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與土地共存亡」的諾言已無力回天：1895 年，劉永福義子發往府城的多封書信

1895 年 10 月 20 日，日軍急忙攔截一艘要從安平港出海的英籍輪船，名為爹利士號（Thales）。根據當時外國傳教士的說法，這艘船隻上載有八頭洋犬。傳說前一天這艘爹利士號到達安平時，狗主人就為他的愛犬訂定了艙位，於是他的逃跑計劃就此曝光。日方為了逮捕此人，於是拿著相片對乘客一一盤查，但是並無所獲。這張照片的主角就是臺灣民主國的第二任總統──劉永福。

這位「愛狗」總統的逃跑計畫最終還是成功了。然而，在他以敗者之姿離開臺灣之前，也曾進行過一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一方紙硯，手寫時代的變局

1894 年 3 月，中日兩國因為朝鮮問題而處於緊張關係，清廷鑒於此前日本有侵臺的野心，劉永福便奉旨以「幫辦臺灣防務、閩粵南澳鎮總兵」之銜，來臺協助防務。據說當時日本還試圖以百萬利誘劉永福，但遭到劉永福斷然拒絕。

然而，身負重任的劉永福來到臺灣後，卻受到前後任主事者邵友濂與唐景崧的排擠，使得臺灣南北的防務未能有效整合。因此，劉永福及其黑旗軍部下在日人領臺前僅能固守南部。關於這段歷史，從劉永福的義子兼僚屬劉成良自打狗發往府城的書信中，得以窺見乙未臺灣處在風雨飄搖的局勢。

1895 年 4 月 12 日，駐守在打狗港旗後的劉成良於入夜時分寫信給劉永福，信中他以兒子的身分向父親劉永福稟報一則重要軍情。劉成良提到有一位跟洋人做生意的商人發來密報，日本有公文通知將在數日內的夜裡攻打旗後，然而劉成良想起同日與英國領事胡力穡（R. H. Hurst）會面時未曾聽他提及此事，所以他無法確定消息來源是否屬實。

本來交代完這則情報就可以把信送出，但是劉成良似乎又不放心地再補述一則訊息。他補充說道，英國人指出，日人若攻打旗後，將由沙洲上岸，而且前幾天軍隊確實有兵士在夜間看到小船在沙洲淺水處出沒。

左耳、右耳傻傻分不清楚？

這封信所傳遞的軍情後來果然成真了，日本人終究踏上福爾摩沙這座島嶼。根據日軍參謀本部編纂的《日清戰史》，第二師團主力在 10 月從南臺灣登陸不久後，駐屯在打狗附近的黑旗軍就因糧餉用盡，極其饑困，很快就潰散而去。

雖然後來是呈現「鳥獸散」的狼狽局面，但在日軍到達之前，劉永福與劉成良根據相關情報，仍然做了一些努力。

4 月 23 日，劉永福頒布了方便兵勇殺賊領賞的辦法，也就是斬獲「倭寇」後，只要割去其左耳就可報功，而無需砍下首級。的確，試想一邊殺賊一邊還要攜好敵人首級的情境，那肯定特別妨礙作戰。但是隔天劉成良又寫信給劉永福，他又想出一個可以讓「割耳計功」政策更加「完善」的妙方。劉成良擔心軍士若手忙腳亂恐怕會割成右耳，建議不如將兩耳都割下較為乾脆。此外，他也建議斬獲「漢奸」者也應該立下獎勵辦法。

透過劉成良的這兩封書信，即便時隔 120 多年，我們依舊能感受到當時的臺灣，正籠罩在外敵即將壓境的氛圍下。

來自日本的壓力的確近在眼前，甲午戰爭在 1895 年 3 月上旬已宣告清朝戰敗，雙方進入議和階段；3 月下旬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又進佔澎湖，並阻斷清廷與臺灣之間的交通管道。在劉成良寫下上述第一封信的 5 日後（4 月 17 日），一紙馬關條約，就正式切斷清廷與臺灣的關係，使得福爾摩沙的臺民自此不再隸屬於清國統治，而成為了日本天皇的子民。

說好的「誓與土地共存亡」？

面對乙未年割臺的變局，在臺官紳們於 5 月下旬成立了臺灣民主國，企圖引入外國勢力干預，藉此扭轉局勢。但新政權成立伊始，就有百名以上的大小官員迅速逃回內地，顯然對臺灣民主國沒有太大的信心。更令人錯愕的是，原本作為領導抗日的核心──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與義軍統領丘逢甲，竟在新政權成立不久後，先後棄職潛逃。

