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主體性與學術社群──讀《知識臺灣》（下）

史書美近幾年持續地從不同角度，在英文學術場域替台灣發聲，可謂本書「最不在地」的中心人物，其自美國學院中的亞裔美籍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族裔研究（ethnic studies）、比較文學等領域出發，一路到近年開創性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雖然探討議題各有不同，但思考軌跡卻又層層串聯，替臺灣研究在以美國為首之國際學術場域闢出一條新途徑[1]。

在本書的〈理論臺灣初論〉中，史書美以半宣言式的筆調，展現其批判學術場域中的殖民性的企圖，接續著陳瑞麟對理論權力的討論，尖銳指出：「在帝國的時代，包括我們當前的全球的帝國時代，國際分工…不僅是經濟和政治上的，也一直都是理論上的。」

史書美為了扭轉臺灣的「代工」局勢，而相信臺灣學術社群必須找到自己的理論，提出以臺灣作為一種閱讀世界史的方法[2]，舉出諸多過往並未被妥善放置到更大的比較框架下檢視的臺灣歷史脈絡──臺灣思想家在戰後全球六〇年代（global 1960s）風起雲湧的左翼運動的缺席乃因冷戰美國主義的影響、臺灣早在荷治時期就已開始接受殖民現代性的轉化，並可能間接促成荷蘭國際法的形成等等。史的比較性籲求顯然呼應了陳瑞麟的「可投射性」。史接著分析，即使是在批判力十足的美國人文後殖民學界，臺灣也無法得到關注，而此「在世界殖民史的邊緣化的情形，在理論生產層次上的意義非常重大」。

或許正是因為臺灣太輕易的就被視為「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抑或是冷戰框架下與美國沆瀣一氣的衛星政權，也因此無法被海外的後殖民學者認真看待[3]。除了透過揭露臺灣歷史上與世界史上「外國」殖民霸權的關係，史更基進地提出我們必須觀照「內在」的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因為「我們不理解臺灣漢人的定居殖民主義，就很難理解臺灣的中國情結為什麼這麼深，臺灣的美國情節為什麼那麼根深蒂固，臺灣人為什麼不往臺灣的裡面看，而往臺灣的外面看。因為臺灣的裡面是原住民，而臺灣漢人必須面對本身為殖民者的這一個事實」。

換句話說，當臺灣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主體時，她的定義不能只來自與「外」人的對比，更必須來自對「內」的差異的探索[4]，而這必須透過批判漢人殖民主義來完成。

史最後提到，雖然「臺灣在以美國為帥的全球多元文化的系統中，扮演著一個相似於少數民族的角色」[5]，然而正是作為這樣被殖民的弱勢，我們才可以把「別人以為的缺陷…轉換成創造力的動源，這也許就是臺灣理論的尚未完全發揮的潛能」。筆者認為，若臺灣研究作為一個在地性的學術場域想要走入國際舞台，我們不能只是繼續一味的追求去脈絡化的「普世」研究，或是無視內部弱勢、文化與社會差異，與爭論，繼續「已讀不回」；反之，史書美所倡導的比較性研究與自我批判似乎不失為與「世界」接軌的手法，即使在筆者看來，我們仍須極為小心不要落入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陷阱之中，而界線何在，則更需研究者們仔細斟酌。

一個臺灣，各自表述？知識區隔的危險性

回過頭來思考，若是筆者在大學時期就已閱讀此書，尤其是前數章對於臺灣理論為何重要、如何可能的論辯，或許就不會產生對於研究主體的內外矛盾與焦慮。而且，也許與我歸屬同樣系所的學者們，必然也都曾經或是正在面對這樣的困局。

這在本書中段的四篇，由外文系學者處理系所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歷史，以及其如何中介外來知識與在地研究社群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們試圖解決困境。舉例來說，廖朝陽即整理外文學門如何面對西方從大理論（grand theory）到後理論（post theory）的變化過程，除了批判當前「引用理論議題並不需要複雜的思考或深入的討論，主要功能是提供附和『實證』材料的註腳，或者加入『我也讀過理論』的主體姿態，為有明確研究對象的『正統』研究提供背景」，指出理論已不如過往，變成某種方法學上的實用主義，只為了解釋現象而存在，更呼籲我們重視理論大於方法，「使『止用』成為可能」，達到「無用之用」的境界[6]。

