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與祝英台》自 1963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在臺北首輪上映，未及週末口碑已經開始發酵，原定兩週的檔期，估計可能演過十日就準備下檔，不料才過一週，票房收入已破新臺幣 120 萬，而且愈演愈盛，欲罷不能。
梁祝引發的空前盛況
就這樣，《梁祝》的映期一直加長、一直加長，三週、四週、五週，來到第六週，發行公司與戲院的拆帳模式改變，轉為戲院多而片商少，明華算盤一撥，確實也該讓排隊久候的《白蛇傳》上映，否則宣傳費用節節高昇，如此呆耗不是辦法，於是咬牙拍板，讓《梁祝》在映滿八週的 6 月 19 日下檔。
然而，6 月 20 日《梁祝》「鐵定再延兩天」，6 月 22 日「鐵定也無奈，只得一再延兩天」，6 月 23 日星期日「最後機會最後一天」，觀眾仍舊依依不捨，欲罷不能，於是有了 6 月 24 日星期一的「真正最後一天決不再延了」。
第二天 6 月 25 日星期二，適逢端午節，遠東、中國、國都這條「臨時院線」再次攜手，隆重獻映邵氏出品、明華發行的《白蛇傳》，岳楓導演，林黛、杜娟、趙雷主演，同樣又創賣座佳績。
在《梁祝》原定下檔的 6 月 19 日，於這場瘋狂熱潮裡扮演重要推手的《徵信新聞報》即以《梁祝》現象為題，寫成社論，從社會文化、民族自信等多方角度來探討、思辯關於《梁祝》的種種。
尤其，全文刻意不做影評，不捧明星，直言「它所引起的廣大愛好，比它本身的藝術價值重要的多」。而且，之所以將這篇重磅社論壓後至《梁祝》原本「鐵定」下檔的 6 月 19 日才刊出，即是因為「不願把我們的意見過早地投入那波瀾之中以擴大它的波紋」。
文化鄉愁、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
與其說是《梁祝》一部片子引起如此巨大的「波瀾」，我們其實不能不將眼光放寬放遠，把邵氏自 1958 年開始一路以來的製片方針納入思考。換言之，正是我們前幾章節花了如此巨大篇幅，詳細敘述的邵、電之爭，包含片場設施、古裝街道，以及彩色闊銀幕的古裝片攝製計劃。
1957 年問世的《貂蟬》，從各方面看起來還有很濃的「摸索」、「暖身」味道，但自1958 年夏天開拍、1959 年公映的《江山美人》開始，那一座屬於光影夢幻、金碧輝煌的古典中國，便在李翰祥、岳楓、嚴俊等多位導演的巧手之下，帶著整個邵氏團隊一點一滴，逐漸構成。
套句 21 世紀影壇最流行的說法，這就是所謂的「電影宇宙」——美國漫畫、超級英雄可以有「宇宙」，華人電影工作者在 1950 年代後期、1960 年代初期，也因為商業競爭、公司政策，甚至個人偏好（尤其李翰祥的自身興趣與專長），在光影折射之間打造出一個堂皇展示中華文化的電影宇宙。
這個電影宇宙是由於邵、電之爭意外形成的，也是因為邵氏昆仲先後環遊世界、考察國際市場，因而定下的製片方向。
這個電影宇宙並不像某些論者刻意強調，旨在連結離散年代分居海外的華人「心向祖國」、「心向中原」的一統江湖。但華語影壇卻因為有了這個電影宇宙，透過視覺、聽覺的展現，透過彩色和闊銀幕的放大，中華文化的古典之美經由電影藝術家提煉、結晶成我們在這些作品裡看到的模樣，從而在離散年代，在國際冷戰局面之下，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凝聚出一股強烈的、超越政體歸屬的文化鄉愁、文化仰慕與文化認同。
換言之，這些電影，乃至這個電影宇宙，自 1950 年代後期開始便逐漸建構成廣大觀眾的於「感知」和「印象」中的「文化原鄉」。於此，導演李安在 2001 年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即有相當深入的描述和討論。
讓我們再次回顧邵氏自 1958 年至 1962 年底所拍攝的系列古裝片：彩色標準銀幕的有《江山美人》、《王昭君》、《楊貴妃》、《倩女幽魂》，彩色闊銀幕的則有《武則天》、《花田錯》、《紅樓夢》、《白蛇傳》、《閻惜姣》、《楊乃武與小白菜》、《玉堂春》、未完成的《紅娘》、最晚開鏡的《鳳還巢》，還有《梁山伯與祝英台》。
一路數來，《梁祝》於此所集合的人力、物力，還有因趕拍而高度壓縮、高度迸射出的菁英才氣，加上雅俗共賞的題材，以及音樂劇式的歌舞敘事、民族交響，令它在這個古典文化的「電影宇宙」裡，擁有強烈的吸引力，不知不覺中，它也因此染上濃濃的「文化盛事」色彩。
在臺灣，觀眾並不像香港或星馬一樣，有機會看得到左派影業自中國大陸輸入的正宗戲曲電影。
