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英屬香港旗就是殖民奴才嗎？──重訪五十年前香港的自治城邦主張

2011 年底，香港學者兼知名作家陳雲，提出《香港城邦論》，主張貫徹「中港區隔」，實現「城邦自治」，並發起「香港自治運動」，開啟了近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及行動。其實，這個主張早在 1960 年代已有人提出，這個人就是先施百貨（今日旺角先達廣場，之前就是先施百貨旺角分店的所在地）創辦人馬應彪的兒子馬文輝，以及他倡議成立的「香港民主自治黨」（The Hong Kong Self-Government Party，以下簡稱民治黨）。

本來，關於馬文輝及其涉政經歷，年前已有署名「貝加爾」的作者撰文介紹，可是，貝氏文章稱馬文輝為「港獨之父」，並不合符史實（縱使馬文輝經常將「自治」與「獨立」相題並論），此外，對於馬文輝自治主張的歷史及現實意義，本人與貝氏亦有不同看法。因此，本人決定另行撰文介紹。為免重覆，本文與貝氏文章的內容，會有不同的側重。

馬文輝早在 1946 年楊慕琦政改計劃公佈前後，已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及後更有份創立「聯合國香港協會」，提倡各項社會及政治改革，並要求英國讓香港民主自治，到了 1963 年 10 月，馬文輝更與鄧漢齊、張六師、加士（P.A. Gass）、曾健士（Hopkin-Jenkins）等多名華洋人士，創立「香港民主自治黨」，並成功註冊為合法社團。該黨號稱自己為香港歷史上第一個政黨，並揭示宗旨如下：

1. 促進香港自治政府之實現。


2. 使香港能增進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民主化，俾保證全民獲得社會的正義。


3. 提高香港在英聯邦內成為一自治城邦。


4. 繼續增進香港在英聯邦中互相間的文化，經濟社會及政治聯繫。


5. 建立並保持本港與中國間的和諧關係。[1]

至於何謂「英聯邦內的自治城邦」，該黨的政綱寫得很清楚：

「（香港的）總督應由　女皇經徵詢香港各部長後，而予以選派，關於香港內政事務，總督應接受香港各部長的建議而行事。總督應召請在任何大選中獲得多數票勝的政黨組成一個政府。。。。。。英國保留其代表本港處理所有涉外交的事務權力，並由英國防衛香港，以及為此目的而得以駐軍香港。」[2]

簡單來說，就是除了國防外交歸英國管外，一切事務歸本地政府內閣指揮，而內閣由民選立法議會的多數黨組成，這種安排，就是 1959 年英屬新加坡，以及直布羅陀自 1969 年至今所實施的自治領政制。對應今日，香港人除了爭取真普選外，日後香港應採行特首權大的「總統制」，還是由立法會多數黨組成執政內閣的「議會制」，實值得思考。

另外，民治黨早已認為香港民主自治，可以對抗中國赤化香港。該黨指出相比殖民地專制，在香港建立自治政府，更能保證「此國際現狀地位之香港，得以維持」[3]。

至於如何實現以上主張，馬文輝是百分百的「和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亦不主張「違法達義」的公民抗命，民主自治黨章程清楚指出，須以一切合法方法來實現其宗旨，它更說明自己相信「可以用說理方法來達到我們的理想，如甘地之於印度，便是這樣成功的先例」[4]。由於民治黨認為參與建制，「無異向專政低頭」[5]，所以決定不參與市政局選舉，而馬文輝終其一生，都沒有出任各級議會議員，只是每週在香港大會堂，舉行「海德公園，真言堂，民主論壇講座」，宣講其民主自治、反對殖民獨裁的理念[6]。

馬文輝及民治黨的主張，可說是香港本位政治立場的先聲，該黨強調自己並非「與香港以外地區的政黨勾結」。可是，當 1964 年 8 月民治黨第一屆執委選舉時，馬文輝竟然不能當選執委[7]，根據香港警察政治部的機密月報，當選民治黨執委的十五個人，有六個是中國國民黨幹部（K.M.T. officials），而其餘九位當中，大部份也被認為是國民黨支持者。[8]可見，當時香港民間政治活動，還是很難脫離國共在港勢力影響。

「你不干涉政治，政治干涉你」：香港所有問題源於殖民專制

馬文輝在 1962 年 9 月一次演講中，指出若香港有自己的自治政府，颱風溫黛造成的傷亡，就不會如此慘重[9]。民治黨指出在「殖民地制度下」，香港社會、經濟、教育及文化等各方面，均有嚴重問題。社會方面，香港貧富極度懸殊、普遍人的工時極長、大多數貧民無法就醫，「住者無住房，空樓無人問」，為此，該黨建議實施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全民免費醫療，並提倡設立「產業售賣稅，俾對地價和房租的不斷增加，有所管制」。

在經濟方面，該黨批評港府「忽視對地產暴利與壟斷事業之增稅。對於小市民與貧民的徵稅並無削減之意」[10]，並在政綱要求政府「應在經濟方面負起更大責任」，以達致充份就業、阻止「不合理的暴利和剝削」，並要做到產業多元化，更主張「盡力扶植新界農業經濟的復興」。

