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在民國 50 年代，雷震等人士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成為民主運動的主流刊物，社會已顯露出，政治上應自由組黨的傾向，這本來也是順應潮流做政治改革的一個契機。
結果，雷震等人士被以叛亂罪名處刑。雷震的女婿是我的老兄弟文山新店幫老大王安仁，為人真誠謙厚、極講道義，我也認識王安仁的妻子，所以在雷震被捕、被判刑後，我也知道一些內情：美國人在幕後支持胡適、雷震等知名人士組黨，蔣中正怕幕後的美國人影響其政權，所以就以「莫須有」的叛亂罪，鎮壓臺灣早期的自由民主理想者。
其實無縛雞之力又無軍隊武器的文人，如何能叛亂造反？當時我還年少並不太懂「政治」的險惡，只是對朋友家裡長輩出了事，心裡有同情的感覺。
後來，民國 66 年因國民黨在桃園縣長選舉投票過程中作票，引發火燒警察局的「中壢事件」，民國 60 年代末期至 70 年代，臺灣社會更發生了許多大事。民國 68 年 12 月 10 日，發生了對臺灣社會影響頗大的「美麗島事件」，多名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
隨後在民國 69 年 2 月 28 日，竟發生了震驚社會的林義雄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與兩名女兒被人用刀刺殺身亡，僅一名女兒被刺殺後獲救。這是一起慘絕人寰、殘酷無比的事件。是政府體制內的單位所為？或是體制外的人士所為？這不像江湖人所為，江湖上尋仇有一定目標，主要是針對特定仇家，林義雄是位謙謙君子，不可能與江湖人士結上深仇大恨，且江湖道上的兄弟絕不殺女人與小孩。犯案的唯一原因應該是政治因素，有可能是體制外的人受命而為。在社會一片的譴責聲中，此案仍無法破案，成為懸案。
同年 3 月 18 日，軍事法庭開始對「美麗島事件」核心人物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等 8 人審訊；民國 70 年 7 月 3 日，前一日被警總約談的海外學人陳文成， 被發現陳屍於臺大校園。此後，臺灣的黨外人士與民間要求開放黨禁、報禁以及解除戒嚴的聲音不斷響起。
陳文成是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的一位學者，長期關心臺灣的民主運動。民國 70 年 5 月，他帶全家回臺探親，7 月 2 日被 3 名警總人員帶走，隔天被發現陳屍在臺大研究生圖書館旁。從現場來看，陳文成像是從圖書館樓上摔下而離奇死亡，但他在生前是被警總帶走，之後就不明不白死在臺大，案情矛頭當然指向在威權時代令人不寒而慄的警總。
但警總有明確的放人時間與人證的紀錄，雖然脫不了關係，卻查無實據。又或是，陳文成在離開警總後，被人綁架到臺大然後死亡。那到底是誰做的？在輿論熱議、民間懷疑的一片爭議聲中，最後不了了之，成為神祕的懸案。
一本書引來殺機
民國 73 年 10 月 15 日，則發生了對臺灣的政治有極大影響的江南案[1]：撰寫《蔣經國傳》的作家江南（本名劉宜良），在美國加州的舊金山，被謀殺於其寓所的車庫外，震驚了海內外的華人，凶手是陳啟禮、吳敦與董桂森。
江南案與陳啟禮的江湖人生也有密切的關聯。竹聯在江湖與社會上的影響大了，啟禮也就涉入這個社會的事情深了，不然情治單位怎麼會找他去刺殺江南。
凡事都有它的一體兩面，啟禮雖然在內外皆有敵對的力量，但自民國50年代末期，他在社會上的名聲很大。由於啟禮的名氣大，社會上的各界人士也開始注意他，企業界的第二代也想認識他並進一步與他交往，在和外界互動的過程中，我想他也可能與政府體制內的一些單位有了接觸。
蔣孝勇先看上他，透過自己身邊親信向他示好、拉攏，他們就有所來往。蔣孝武與蔣孝勇從小感情就不好，蔣孝武見蔣孝勇養了陳啟禮這隻「老虎」，他當然不能坐視不管，不過那時候他們都沒擁有實權的職位， 中央黨部有人想拍蔣經國的馬屁，把兩兄弟放上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蔣經國知道了， 就生氣的將兩兄弟的名字劃掉。這件事是我親聞的真事。
後來蔣孝武出任了「國家安全會議」的執行祕書，控制了情治單位，進而掌控特種部隊的裝甲兵。在那時候他也想拉攏啟禮， 掌控這股民間江湖上的力量。中國自古以來朝中權貴也結交江湖人物，清初雍正是皇子時也遊歷與結交江湖人物。這時的啟禮已廣泛與社會各界來往。