邵氏的這些「黃梅調」電影以時代流行歌曲的韻味，加上學院派西式樂理的整飭，再經過傳統國樂交響化的潤色，在整個古典文化電影宇宙裡，以「黃梅調」三個字做為電影類型的總名，其中只有《武則天》是古典正劇，《楊貴妃》介於古典正劇和音樂歌唱之間，插曲數不算多，《花田錯》則是帶有零星插曲（北方小曲風味）的喜劇電影，其餘均屬歌唱、音樂、古典身段、寫實電影表演等多方綜合的改良款、革新款。這些既戲曲又不是戲曲，既流行歌又民族交響的音樂，它保有傳統戲曲的美感，同時予以現代化、摩登化，讓劇場之美和電影之美兩相結合，吸納了更大範圍的觀眾群。
《梁祝》出現的時機恰好是上述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最高點。
傳統的與革新的「中華」
它傳統的一面吸引了一部份的支持者，它革新、改良的一面又吸引了另一部份的支持者。當《徵信新聞》社論中指稱的「意外的波瀾」層層向外激盪時，這些屬於古典的、文化的吸引力，更激起文化界人士的高度好奇心。當年報章所謂超越社會階級的觀眾組成也如此這般地直接呈現在整個社會的眼前——有坐小轎車來的，有拖了木屐來的，有不諳國語但熱愛這些歌曲、陶醉在古典世界視聽華筵裡的；有眼高於頂、只看西片日片拒看國片的「高級知識份子」慕名而來，更有從不踏進電影院的觀眾，只因《梁祝》的轟動令他們也起心動念，想擠進戲院湊熱鬧。
1963 年 6 月 6 日起，《梁祝》在《中央日報》刊登的鋅版廣告更令人大開眼界。
一連五天，《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片名下方，固定摘選一位知名學者在別處發表的贊詞。這些教授、大師們的觀後感分享，將已經屬於「現象級」的《梁祝》一把推向空前絕後的巔峰。
其中最重要、影響也最大的當屬徐復觀教授在 5 月 28 日發表於《徵信新聞報》第六版的〈看梁祝之後〉，以及薩孟武教授於 6 月 5 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的〈觀梁祝電影有感〉。
徐復觀直指《梁祝》以集中、凝煉的藝術呈現，使得華語電影「快從『上海的衖堂文化』及『香港的騎樓文化』中突破出來」；這樣的總體之美，帶領觀眾「面向故國河山的本來面目，這點進步不可忽視！」而薩孟武在連續引用台大教授趙蘭坪、政大教授楊樹藩等同儕學者的讚美之後，自己加上總結：「本片是中國第一部的好電影。」
《徵信新聞報》的社論對這些大學者大教授的大意見、大文章，未必全盤照收，甚至多有議論。然而這些「意見領袖」、「知識菁英」的狂熱反應，也讓我們在爬梳脈絡，思索、感受當年那份難以言喻的熱烈激動時，會停筆深思，究竟是何等壓抑與困悶，才會造成如此狂暴的反彈，形成因為文化鄉愁連帶產生的偏愛、執迷，還有前文所述那一連串的文化仰望、文化自信。
為什麼1963年公映的邵氏出品、李翰祥導演《梁山伯與祝英台》，會成為改寫電影歷史的關鍵作品？今年適逢電影上映一甲子，本書從方方面面分析這部以台灣市場為原爆點，成為「現象級」「電影神話」的經典作品。
古典題材如何一鳴驚人？電影史研究者陳煒智多年研究心血集大成
《梁山伯與祝英台》問世至今六十年整。原本只是商業競賽中的一部電影、一場戰役，沒有人預料得到它竟然隻手扭轉了全球華語電影的發展命運，也重新改組了包括邵氏、國泰兩大娛樂機構，以及台灣的中影、聯邦公司，還有導演李翰祥等影壇巨擘的銀色帝國版圖。
這場震動全球華人世界的「梁祝旋風」原爆點，就在台北市。1963 年 4 月 24 日至 6 月 24 日，整整兩個月的首輪映期，寫下太多不朽紀錄。
此外，同年10月底凌波來台參加金馬獎時所掀起的瘋狂景象，凌駕一切政治、經濟框架，在大眾文化的領域中凝聚成整個時代的共識，透過《梁祝》，中華文化的「古典美」更與當代生活的日進日出、柴米油鹽完全融鑄在一起。更有甚者，單就產業層面而言，港台華語影壇也因為《梁祝》在台的瘋狂賣座，從而產生巨大變化——李翰祥導演出走創辦國聯影業、國泰集團企圖與台灣結盟開創新局，加上華語影片的發行與配銷通路重組，凡此種種，皆讓電影類型的商業操作、電影音樂的美學風尚、執行細節，甚至台灣電影院的院線組合，以《梁祝》為出發點，延展出全新的面貌。
除了電影史，本書也分析創作團隊的造景造境美學，討論《梁祝》如何以「美」為引子，細品它的音樂之美、文詞之美、服裝造型建築佈景之美、演員表演之美。多方面的剖析《梁山伯與祝英台》如何成為劃時代之作。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精彩與成功也引起當時許多名人大家的討論，本書也討論了當時的大眾的反應，究竟時人觀察到了些什麼？又如何與現在的我們可以產生共鳴與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