這使得劉永福成為後續中南部抗日運動的新領導中心，在臺南紳民的擁戴下他繼續領導抗日。7月4日上午劉永福還發出一則激勵民心的公告，表明他「誓與土地共存亡」的態度。然而，接下來的三個月，劉永福要克服的不僅是步步進逼的日軍，臺灣內部混亂的秩序與軍事資源匱乏的問題，也逐步將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將逼到「死守抗戰」還是「斷尾求生」的兩難抉擇。

9 月 3 日，恰逢中元節的夜裡，劉成良和往日一般，寫信向劉永福稟告軍情。信件開頭他先向義父請示道，各別統轄「大竹里義勇左軍」及「福字右軍左營」的管帶陳秉忠與鄭青表示槍枝不夠，於是他建議是否可以將前不久裁撤軍隊（昌字前營與後營）所收繳的槍械撥給這兩位軍官的部隊。由此可知，當時南部守軍已面臨「槍砲無多」的窘境，甚至已有軍隊遭到裁撤。

照理說，日軍已於 8 月下旬佔領彰化全境，這時劉永福不應再減少兵力才是。但細查 8 月 19 日至 8 月 25 日期間，劉永福與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往來電報，已可清楚看出劉永福因缺乏糧餉、日軍大軍壓境等因素，向張之洞請求設法派給輪船，讓他可以安然內渡。他在電報內文尚以「痛哭乞援，望切望速」、「痛哭流血，乞速設法救援」等語求援告急，想當初「誓與土地共存亡」的守臺氣勢已頓失全無。

在 10 月份時劉永福也曾向英國領事胡力穡道出，他早在 8 月 25 日致函日軍，表示願意投降。從上述 8 月以來劉永福的舉措看來，他的內心早就不再堅持「死守抗戰」，所以減少軍備遂為情理之中，一來可以減少部隊開銷，二來是他心裡想與日軍求和，便不再需要積極備戰，僅採取消極的防守策略即可。

黑旗將士已非昔日勁旅

另外，劉成良在這封信裡提到被裁撤的「昌字軍」2 營，其實他們是由下淡水地區（今屏東平原）的閩籍士紳自閩庄招募鄉勇而組成，本來合計有義勇 4 營，粵籍士紳則另外編為儀字軍 10 營。早在 2 月有割臺風聲出現時，這些由民間自行組織的民團就迅速編組，並由丘逢甲向臺南團練總局呈報，實見清代民間武裝動員的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面臨時代的危難，下淡水地區的武力動員也展現出長期以來閩粵不和的社會結構，由閩、粵士紳各自招募義勇組成昌、儀字軍。而兩個族群組織動員人力的懸殊，似乎也反映出下淡水六堆粵民本來就長期維持著準軍事動員體系，故讓粵籍士紳可以迅速向上提報 10 營，共 5,000 名兵力。透過戰爭之眼，我們窺見的不只是戰役帶來的動盪，軍事動員的過程也體現出整個清代社會歷來已久的傳統。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難道劉永福所統率的清軍不足以與日軍抗衡，還需要仰賴鄉勇協助作戰嗎？根據當時外籍人士的紀錄，在打狗的駐軍淮軍、湘軍及劉永福的黑旗軍大都軍紀敗壞，他們成群結隊四處遊蕩，甚至騷擾居民、偷竊財物，還讓劉永福說出「他自己也管不了」的無奈之語。這些駐軍連日常操練都有問題，更別提真正上戰場時能發揮多大的作戰能力了。

新舊政權以外的第三選擇

這封信裡尚有第二則要事，值得注意。有一名土匪劉和及其匪黨尚未就擒，且已退入「勞朗」地方（應為荖濃，今高雄市六龜區）。劉成良擔心在各處義勇已「撤回歸農」的狀態下，劉和可能會伺機與日方合作，除取得槍械外，還可能作為日軍的引路人。因此他建議應圍堵勞朗通向嘉義的道路，避免這些賊匪日後趁機跑出來與日軍勾結。

這位劉和，其實在 6 月下旬就被官方鎖定，並派遣下淡水中堆的義勇協助官方剿辦其匪黨。據日治時代松崎仁三郎為六堆歷史所編《嗚呼忠義亭》一書也可以找到相應的記載，內容提到劉和居住在六龜庄荖濃，是漢人跟「蕃婦」所生。他趁著六堆義民被劉永福動員期間，聚集地方匪徒，從六龜經木柵、內門，到處掠殺、搶奪財物。聽聞此事，六堆義民立即從鳳山縣城回防，圍困荖濃各處出口，與劉和對抗。半個月後，劉和因缺乏糧食，遂率其黨羽逃入深山。