在仁愛路靠近九如小吃店附近的一條巷子內，我與啟禮有一處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任何人知道的祕密地點，我們總是約在那裡碰面，把近日的事情互相分享。
在江南案之前，我與啟禮之間沒有任何祕密，他做了什麼事會全部告訴我，我做了什麼事也會全部告訴他。例如啟禮跟我商議，在適當時機想除掉周榕、林國棟這兩個人，我只能想盡辦法拖延，我知道啟禮與他們的早年心結，是永遠解不開的。
在那段時間，他派劉煥榮先後殺了南部兩位與臺中地區三位的角頭人物，啟禮還告訴我，劉煥榮是趁對方吃完晚飯後、在屋外納涼飲茶時，突然衝至他們面前，冷靜的將對方一一射殺。由於他很詳細的告訴我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的印象比較深刻。
啟禮也常指派其他兄弟執行一些任務，但被殺者都有一些背景，多是臺獨的支持者，當時我也沒有太在意這些個別擊殺行為，因為它不是幫派間有規模的衝突。我想這些被殺者或許與什麼人結怨，啟禮是受人之託，但這些受害者都沒有與竹聯有所衝突，這個疑點在我腦中僅一閃而過，並沒有在心中停留多久。或許從那時起，啟禮可能與一些單位開始有所接觸與來往。
「王昇特別案」的前因後果
民國 60 年代發生了桃園中壢事件，時任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的李煥被迫下臺，被蔣經國貶至南部高雄任中山大學校長，暫時離開了黨的系統。李煥有豐富的工作經驗，是蔣預定培養的未來黨務負責人。
蔣提拔的江西幹訓班系統，如教育界的潘鎮球（教育廳長）、姚舜（我出國時的教育部出國留學生講習班主任）、退輔會主任趙聚鈺、李煥、軍中政工系統王昇、救國團副主任宋時選、政界的俞國華，均頗得蔣的好評，其中以李煥與王昇最為蔣倚重。而李煥已經離開中央，王昇在軍中的政工系統根深柢固，其政工幹校培養出的學生，已有不少升至高級將領及重要職位，又負責主持權力較大的劉少康辦公室，可說是權傾中外，且又對蔣經國效忠，是蔣最重要的助手。
民國 71 年，是我自「巴黎全歐黨務會議」後，離開了黨已近十個年頭，也是元老與郭驥伯父決定我是否再回到黨中央的時間點，最後我決定不回到黨中央。因黨的權力繼承問題，元老系與蔣經國的關係並不融洽且漸行漸遠，導致對立而最後雙方決裂。
蔣經國的左右手是李煥與王昇，李煥已在外，而王昇權重，更是蔣權力核心的支柱（當時有所謂的「李換（煥）王升（昇）」之說），因此我向郭驥伯父建議應首先砍掉王昇這根支柱，其他人就較易應付。
我提議可以藉王昇與國泰企業有良好關係這點加以運作。國泰曾暗中以資金支持高雄美麗島事件，而王昇的副手蕭政之（蕭曾任王的政工幹校副手以及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恰好又在國泰企業內任總經理。我們利用上述兩件事，製造王顯然與本土勢力有密切關係而生有異心的說法，把這件事運作成一件「王昇特別案」。
但這件「王昇特別案」如何轉到蔣的手裡，又不會讓蔣感到疑惑？
說到底，王昇本是蔣經國十分信任、倚重多年的左右手。這時，最疼愛我的郭媽媽（本名袁梅，是我出生時，第一個抱起我的人，一直把我視同己出）出手，她以她系下幹員前調查局長沈之岳（沈的岳父也是郭的一系），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之利當面呈報給蔣經國（一般國策顧問都是掛名，並無實權，但蔣對沈不一樣，在總統府內特別幫沈設置了辦公桌，對沈信任有加）。
這件「王昇特別案」由沈當面報告給蔣經國，蔣經國不會懷疑情報來源與企圖。果然，蔣在聽聞後在震怒之下，撤除王昇原職務並改調聯訓部（軍中高級將領在退休前的轉接站）， 隨後遠貶到遙遠的南美巴拉圭。至此，蔣內部權力核心順利被剷除。自古以來要戰勝強敵， 必須先除去有力的左右手人物，再攻擊強敵就事半功倍。
事件之後的兩年多，我的一位親信兄弟謝大明向我建議：「王昇對蔣是真正的忠心，卻反而受到遠貶海外的這樣屈辱，王的內心一定覺得十分委屈與不平。我們這時候去探看王，他對我們一定別有好感，王多年培養的軍中政工系統，在臺灣仍有其系統，或許將來能為你所用。」
我一聽之下覺得大明除了勇猛忠誠外，也有高明的智慧，就採納他的建議，大明也立即聯絡他事先已經聯繫過的同期飛校同學、擔任駐巴拉圭大使館的空軍副武官，並隨後訂了兩人從洛杉磯飛往巴拉圭亞松森的機票。
意外的發言
我們飛抵亞松森後，入住了富人區的帆船俱樂部旅館，大明的同學也向王昇大使報告我們的來訪，但王對我的來訪仍是十分謹慎，因為要會見像我這樣政治敏感的黨內人物，他不得不慎重。
