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共產時代的傳奇英雄，改變中國的加拿大醫生

白求恩，一個對大多數台灣人來說陌生的名字，在中國卻是家喻戶曉。他的知名度要歸功於在他過世之後，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紀念白求恩〉，而這篇文章在文革時期是必讀的「老三篇」[1]之一，和《毛語錄》一樣，人人都背到琅琅上口。

但誰是白求恩？他跟毛澤東又有什麼關係呢？

白求恩其實是加拿大人 Norman Bethune 的中文名字。1890 年，他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一個蘇格蘭裔的家庭，父親是基督教長老會牧師，母親也是同屬於長老會的傳教士，家中宗教氣氛可謂十分濃厚。不過，大概是物極必反的關係，白求恩後來不僅成為一名無神論者，而且他選擇和祖父相同的道路，進入多倫多大學修讀醫學。

在他就讀醫學院期間，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愛國心切的白求恩立刻休學，加入加拿大陸軍醫療隊，1914 年 9 月前往英國，隔年再赴法國參戰。而後由於在戰況激烈的比利時伊普爾（Ypres）城[2]不幸負傷，他被緊急送往英國接受三個月的治療。痊癒後他回到多倫多完成學業，最終取得醫學士學位。

一般而言，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會忙於求職，或是全心投入新工作，但白求恩或許有憾於他先前從軍時間過於短暫，便再度加入加拿大皇家海軍，擔任中尉軍醫。戰後，他先在加拿大行醫，沒多久又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進一步受訓為外科醫生。

從雲端跌到谷底

1923 年，33 歲的白求恩娶了 22 歲的蘇格蘭女孩，法蘭西絲・潘妮（Frances Campbell Penney）。小倆口在歐洲蜜月旅行半年之後，選擇在美國底特律落腳，白求恩也再度開業。對此時的他來說，未來似乎一片光明。

可惜，白求恩是十足的工作狂，常常把老婆晾在家中，而且據說他脾氣暴躁，極難相處。他跟法蘭西絲的婚姻因而僅僅三年就宣告破裂。但他的霉運還沒走到盡頭，肺結核很快就找上了他。雖然這種病在當時並非不治之症，卻有極高的死亡率。因此也難怪，在得病後的住院療養期間，他一度萬念俱灰，以為死神將近。

在偶然的機會下，他讀到一篇關於人工氣胸的文章，儘管風險很高，白求恩卻深信這可能是治癒肺結核的好方法，於是極力說服醫生為他動手術。果然，他的判斷與賭注是對的。手術後他的身體大有起色，1927 年年底就順利出院。

富人的結核病，窮人的結核病

罹患肺結核的經驗影響白求恩的人生相當深遠。他決定要盡全力救助更多的結核病患，於是，他前往蒙特婁，跟隨在肺外科領域數一數二的愛德華・亞奇博德（Edward William Archibald）教授學習。後者在麥基爾大學執教鞭，也在隸屬於麥基爾大學的皇家維多利亞醫院（Royal Victoria Hospital）擔任外科醫生，而身為亞奇博德教授第一助手的白求恩也同樣在教學、研究與臨床之間忙得不亦樂乎。精力充沛的他還抽空發明了像是肋骨截斷器等數項外科器材。

1920 年代後期的蒙特婁，確實是個學習如何治療結核病的好地方，有著世界知名的肺外科專家，但諷刺的是，魁北克省的肺結核致死率也高居全加拿大之冠，而大多數病例就集中在蒙特婁。此外，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時期，作為加拿大第一大城的蒙特婁也遭到重創，失業率節節攀升，許多人不是被迫同擠一間狹小公寓中，就是流浪街頭。在這種情況下，就別提如何負擔得起當時「按服務收費」（fee for service）的醫療服務。

白求恩曾感嘆地說，他常常面臨要不要讓病患出院的兩難。因為他深知，病人即使痊癒出院，也只是回到最初讓他生病的地方。

他還說過，結核病有兩種，一種是富人的結核病，一種是窮人的結核病。富人得了結核病可以治癒，窮人得了結核病卻是死路一條。

原因無他，只因為窮人沒有活下去的本錢。

正式加入共產黨

從以上這段話就可以看出，白求恩已經注意到階級問題。他對醫療制度的社會層面開始感興趣，並主張肺結核不僅僅是生理疾病，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可是，他的觀點並未獲得同事的認同。而他在穿著上、教學態度上不拘小節的態度也與保守拘謹的同事格格不入。更糟的是，他跟亞奇博德教授的關係日漸惡化。1932 年秋天，他被迫離開皇家維多利亞醫院。

