作，可說已大致告一段落。

今天的台北郵局，除了建物主體仍是辦理郵政業務的郵局之外，部分空間也成為交通大學的台北校區及郵政博物館分館。

由於台北郵局身處的北門圓環一帶，目前正是台北市政府意圖推動的「西區門戶計畫」重點區域。短期之內，這裡應該仍然會是市府、媒體與文資團體的關注焦點。

看完了位於忠孝西路上四處古蹟之後，接下來我們可以轉進相對幽靜的延平南路，以隱身於此處的「撫台街洋樓」，為這次的旅行畫上暫時的休止符。

撫台街洋樓：獲得新生的日治歐風商社

如同三井倉庫，撫台街洋樓同樣也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商用建築。要談到洋樓落成的緣由，首先得以一家日本的建商，作為故事的開頭。1900 年，建築技師高石忠慥（1850-1922）在台灣成立了負責承包工程、銷售建材等業務的土木營造公司─高石組。

此時，由於總督府正好開始推動都市計畫，高石組的業績可說是蒸蒸日上。1908 年，意氣風發的高石組，更是一舉拿下總督府所發包的「兒玉總督後藤民政長官紀念館」（今台灣博物館）工程。

隨著事業越做越大，高石忠慥也開始計畫在城中地區，正式設立公司的營運據點。最後，高石氏選定了今天的延平南路一帶，作為高石組的辦公所在地。1910 年，以石材與木料混搭的高石組洋樓宣告完工。由於洋樓位於撫台街上，因此又有「撫台街洋樓」之稱。

關於撫台街一名的由來，則是因為清領時期的台灣巡撫衙門，便設置於今天的延平南路與武昌街口，而「撫台」則是「巡撫」的別稱。

到了日治時代，總督府先是推行「市區改正」計畫，將今天的忠孝西路、中華路、武昌街、博愛路一帶更名為「撫臺街」；其後，又將「撫臺街」改制為「大和町」。是故，時人也將高石組的洋樓，稱為「大和町洋樓」。

1940 年代前後，隨著日本政府將大量的資源投注於中國戰場，高石組所能承包的營建案子也越來越少。最後，高石組決定結束台灣的業務，將洋樓賣給了從事酒類貿易的佐土原商事。

1945 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接收台灣。此時的撫台街洋樓，則成為台籍知識份子宋斐如（1903-1947）所創辦的《人民導報》報社本部。

二戰結束不久，國府便與共產黨發生了內戰。由於宋斐如曾擔任中蘇友好協會幹事，加以《導報》總編輯蘇新（1907-1981，「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實為共產黨員，1946 年，以《導報》刊登了一則討論國共和談的文章作為導火線，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先是要求宋斐如辭去報社社長一職，隨後更以「煽動暴動」等罪名查封報社。

撫台街洋樓的產權，就這樣為行政長官公署所接管。其後，洋樓甚至曾經成為警備總部的辦公室及軍眷宿舍。

20 世紀末，伴隨著政治解嚴、警總改制等事件，原本住在撫台街洋樓的軍眷也開始逐漸搬離，而人去樓空的洋樓建築，則變成半荒廢的閒置狀態。即便台北市政府於 1997 年將洋樓認定為市定古蹟，卻仍是並未投入經費、人力加以維護。

2000 年，撫台街洋樓附近的木造房屋發生火災，火勢更延燒到洋樓，造成洋樓結構部分毀損。

以此為契機，台北市文化局開始積極要求有關單位編列預算予以修復，更邀請文資團體進駐、管理洋樓。自 2014 年以後，撫台街洋樓便成為文資團體保存在地文化的重要據點之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城中」地區所留下的古蹟，大多是日治時期的官署建築，像撫台街洋樓這樣保存至今的民間建物，可謂相當少見。

此外，當初興建洋樓的石材，除了部分來自唭哩岸之外，據說也有從拆毀的台北城牆中加以挪用（註 6）。大家下次若有機會來到北門，也別忘了來看看這棟繼承清領、日治、民國三代歷史記憶的撫台街洋樓吧！

每座古蹟，都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故事

在這篇文章，筆者以捷運北門站為起點，簡單帶各位讀者朋友瀏覽了北門、鐵道部、三井倉庫、台北郵局及撫台街洋樓五處古蹟的歷史軌跡。無論是建於清領還是日治時期，也無論是否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這些歷經風霜的古蹟背後，其實都有一段屬於它們自己的動人故事。

身為接受歷史學訓練的文字工作者，筆者越是努力挖掘這些古蹟的過去，越是覺得自己有責任，將這些故事傳遞給更多朋友知道。唯有了解我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我們才會發自內心地去珍惜它所留下來的歷史記憶。

時間固然不斷前進，但歷史，絕非毫無用處的陳舊之物。如何在城市發展與維護古蹟之間取得平衡，相信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更是深愛這塊土地的每一個人，都必須認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註 1：二戰之後，國民政府重新調整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此時，「城中」便從時人的通稱，正式升格為行政單位「城中區」。1990 年，隨著台北市再次進行區劃重整，城中區遂與古亭區合併為今天的中正區。不過，今日的台北舊城區仍然偶爾可見「城中」之名，如靠近北門、位於忠孝西路與重慶南路交叉口的消防局，至今仍是稱為「城中」分隊。

註 2：守城方為了保護城門，常會在城門之外，另外修築一圈圓形或方形的小城，形成兩道防護。即便敵軍攻破甕城的外門，仍得再突破一道城門與守方的反擊，才得以進入城內。另外，為了阻礙敵人攻城，守城方通常會刻意不將甕城城門與受保護的城門置於同一條直線上，以迫使敵軍轉向，藉此遲滯對方的進攻速度。

註 3：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個超大型財閥。二戰之後，這四家大型財閥全被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強制解體。

註 4：一般而言，三井財閥旗下的子公司都是使用「丸に井桁三」商標，即一個圓圈中有個呈 45 度角的「井」字，「井」字中又有個「三」字。不過，根據三井集團的官網說明，三井物產的商標並沒有最外面的圓圈，這也跟今日三井倉庫所留下的圖案相符。

註 5：事實上，台灣不少完成於 1930 年代左右的官廳或校舍，都使用了「防空色」的牆面設計，例如台灣大學的校門、文學院（原文政學部）及校史館（舊圖書館）皆是如此。

註 6：這種將舊建材挪用至新建物的現象，在日本的戰國時期其實相當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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