其他地方尚有許多像劉和這類不受臺灣民主國管制的人群，官方除了盡力防堵其製造地方騷亂外，也不排除與其合作的可能。舉例來說，劉成良就曾令下淡水左堆總理蕭光明設法招撫水底寮庄（屏東枋寮）的鄭貓生，但鄭氏最終選擇與日方合作，而繼續作為臺灣民主國官方眼中的土匪。然而，本來與鄭貓生同黨的李宇，卻接受劉永福的招撫，成為該政權的順民。

不過這類人群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保持自己一貫的行事作風，堅持作為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土匪」，劉和就屬於這類情況。收錄於 1898 年總督府檔案的《土匪強盜人名簿》，也載明了劉和在日治時代仍然繼續對抗新政府，無論在新政權或舊政權時代，他始終是以「土匪」的身份，出現在世人面前。

民勇為護臺之主力

9 月 6 日，劉成良又再度寫了一封信向父親稟報幾件抗日軍情，其中最值得細究的是，信裡提到劉永福有意調派粵籍義勇前往府城協守。劉成良對此表示贊同，並建議調遣右堆瀰濃庄（高雄美濃）的粵民為好。他的理由是瀰濃庄離府城較近、人力較充足，加上窮人較多，若官方願意提供糧食與武器，當能善加利用以禦敵。

瀰濃隸屬於六堆最北邊的右堆，到府城的路程大約 45 公里。的確如劉成良所說，瀰濃庄粵勇大約只需半日或一日即趕到府城，可若調派最南邊左堆茄苳腳一帶的粵民，則需兩倍的路程。這樣的建議，可能與信件後端提到當時日艦不斷在南部沿岸巡弋有關，再加上不久前在 8 月下旬發生的八卦山、彰化城之役，除了對劉永福派出的黑旗軍兵力造成重大打擊，也讓日軍距離臺灣民主國之重鎮──臺南，又更進一步。故當時坐鎮府城的劉永福內心應該是惶惶不安，因而想調派下淡水的民兵至府城加強防務。

而劉成良對右堆瀰濃庄粵民的評價也並非道聽塗說，而是經過自己實地查訪後所做的結論，他還對稱讚這些下淡水粵庄百姓「頗善打仗」、「善於埋伏，長於穿山，抱〔包〕抄敵人後隊」。日後日軍加派兵力，調來第二師團自枋寮登陸後，就先在茄苳腳粵庄遭遇粵民的頑強抵抗，造成日軍慘重的損失。這也印證了劉成良對六堆民兵實力的評估，確實所言不假。

在一些日軍的從軍日記或隨軍記者的報導中，臺灣各地抵抗勢力的主體勢力，並非清國的正規軍，而是由各地鄉勇自行組織起來的自衛民軍。他們奮力抵抗的勇敢姿態，就算是身為敵方的日人也不禁給予稱讚，在《日清戰史》就有這樣的記載：

由此看來，參與 1895 年乙未戰爭的主角應該是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胼手胝足打拚的住民們。

當年日軍如此大費周章地搜查劉永福的下落，多是忌憚他過去帶領黑旗軍抗法的戰績，並認為他是「鼓動臺民奮勇抗日」的頭號禍首。諷刺的是，這些最後選擇內渡的人物，其姓名至今仍然牢牢地鑲嵌在臺灣的街道名稱與建築物上，而這些民勇們的事蹟卻鮮少被載於史冊為人所知。但是，透過劉成良發給劉永福的私人書信，我們還是可以盡力拼湊出他們的生命圖像，看見時代洪流下小人物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參與這塊土地的歷史。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延伸藏品

光緒20年（1894），清廷命令劉永福迅赴臺灣協防，其關防為「幫辦臺灣防務、閩粵南澳鎮總兵」。本組件信封上書寫「送呈 欽差幫辦全臺防務 劉大人 安稟 成良謹稟」字樣，顯示劉永福在唐景崧內渡後，雖然掌握了臺灣民主國的權力，但他在臺灣內部所傳遞的公文仍然使用由清朝任命的官職名稱。

本組件為劉永福之子劉成良寄信給「玉泉仁兄」（應為華人買辦吳玉泉，後來亦協助劉永福內渡），為了向其索討南蛇膽以治療後營譚管帶眼疾之書信。根據《本草綱目》的說法，南蛇（又名蚺蛇）膽有明目涼血的功效。但是在臨床上不乏食用動物膽而中毒的案例，請讀者不要任意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