幸好，蒙特婁聖心醫院（Sacré Coeur Hospital）新成立了結核病科，正需要人接下主任一職。 1932 年 11 月，他便轉往聖心醫院工作。在那裡，白求恩依舊不改初衷。他發現他對於結核病的認知以及對社會變革的企求，都可以在新興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找到共鳴。

或許就因如此，1935 年，他前往蘇聯參加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見證到蘇聯全民醫療福利制度的優點。深受啟發的他返國後便大力鼓吹社會主義的醫療制度，也成立蒙特婁保障人民健康團體（Montreal Group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Health），收集資料研究貧窮與疾病之間的關聯。1936 年，白求恩更進一步成為加拿大共產黨的一員。

共產中國的英雄

雖然白求恩一心想為人民服務，加拿大人民卻普遍對他的提議興趣缺缺，某些他的同行也大肆抨擊他對於醫療制度改革的看法。心灰意冷之餘，白求恩辭去聖心醫院的工作，赴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行動。

當他再度返回加拿大時，正值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堅信「西班牙和中國都是同一場戰役」的他，1938 年1 月前往中國。這是他最後一次離開加拿大，也是他參與的最後一場戰爭。

他一抵達武漢，首先見到的共產黨代表是周恩來，接著在 3 月底他到達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跟時任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會面。兩人數小時的交談給白求恩留下很深的印象。不過，白求恩並未留在延安太久，一個月後，他反而深入戰況更加激烈的晉察冀邊區。因為有毛澤東的背書，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聶榮臻，便聘請白求恩擔任軍區衛生顧問。

儘管白求恩擁有豐富的戰地醫療經驗，他依舊震驚於晉察冀邊區醫療環境的惡劣。其中最嚴重的是，專業醫護人才的不足。因此，儘管語言不通、必須仰賴翻譯的困難，他還是快速地訓練出一批年輕人接手急救和基本外科手術，再讓他們把所學到的知識傳播出去。

強調「醫生不應該坐等病人來找他們，而是應該到病患身邊去」的白求恩，也親自帶領一支流動醫療隊，主動到前線去醫治傷員。而他的出現也大大提振了八路軍的士氣。

據說，白求恩曾在 69 個小時之內連續進行 115 次手術，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加上伙食不好，使他的免疫力逐漸下降。他曾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感嘆，他的視力變差，牙齒也不太好，有一邊耳朵也聽不到。他越來越疲憊，以致於在一場手術中，他一不小心就割傷了左手中指，他當時還不以為意，卻在稍後治療另一名嚴重感染的病人時，感染了敗血症。1939 年11 月 12 日，白求恩病逝於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

白求恩在中國生活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卻是這個亞洲國家給了他歷史上的定位。

當他過世的消息傳到延安，共產黨為他舉行了長達四小時的紀念大會，陸續前去悼念他的人數也高達萬人。然而，使白求恩聲名遠播的真正關鍵是毛澤東的文章〈紀念白求恩〉。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將白求恩塑造成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社會主義的榜樣。文革期間，再透過強制背誦的方式，灌輸人民以國家與團體利益為重的主流意識形態。

中國以白求恩命名的醫院、學校接二連三地成立。中共還發行以白求恩為主題的電影，以及郵票、徽章、海報等多種紀念品。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白求恩從一名加拿大醫生搖身一變為共產中國的英雄。

一把開啟中國大門的鑰匙

然而，白求恩在故鄉加拿大的知名度卻遠遠不如他在中國的名氣。

因為他是一名共產黨員。

二次大戰期間，由於蘇聯對納粹德國徑自出兵西歐的行為不聞不問，被加拿大人視為納粹德國的同路人，而加拿大共產黨也被當作蘇聯的爪牙。

1940 年 6 月，加拿大政府進一步宣布加拿大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在這種背景之下，白求恩的共產黨員身份只會帶來災難，他的親友多半害怕受他牽連，甚至他的姪女就乾脆燒燬他從中國寄來的所有信件。到了冷戰時期，民主陣營與共產勢力涇渭分明，特別是韓戰時中國與加拿大兩邊軍隊第一次直接對峙，加拿大人更不會給自家的共產黨什麼好臉色看。

必須等到 1960 年代，加拿大才逐漸認識到白求恩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加拿大與中國雖沒有正式邦交，非正式的往來卻不少。1950 年代末的大躍進運動，導致中國食物嚴重短缺。加拿大不顧美國封鎖中國的禁令，第一個向中國伸出援手，從1958 年起便輸出小麥到中國。也許有人會認為，加拿大此舉純粹就利益考量，但兩國關係確實因此逐漸破冰。