在教育方面，民治黨批評香港教育「愈趨資本主義化」，使窮人子弟無法升學[11]，另外，又批評香港政府不培訓、不重視高級知識人才，是抱持「殖民地觀念，與英國本土所抱重視人才與提高社會文化水準，培養高級智識人才之觀念恰相反。」[12]，因此，民治黨提倡建立免費而強迫的初等教育，並在大學設立「政治法律科系，以造就行政領導人才」。在文化方面，民治黨提出的批評及改善建議，對於今日港人來說，也是發人深省，值得原文引錄：

「尤為我們所憂心者，物質生活已進入現代化的香港，但社會道德，與人性溫情，則反有日趨後退之勢。。。。。。在華人固有道德文化逐漸放棄，西方優良傳統又不提倡的真空現狀下，使人有此地為精神空虛，充滿色情，唯利是圖的不良社會之感。所以如何發揮中西文化在此地交流中的潛在優點，以提高香港道德文化水平，是為目前當務之急。」[13]

由於民治黨強調「皇家殖民地制度」，即殖民專制是香港的萬惡之源，因此該黨在其第二次「民眾大會」宣傳告示上，劈頭第一句就說：「你雖不願過問政治，政治偏要來干涉你。」[14]

 殖民專制與「警察國家」造成港人政治冷感

當時，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香港人並無顯示其對香港效忠，亦對政治冷感，但民治黨就指出，就是因為香港人沒有公民權，才對本地沒有歸屬感，亦不關心本地政治。當時的香港，不要說普選權，連不屬於英籍的香港人（只有在香港出生，或已歸化英籍的香港人，才屬英籍），都可以被隨時遞解出境（這情況要到 1972 年港府確立住滿七年即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後，才有所改變），所以當時民治黨就暗示，不少人之所以對於涉足該黨活動都有所顧忌，是因為他們怕因「搞政治」而被驅逐出境[15]。

至於當時唯一有民選議席的市政局，民治黨就批評民選議員的權力極為有限，甚至連這些議員也未必重視其身份，所以不能怪責合資格的選民，也對該局選舉不感興趣。[16]

另外，民治黨又批評當時香港是「警察國家」，因為「香港警察嚴密控制港人生命之多方面」，例如任何種類的集會結社，必須得警察許可；無警方事先批准，任何中文廣告及招紙均不可張貼，而當中「主要武器」，就是可無需審判就能夠隨時遞解非英籍居民出境，這「武器」令警察可以維持「幾等於極權主義之嚴厲手法，控制香港社會生活」[17]。

反對白人霸權，主張華洋平等

馬文輝英語流利，經常與洋人打交道，但他多年只以中式長衫示人，並經常強調傳統中華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優勝，時常批評當時港府歧視華人。[18] 1963 年港府提交英國殖民地部的高度機密報告中，就指馬文輝是「反外國」（Anti-foreign in attitude）的[19]。

民主自治黨亦主張政府公文、議會開會、司法及教育要中英文平等並用，並主張與「中英文化習俗互異的律例，必須修改」[20]。

港府及倫敦對自治主張的態度

正如筆者在〈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一文中指出，英人早在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已認定中國不容香港變成自治城邦，所以英國不能改變香港的殖民地制度。1962 年 9 月，當時民治黨尚未成立，但以馬文輝為首的聯合國香港協會「自治關注組」已去信聯合國總部，要求聯合國批准該關注組派出代表，出席之後一次的「殖民主義問題特別委員會」，該委員會是為貫徹聯合國的反殖民地決議而設立的。

結果，該委員會在 1963 年 3 月處理關注組的要求，但委員會中的波蘭代表反對聯合國考慮該要求，因為波蘭認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聯合國成員，最後委員會認同波蘭的反對[21]。之後，負責香港事務的英國官員在內部機密書信中，指波蘭的反對，使英國「免去麻煩」（saved us trouble）[22]。

數個月後，民治黨宣告成立，港督柏立基就此向殖民地大臣報告，指民治黨的主張不切實際，該黨亦不會對「負責任的意見」（responsible opinion）造成任何影響，港府亦不用對該黨認真對待。在報告中，港督又批評馬文輝是「臭名遠播的愛出風頭者」（notorious exhibitionist）[23]。

馬文輝批評北京支持英人殖民霸權

原來早在 1970 年代末期，馬文輝在公開演講中，已提及英方曾指中國阻止香港民主化，但當時馬文輝自稱不相信此說[24]。可是，他亦不滿北京支持英國在港的殖民統治，使香港的英國殖民霸權，固若金湯，港人無可能將之推翻：

「我們為什麼要忍耐港英的亂作胡為，好不好組織起來，不要分左、右派，所有本地人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推反港英，可是在北京政府支持下的殖民地，亦難以辦到的，除非北京不要賺取香港的外匯，放棄支持港英才有可能的，在這個沒有可能消滅港英的情況之下，港英剝削人民，也應該責罵一下」[25]

