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帝國擴張是在強烈與繃緊的國家生存憂患意識之下進行，這與相對漫不經心的英國帝國擴張形成明顯反差。為求國家生存，日本重視技術、工業發展乃至尋求生存空間，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因而更訴諸於國家力量、更講求絕對控制。這猶如中國崛起的寫照。
美國海軍「黑船來航」與發生於中國的鴉片戰爭，都令近代日本深刻感受到西方列強的壓力，這繼而成為十九世紀中旬日本進行明治維新的背景。「富國強兵」成了明治維新時期的主要國家改革目標。於明治維新開始之後不久的 1870 與 1873 年，日本政府便設立工部省與內務省，引進外國技術，籌組國內製造業，「殖產興業」遂成明治維新時期的關鍵詞。
至 1890 年，往外擴展勢力已成日本國家發展議程。時任首相、後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的山縣有朋於首屆議會會議闡述國家外交政策之時便已強調，政策重點在於維護國家的「主權線」與「利益線」。
到了二十世紀初，這種國家「主權線」與「利益線」觀念甚至演化成為日本進侵東北、建立滿洲國的軍國意識。建立滿洲國的日本軍方重要推手石原莞爾當時認為日美終會一戰，故此鞏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線」、強化日本國家工業能力自是必要。[1]
這種以國家安全為綱的日本帝國擴張意識，令日殖官員更傾向以自上而下的同化與威權政策治理「殖民地」。以自 1895 年起附庸於日本帝國的台灣為例，日殖官員曾拒絕接受英國顧問卡庫德（Ｗ.M.H Kirkwood）的間接管治建議。
卡庫德認為，為降低管治成本，日殖官員應盡量保留當地文化風俗而非大規模進行日語同化政策，日台關係可採用美國聯邦或英屬印度等懷柔模式。不過，後來出任首相的原敬於 1896 年《臺灣問題二案》政策書中，對法國顧問所議之「非為殖民地而確為一省」的法國阿爾及利亞同化模式更感興趣，背後思維不無拑制在台或對日本不利的「外國勢力」影響、避免治外法權問題之考量。在此國家安全思維下，日屬台灣只設有影響力不及英屬香港立法局的評議會，最終評議會甚至被廢除、台灣總督府行政獨大。[2]
滿洲國的管治模式或許更能反映日殖官員的權力觀。
理論上，滿洲國是日本帝國間接管治模式的示範案例，但如歷史學家米姆拉（Janis Mimura）所分析，滿洲國的治理方式，與英帝國的間接管治模式有明顯差異。米姆拉以技術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形容日本官僚在滿洲國的管治風格。這些官員的管治願景不乏愛國民族主義色彩。他們支持國家極權管治、限制社會自由，既為日本備戰，也希望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進而抗衡西方意識形態。同樣是在日本國家安全考量之下，滿洲國最終變成「偽主權實體」。[3]
當下中國恍如昔日日本
於國家安全觀、軍國意識乃至政治權力觀方面，當下的中國發展，都恍如十九世紀中後的日本。2012 年中國旅美學者汪錚所著的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是理解中國於國內外思想行為的重要讀本。
汪錚的基本觀點是，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政府暴力鎮壓民運後，中共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出現認受危機。為解決國家政治內部矛盾，當時中國國家領導層決意以「勿忘國恥」為綱、製造「國家敵人」、動員國民的愛國情緒，以令國人能夠槍口一致對外、國家能夠重新團結。
這波「勿忘國恥」愛國運動的具體操作方式，是重修課綱、增設景點，從而強化國人對西方國家乃至日本於近代壓迫中國的歷史記憶、鞏固他們的愛國史觀。
2012 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國家主席後提出「中國夢」、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實也是在呼應「勿忘國恥」主題、不離國家安全憂患意識。掌權後不久，習近平便向中共黨內警告，需「深刻學習」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慎防西方意識形態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是本書第三章末部談論香港國際色彩消失中、國際都會香港民主政改在國家安全之名下寸步難行的重要背景。[4]
事實上，「中國夢」甚至有不惜一切保護國家安全的軍國主義色彩。
「中國夢」一詞，其實是由中國解放軍鷹派將領劉明福創建。劉明福曾於 2010 與 2012 年出版著作《中國夢：中美世紀對決，軍人要發言》與《解放軍為什麼能贏》，亦曾提出「中國軍事崛起」論、主張國家建立「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在劉明福眼中，美國是中國難以迴避的強敵，他甚至與二十世紀初日本軍人石原莞爾觀點相近、有中美終需一戰的想法。