目前的《中外文學》主編蕭立君與中文系的梅家玲，則分別以「內」、「外」的角度審視此一重要比較文學刊物如何在「中西」知識之間取得平衡。有趣的是，雖然兩位學者都同意九十年代由廖咸浩（同為本書作者之一）接任主編後，刊物從原先創作與學術兼具，以利「中國」文學發展的傾向，轉為大量引介不同理論，並且在學術層次上爭辯臺灣文化主體性的過程，然而前者認為此結果造成「『理論』無所不在......成為一種『批評的常識』（critical common sense）」，「缺乏共識」，顯然認為理論的引進使得在地研究更加的「碎裂化」（見「世界史、主體性與學術社群──讀《知識台灣》（上）」註三），而後者則將理論的引進與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建制化作出連結，認為理論使「權力分配重組」，「為起初徘徊於學科建制之外的臺灣文學研究，提供了源頭活水」。

另外，廖咸浩則以臺灣的海盜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強調海盜的「去畛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反國家，與游牧精神提醒我們必須回顧這種「後國家」的海洋精神，如同史書美一樣以後殖民立場批判國族主義；然而，他同時也提到這種「後國家」的重點優先展現在與「大陸進步力量結盟」，而這政治性十足的訴求雖然確實能夠突破臺灣本土國族主義的限制，然而也不禁讓人詢問：誰是「進步力量」？何謂「進步」？而為何要強調與「大陸」合作呢？

與其將這四篇文章盡數視為雷同的學門反思，倒不如強調其中不同學者對台灣研究主體性想像的差異之處：廖朝陽強調「空白主體」[7]、廖咸浩提倡兩岸策略結盟、蕭立君批判學科的碎裂化、梅家玲回顧學科的統整性。由此看來，即便同屬同樣的在地知識社群，而且都懷有建構理論並與「外來」理論比較的渴望的學者，意見也難以統合，造成「一個臺灣，各自表述」的情形。

筆者在此並非認為臺灣研究不能有多元的主體想像與政治意見；相反地，正是歧見的碰撞與交流才使學術研究有所樂趣與創造性。然而，若是讀者希望對此書提出質疑與批判的話，或許可以從本書作者群的對話範圍的限制性著手。

舉例來說，除了前述不同人文學者的想像差異可以更加的被突顯，藉此加強對話以外，本書雖以「知識臺灣」為名，頗有涵蓋臺灣不同領域知識的企圖，但卻將大量篇幅集中於外文／人文學者（十位作者中，有八位可視為人文學者，而更有四位在外文系任教；另外，高達七位學者來自臺大，也有菁英化的嫌疑），最後才以兩篇分別探討高科技產業，與病蟲害的 STS 研究來作為實例，似乎也有平衡不足的問題。編者們在書背的說明中說明，「在臺灣接受西方理論的過程中，外國文學研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因此在本書中段安插四篇外文系學者的文章，但這也同時犯了忽視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外來理論轉譯努力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本書雖強調理論化的重要，乃至於不同理論的切磋與比較，然而卻未提起不同學科領域之間根本方法學（methodology）的差異該如何銜接，除了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方法論可能有根本不同，細部系所的研究手法可能也難以使對方理解。這樣「知識區隔」（knowledge compartmentalization）的問題當然是有其歷史成因，並非臺灣所獨有，更非一時半刻可以解決 [8]。然而，若是我們要迴避「已讀不回」的窘境，未來勢必必須面對跨學科的閱讀與理解問題，而這促使我們從大學教育到學術活動都必須有所調整。

讀者可以看出，《知識臺灣》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只是臺灣的主體性是什麼，而是臺灣學術社群中，我們該如何跨領域地閱讀與書寫。陳瑞麟在其文中提到，臺灣研究的必要條件，便是一個健全的學術社群，而社群中的學者們「必須頻繁地互相閱讀彼此的作品、互相溝通、互相討論、互相對話、互相引證、甚至互相批判」。