1960年，為了紀念白求恩的貢獻，一支北京京劇團遠赴皇家維多利亞醫院演出。隔年，麥基爾大學醫學院雷諾・克里斯帝（Ronald Christie）教授等人到中國參訪，與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部）協議展開學術交流計劃。

無論是政府單位或是民間，在雙方日趨頻繁的互動中，白求恩是難以忽視的關鍵字。加拿大人去中國時，會發現當地人對他們猛誇白求恩的無私精神，或者邀他們去石家莊參觀白求恩墓園。而中國人去加拿大時，必逛景點之一就是白求恩出生地。

加拿大人，特別是政治人物理解到，白求恩是一把開啟中國大門的鑰匙。

重新「發現」白求恩

1970 年，加拿大宣布與中國建交，成為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之一。自此加拿大政府開始有意地提高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地位。

1972 年，加拿大聯邦政府正式承認白求恩為重要歷史人物之一。隔年，在加拿大當時的總理皮耶・杜魯多（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也是現任總理賈斯汀・杜魯多的父親）訪問中國期間，加拿大政府順利買下白求恩故居，並著手改建該處為紀念中心，3年後對外開放。另外，在杜魯多總理第三次訪問中國時，他送給中國兩件白求恩發明的外科器材。1977 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CBC）推出電影《Bethune》，由據說很崇拜白求恩的加拿大影星唐納・蘇利文（Donald Sutherland）扮演該角色。[3]

在加拿大官方重新「製造」白求恩形象的過程中，中國也幫了一把。除了不斷有中國遊客前往白求恩的出生地參觀，1977 年，中國政府送給蒙特婁市政府一座白求恩雕像，這座雕像而後矗立於位在市區的白求恩廣場。 1983 年，中國駐加大使贈送白求恩相片集給麥基爾大學。1990 年，為紀念白求恩誕辰一百週年，兩國還聯合發行紀念郵票。

加拿大認同與兩個中國

透過提高白求恩的地位，中、加兩國確實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但他們也各自有其他的考量。

比方說，加拿大藉由友善的中國政策，打算與當時極度反共的美國區隔開來，以建立自己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加拿大與美國雖然都曾是大英帝國的一份子，二次大戰後，美國卻在國際政治上、流行文化上的影響力逐漸增強，讓許多加拿大人開始思考加拿大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是加拿大文化等問題。因此，加拿大政府主動與中國交好的策略，可以視為加拿大向美國、向國際社會宣示：我們擁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們不是美國的附庸！

至於中國，與加拿大的交好，不但帶來經濟上的援助，雙方的建交也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儘管中華民國在 1949 年撤退到台灣後，實際統治的領土與人民都大幅縮小，但西方國家起初囿於意識形態，仍承認作為「民主燈塔」的中華民國是唯一的中國。

然而，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西方社會轉而認為由蔣介石領導的政府法西斯極權，貪污腐敗；而毛澤東領導的政府才真正代表了人民的聲音。這當然過度美化了中共政權。不過，加拿大與中國的建交就像推骨牌一樣，西方各國繼加拿大之後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正當性。

那麼，該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怎麼辦呢？

杜魯多政府在這點上傾向承認「兩個中國」的現實。只不過，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華民國，都拒絕接受「兩個中國」的存在。雙方角力之下，最後則由中華民國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作結。

回顧白求恩的一生，既為國家而戰，也為人民而戰。他生前已經活得如此不平凡，然而，他絕沒想到，自己死後會變成一個傳奇，不僅搭起中、加雙方友誼的橋樑，還間接扭轉了東亞的政治局勢。

＊註解

[1]「老三篇」指的是毛澤東寫的三篇文章。除了〈紀念白求恩〉之外，另外兩篇是〈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

[2] 白求恩於 1915 年 4 月第二次伊普爾之役（the Second Battle of Ypres）受傷。此戰之慘烈令另一名加拿大軍醫 John McCrae 寫下〈在法蘭德斯田野上〉（In Flanders Fields）這首著名詩歌。加拿大十元鈔票上也曾印有這首詩的部分詩句。

[3] 1990 年，CBC 與中、法兩國合作，推出電影《Bethune: The Making of a Hero》，仍由蘇利文扮演白求恩，英國女星海倫・米蘭（Helen Mirren）扮演法蘭西絲・潘妮。

* 感謝麥基爾大學曹夢鴿同學，慷慨分享他在 2016 年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生會議中發表的論文 “Reimagining the Red China in Small Things: Bethune Memorabilia Collection from the Osler Library of McGil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