於 2015 年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訪問時，劉明福毫不掩飾中國的備戰狀態。他說：
中國於習近平時代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實際上也類近於昔日日本戰略觀、在極力維力維護國家周邊的「主權線」與「利益線」。「一帶一路」的一個重點構想，是開拓新港口、道路、鐵路、航道，以確保國家各種經濟運輸能繞過較屬美國勢力圈範圍的馬六甲海峽。現在中國約八成進口石油皆需經過馬六甲海峽，這自然容易被視為國家安全隱患。[6]
從中國於 2013 年施行防空識別區到在南海積極展勢力繼而引起鄰國猜忌、從中國改革開放成為「世界工廠」至近年中國愈加被他國指責盜竊技術，都可反映中國受「國家安全」思維主導、極力追求「富國強兵」的國家行事風格。[7]
在「國家安全」思維下，中國管治香港的綱領，自然易於傾向以同化與延展國家權力為重心，尊重本土既有文化風俗與傳統之政治工作因而變得次要。於中國治下，普教中引發香港社會爭議，乃至上文所提 2003 年反 23 條立法、2012 年反國教、2014 年雨傘革命、2019 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其實都是歷經百年英治後的香港對中國以「國家安全」思維為綱的治港方略之不適反應。
可以說，日帝國治理台灣的思路與作為對當下中國香港管治狀況頗有啟示，香港「一國兩制」之實行方式猶如日治下滿洲國的翻版。[8]
歸根究底，中國走上愛國乃至軍國主義之激進發展道路，多少是二十世紀初五四運動的後遺影響。為求國家生存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現已成為五四運動標記，自此英式保守主義文化價值觀便與中國絕緣。
1960 年代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至現在中國不節制地運用高科技對國民施行「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 System）國家極權管治，都在反映五四運動大躍進式思維的沈重代價，中國治下的香港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自是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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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二年之際，作者以全球史視野為《港英時代》增修版新寫終章。新終章梳理香港內外有關英殖管治的文獻，觀察英國本土發展對香港英治的影響，比較不同帝國管治模式之差異，進而論證九七之後香港管治從英殖靠往日殖的模式轉變。
[1] James L. McClain著，王翔譯：《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台灣：遠足文化，2017）。
[2] 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國境界─從沖繩、愛奴、台灣、朝鮮的殖民地統治到回歸運動》（台灣： 國立嘉義大學台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社，2010），頁 20-23，43-44，56-57，97-98，101-110，155，163-190。
[3] 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孔誥烽在 2017 年 12 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主辦的「殖民香港：英殖到特區」研討會發言啟發。
[4] 儲百亮：〈習近平警告記取前蘇聯教訓〉，《紐約時報》，2013 年 2 月 15 日。
[5] 黃安偉：〈中國鷹派大校劉明福談中美地緣政治較量〉，《紐約時報》，2015 年 10 月 13 日；〈《中國夢》作者：中美終須一戰〉，《旺報》，2015 年 10 月 10 日。
[6]〈中泰聯手建運河 中國圖解「馬六甲困局」〉，《巴士的報》，2015 年 5 月 19 日； 〈中緬輸油管擱置兩年重啟 原油可繞過馬六甲〉，《東方日報》，2017 年 3 月 27 日；〈中緬新油道將繞過馬六甲 新加坡恐淪為戰略棄子〉，《中華網》，2017 年 4 月 14 日。
[7] 可參考何邊書：〈華為的困局根植於「產業民族主義」〉，《端傳媒》，2019 年 1 月 4 日。
[8]抗衡「外國勢力」、避免治外法權問題的意識，亦成中國意欲增強對港控制的推因。〈【逃犯條例】王志民︰中央全力支持港府修例 真正對手西方反華勢力〉，《經濟日報》，2019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