筆者期望，藉由《知識臺灣》的面世，未來的外文系學生不但不再需要像筆者當初一樣擔心自己研究「不接地氣」，而且還能夠廣泛的跟其他系所的同儕討論觀點異同，不限於不同理論知識的區隔。

（作者為臺大外文所碩士生）

[1] 史書美的學思歷程甚為複雜可觀，可參考單德興，〈華語語系研究及其他：史書美訪談錄〉，《中山人文學報》，40 (2016)，頁1-33。

[2] 史書美在本文中並未使用「臺灣作為一種方法」一詞，但本書的〈知識／臺灣學群宣言草案〉中即嘗試從竹內好的「把亞洲作為一種方法」推演到以臺灣作為思考法（頁464）；當然，這也讓讀者們輕易連結到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乃至於其所屬學群更具爭議性的「重新認識中國」），乃至於近來美國學界結合區域研究與亞裔美籍研究所形成的新領域「跨太平洋研究」（transpacific studies）。筆者所欲強調的是，即使這些不同的區域想像方法都是以瓦解西方殖民霸權為目標，但其背後隱含的主體想像卻大不相同，值得探討。

[3] 臺灣在後殖民研究中始終不受重視，讓人想起東南亞研究學者 Laurie J. Sears 亦提到，由於美國學界中的英語語言霸權，造成戰後普遍使用各自國族語言的東南亞國家不被重視，只有使用英文的南亞學者等等大量崛起。（Sears, Laurie J. “Postcolonial Identities,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nowing Southeast Asian Subjects. Singapore: NUS Press, 44.） 我們可以說，臺灣也是由於使用中文，被視為中華文化圈，而被排除在後殖民研究之外。

[4] 筆者強調「內」與「外」之差異與協同，是為了回應文初對於外文系作為研究「外國文學與文化」的矛盾。王智明在〈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中外文學》， 41:4 (2012)，頁177-215）一文中即指出此系所的設置使命一開始就是為了以外在參照自身。《知識臺灣》一書中的廖朝陽、蕭立君、梅家玲等的文章也明顯指向這個內外辯證的傾向。

[5] 史書美將臺灣比擬為少數民族，與其作為族裔研究學者的背景有關。詹閔旭即在評論史的華語語系觀點時指出，「…無論是中國的少數民族、華人移民與當地原住民、抑或是華人移民作為弱勢族裔本身，這些關懷在在帶出以種族關係為軸心的論述取徑，亦即我所謂的華語語系研究的種族化轉向。」（頁 268），而這又與「此跨國想像裡頭不同地區之間的彼此的「關係」（relationality）」（頁 269）有關。關係性是史書美在不同作品中不斷強調的概念，這顯現其思想的串聯性。參見詹閔旭，〈華語語系研究的種族化轉向：談史書美、蔡建鑫、貝納德合編的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臺灣文學研究》，4 (2013)，頁 263-271。

[6] 在人文研究領域中，「無用之用」（莊子首先提出的概念）的脈絡其來有自。正如筆者在本文開頭半開玩笑地提到，外文系學生時常被視為翻譯機或字典，而外文系的功能也被化約為實用的語言學習補習班；提出「無用之用」正是為了抗衡所有人文思想都必須「有用」的價值觀。另可見王智明，〈「無用之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1 (2009)，頁3。

[7] 雖然在本文中，廖朝陽並未使用這個名詞，然而筆者認為其所提出的「止用」與其1995~1996年間在著名的《中外文學》後殖民論戰中所提出的「空白主體」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論戰中，廖咸浩強調歷史形成的主體「感情」，而廖朝陽則強調文化建構論的可塑性。在本書中，不難看出其意見差異仍舊持續。詳見：張君玫，〈「空缺主體」與「陰性情境」〉，《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慾望》（台北：群學，2012）；〈「臺灣共不共」圓桌座談〉。

[8] 史書美在其與李歐旎（Françoise Lionnet）合編的一書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P, 2005）中即已點出美國區域研究與族裔研究區隔的危險（頁3），並指出研究跨國弱勢族群正需要不同領域的學者跨刀合作（這也展現在其與作為法語語系學者的李歐旎合編該書的合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