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光復？再殖民？──臺灣混亂的戰後初期時光

連「該怎麼稱呼」都有麻煩的時光

隨著「臺灣文藝的 40 年代」專題進入尾聲，終於要來面對一個尷尬的問題：雖然我們一直提到「四〇年代」文藝興盛的情形，但這「四〇年代」的實質內涵，主要集中在前半葉，也就是 1940 至 1945 之間的日本殖民時期，卻很少提及後半葉的情況，即 1945 年 8 月 15 日至 1949 年的「這段期間」。聚焦於前半、少提及後半的原因，將於後述，但在這裡又有一個問題得要先釐清：「這段期間」到底該怎樣稱呼，最為恰當呢？
 

如果，以 45 年之前統治臺灣的日本的立場，那麼應該就和現在的日本歷史敘述一樣，會稱之為「終戰」（是的，日本不稱「戰敗」而稱「終戰」）。但是，如果我們以較為偏向中華民國教育部的立場，或是參考從前教育部國編版歷史課本的稱呼，那麼臺灣這塊「失土」終於從異民族的手上回歸，就會被稱為「光復」。然而，若以更具臺灣主體性的本位思考來看，無論是受日本殖民或是歸中國（當時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治理，臺灣都位處這兩大國家版圖的邊陲、都未曾真正獲得平等的對待，因而，也可能會有一種立場，視之為「再殖民」的開端。
 

在此大致列舉了幾種理解方式（也或許還有其他的理解方式），但並不是要比較這之間的優劣，而是想要強調，第一，看待這段時期的角度不同，我們就很可能會對許多事件推導出不一樣的結論，更重要的是第二，事實上這段時期也真的就是有許多複雜的脈絡交錯著，不同的族群有著不同的動向，進而引發出可能非預期的歷史後果。在這裡，這篇文章決定選擇一個相對客觀一些的稱呼：「戰後初期」來指稱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至 1949 年國民黨撤退來臺的這段期間；選擇相對客觀的稱呼，不是要宣稱這篇文章的立場中立，而只是為了盡可能較全面地關照當時的實際情形，不因立場而讓褒貶先行、隱藏或放大某些事實。
 

後半葉與前半葉的不同

那麼，為什麼在整個專題的安排上，會出現「聚焦於前半、少提及後半」的情形呢？這就得要從這兩段的差異開始說起。四〇年代的前半葉與後半葉，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狀態──這好像是廢話，畢竟，大家都知道統治者從日本政府換成了中華民國政府，但是，統治者更迭所牽動的根本變動，是官方語言從日文變成了中文。
 

然而，日本殖民的五十年間，臺灣人講的是臺語、寫的是日文，整個社會卻從未受過以北京白話為基礎的中文教育。所以理論上，應該需要一段時間來推行語言教育，通融日文和中文並行一段時間，再來改變官方語言，比較合宜吧？畢竟，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卻要一夕之間改變人們的書寫、閱讀方式，實在是強人所難。

實際上，在 1945 年到 46 年間，也確實是類似的情況，然而，就在 1946 年 10 月 25 日，也就是「光復」屆滿一週年之際，國府當局竟突然禁止報章雜誌出現日文；到了隔年的二二八事件之後，甚至還禁止臺灣社會說日語、聽日本唱片，也推動少用「方言」（即臺語）的政策。這件事情有多嚴重？大家不妨想像，一直待在臺灣本地的許多讀書人與知識份子，忽然一夕之間就成為聽說讀寫樣樣不通的文盲。
 

四〇年代前期那種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文藝圈榮景，在經歷戰爭之後，本來就需要時間重整，但是這種粗暴的禁用日語、日文的政策，無疑又是一大打擊。這就是四〇年代前半葉和後半葉最大的差距了──前半葉，是累積了臺灣文化界人士過去幾十年的努力，才好不容易結出的成果，所以那五六年間我們有好多面向、好多精彩的事蹟與作品可以談論。但是後半葉，就像是好不容易塑造的沙堡被時代的浪濤吞噬，而這些文化界人士只好從最根本、最基礎的事情重新做起。

這一方面，是成果的質量，確實都還不太足夠，加上外在社會的動盪（如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肅殺的社會氛圍），都不是適合發展文藝活動的條件；而另一方面，由於各方都在重建，所以也非常紛雜，有的文化人擔任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橋樑，或者是盡力以書寫來紀錄、保存臺灣文化，有的文化人努力嘗試以（對他們而言）「新的」語言創作，有的文化人則重拾被壓抑已久的左翼理想，參與地下工作，打算趁此機會對社會再做一番革新。這些動向雖然無法化約來一概而論，卻共同組成了光譜，顯示臺灣本土文化界一直以來不畏逆境的熱切活力。

最終行蹤不明……

我們先前提到過的「臺灣人文學夢的領頭羊」那三位：楊逵、龍瑛宗，與呂赫若，到了戰後，同樣是臺灣的文化人中相對有活力的一群。龍瑛宗短暫於臺南的《中華日報》擔任日文版主編，楊逵創報《一陽週報》、出版小說集《鵝媽媽出嫁》，而我們的呂赫若，則同樣跨足許多領域和面向。
 

先說創作，呂赫若是少數以生澀中文發表小說的作家。在戰後，他一共發表了四篇短篇，依序是〈戰爭的故事──改姓名〉、〈故鄉的故事──一個獎〉、〈月光光──光復以前〉、〈冬夜〉；從這四篇作品中，也能看出呂赫若在戰後初期的心境轉變。概略來說，前兩篇作品是以中文書寫臺灣在日本殖民底下的不平等處境與皇民化運動的戕害，這是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一直以來的母題，但是到了後面兩篇，卻漸漸帶有批評時局的意味，反映出呂赫若以及臺灣社會對國府當局施政的逐漸失望──就在他最後一篇小說〈月夜〉發表的二十八天後，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不過，在亂世裡，文字作品也許還是太無力了。在那之後，呂赫若主編《光明報》，批評時政，並親身投入地下組織工作，實現左翼理想。然而就在 1949 年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發佈全省戒嚴令之後，批評政府的媒體與地下組織都岌岌可危，呂赫若也不例外。於是隔年，1950 年，他遂展開逃亡。關於呂赫若的行蹤，最後只有知道他身在石碇附近的「鹿窟武裝基地」，並於鹿窟武裝基地事件中喪生，然而，他真正的死因為何？他的屍體位於何處？這都有多種說法，卻始終缺少關鍵證據，因此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謠言與傳說，也許，呂赫若偷偷活了下來也說不一定……
 

可是，如果呂赫若活了下來，又會比較好嗎？活下來見證臺灣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高壓與反共文藝政策的箝制、見證政治力凌駕創作的壓抑年代，呂赫若這樣滿腔熱血的文人，又能按耐得住嗎？
 

他會不會覺得，過往所有對文化與藝術的努力，都是徒勞呢？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如今我們能做的，也只有對過往多一點關懷、多一點認識，讓這些發生過的事，無論是悲、是喜、是吉、是兇，都真正凝結為記憶傳誦下去。
 

至少，這是唯一抵抗徒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