或許因為如此，馬文輝終其一生，只是以演講和遊說來宣揚其民主理念，而沒有任何進一步行動。

「英屬自治城邦」與「維多利亞式皇家殖民地」是兩回事

近年，越來越多香港抗議者拿出英屬香港旗（俗稱「港英旗」），以示對今日特區政府管治不滿，並懷念往昔香港的黃金時代，這支旗更漸漸成為所有本土主義行動的標記。但是，不少人，包括一些爭取「真普選」的人，都認為身為中國人，不應該依戀外國殖民統治，並指出在英殖年代，尤其「麥理浩時代」以前，香港社會比現在更不公義。

其實，即使是今日高舉英屬香港旗的人，相信他們也反對殖民專制，也不會接受由此而起的社會問題，他們追求的，是回到麥理浩時代以來英國人所建立的良好制度，以及於同時間形成的港人生活方式，並進而在此基礎上加以改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庶、公義、華洋平等共處、中西文化共融而發放異彩的現代城邦，若然當年彭定康的改革，做得更全面更徹底，他們的理想，就能夠完全實現；而彭定康的新政，正是盡可能將香港貼近一個英屬民主自治城邦，所以彭定康上任後的作風，亦為馬文輝所讚賞[26]。（彭定康於 1992 年上任總督，兩年後馬文輝去世。）

眾所週知，1982 年中國公佈 97 年收回香港的決定，在當時絕對不得香港民心，否則就不用多次承諾「一切不變」來安撫民情。根據當年香港主要政團「香港革新會」的民調，只有4% 的受訪港人支持歸屬中國，70%人則希望維持現狀，而 15% 人就希望香港成為英國或聯合國的託管地[27]。但相信即使是當年支持「維持現狀」的港人，對於殖民專制下的種種不公，還是不滿的，可是港獨的風險及代價又太大，所以若當年讓港人自由選擇，英國主權下的城邦自治，應該是香港人最想走的道路，可是因為種種現實政治原因，最後香港沒有走上這條路。現在高舉英屬香港旗的人，就是希望、要求香港日後可以重新選擇，走那條當年最多香港人想走的路。

附錄：1964 年的報章社論如何精辟地剖析香港人的政治態度

在民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第 18，輯錄了 1964 年 10 月 30 日香港《工商日報》題為〈香港人豈能再不談政治〉的社論，對香港人政治取態的分析，到今天還很適用，茲節錄如下：

「香港有許多居民，平日都不大關心『政治』，而祇知著眼自己的切身利益。尤其是工商界，他們多數有一種心理，認為『在商言商，不談政治』，是適應香港『殖民地制度』生存的最好辦法。由於這些淺薄觀念的作祟，以致許多人都對『政治活動』不求甚解，並且視為畏途。這與鴕鳥埋首沙堆，以為自己看不見獵人，就會得到『安全』實為同樣的可笑。因此在外界人看來，香港人的經商才智是綽然有餘的，但香港却不像一個有『生命』的都市，原因就在香港人對現代政治認識太可憐，幾乎表現不出一點自立自主的性格。」 

究竟今日香港是否一個有生命的都市，就由各位讀者自行判斷了。

另外，本文引用的所有資料，可在香港大學 Main Library 的「香港資料特藏」中找到，該等資料只供館內閱讀，非香港八大院校師生，可聯絡康文署香港中央圖書館，查詢港大閱讀證事宜。

[1] 〈香港民主自治黨章程〉，載《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香港：該黨，1964年）

[2] 〈香港民主自治黨政綱〉，載《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

[3] 香港民主自治黨編：《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香港：該黨，1964年），頁4

[4] 〈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載《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

[5]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14

[6] 馬文輝、施應元口述，冼國池筆錄：《民主論壇》，（香港：集興書店，1990年），頁78。馬文輝在1978年10月至1979年9月間的演講內容，冼國池經他批准後，以文字紀錄下來，出版《民主論壇》一書。全書可在「香港思想資料庫」網頁閱覽，https://mathongkong.wordpress.com/tag/%E9%A6%AC%E6%96%87%E8%BC%9D/

[7]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7

[8]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Party of Hong Kong, Extract from H.K. Police Special Branch Monthly Summary’, CO 1030/1611

[9]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 1030/1608

[10]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9

[11] 〈香港民主自治黨政綱〉

[12]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9

[13] 〈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

[14]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7

[15]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7

[16] 〈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

[17]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頁5、17

[18] 這種論點，在《民主論壇》中各處均可找到。

[19]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O 1030/1608

[20] 〈香港民主自治黨成立宣言〉

[21] ‘Th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O 1030/1608

[22] Chi-Kwan Mark(麥志坤),’Lack of Means or Loss of Will?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1957-1967’,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xi, 1: March 2009, p.53

[23] ‘From the Governor,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8 Oct 1963’, CO 1030/1611

[24] 《民主論壇》，頁34

[25] 《民主論壇》，頁62

[26] 黃康顯：〈從馬文輝逝世看香港民運的轉生〉，載海德公園真言宗工作委員會編：《海德公園自由言論集》（第一集），（香港：該會，1997年），頁34

[27] 林鴻達：〈82年香港革新會民調：只有4%港人希望回歸中國〉，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1/10/5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