王長期是蔣核心權力的重要人物，他當然知道我是黨內元老與常委會周至柔、郭驥兩位主席培養的黨的繼承人，王也知道我和江南案有關，此事件重創了蔣孝武。
王先會見了大明，談的還算投機，也了解到我僅是探望之意，並無其他意圖，經再三考慮，在我們到達的第五天，終於約定與我見面，會面地點選在王昇大使的官邸，先由那位空軍副武官單獨到旅館來接我與大明。
那天好像是經過特別的安排，官邸內除了王昇本人與在內室的大使夫人外，不見任何的服勤人員。王大使十分客氣，分賓主坐定，也就是王昇大使、我本人、大明以及空軍副武官，一共是四個人。我們談論一些黨內問題、交換一些對時局的看法，看得出他內心的不平與委屈，並痛恨一些對他落井下石的人，其中包括蔣孝武、蔣孝勇因他照顧章孝嚴（後認祖歸宗，改姓蔣）和章孝慈兩兄弟而產生敵意。
當時新聞熱議的江南案，當然也是談論的話題，而王僅知啟禮與我是江南案的策劃與參與者，但不知曉江南案的遠因、近因，以及中途的變化與事後皆由我運作。[2]
王昇更不知道在江南案發生的兩年前，我在離臺前向元老建議：根據我本身實際的接觸與了解，當局早已經有刺殺江南的意圖，若能掌握與運作這件事，或許能扭轉現在被動的局面。元老同意我的建議，隨時注意事態的發展，並將情況告知我，以協助我在美國對事態的掌握與運作。
賓主雙方談得十分融洽與投機。當下，王昇順口說了一句極為關鍵性的話：「林義雄、陳文成的事做得乾淨俐落，怎麼江南這件事他弄成這樣糟糕？」王是順口說出來，但我大吃一驚，難道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是同一人所為？不然他怎麼會以完全不相關的臺灣與美國兩件案子做比較？
王順口對我說出這麼機密的話，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王以為我一定知曉發生在臺灣的這些血案。了解中和鄉（竹聯）內情的人都知道，自民國 56 年我第二次重整竹聯主持幫務以來，對內對外重要事情都是我與啟禮共同商量，經我同意後再付諸執行，可以說是兩人一起做出重要的決定。
啟禮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而做了一些事情，這我當然知道，但去殺害一位無辜長者與三個稚齡的女孩，我認為啟禮絕對做不出來。
這個血案或許是執行任務的人失手造成的？這也不可能，因為擔任這麼重要任務的殺手，都必定經特別挑選且具有經驗，失手的可能性太小。這個血案也不像是江湖上的尋仇報復，江湖上的規矩是絕不殺女人與小孩，且冤有頭債有主，仇家本人才是擊殺的目標，殺手不可能分不清楚。
我想起一個兄弟，他那時常在啟禮身邊被派出去執行任務，有一次啟禮派他去殺老兄弟周榕，但他下不了手，以沒有堵到周榕為由向啟禮交差，啟禮當時沒有懷疑。
但後來因一清專案他逃到菲律賓，與陳功等兄弟住在一起時，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後來傳到啟禮的耳裡，啟禮很生氣。有沒有可能是啟禮為了防止這個兄弟洩漏林案消息，而間接對他痛下毒手？
我分析發生血案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上面」有特別指示，受命人與執行人不得不照「上意」執行，而造成慘絕人寰的林義雄血案。其意圖就是恐嚇異議人士與反對者，在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審判之前，營造一種恐怖氣氛。
這次重要的會面有許多證人，王昇雖已過世，但我本人、大明與他的同學空軍副武官都仍健在。啟禮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我講過林義雄血案與他有關。在江南案之前，我與啟禮之間是沒有祕密的。或許他不能告訴我，是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同意他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而且我還會去阻止他，也更有可能是「上面」交代他，此事絕不能讓其他人知曉。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些血案都是啟禮做的，那麼當年下達這個命令的人是誰？我僅能把自己在與王昇的會面中，親耳聽到的事情據實告訴世人，由世人判斷誰才是血案的真正凶手，而陳啟禮等人只不過是當權者的一顆棋子。
替臺灣江湖發展史，下了最好的註解。
作者記述都是真人真事，且重要事件均由當事人、知情人士互相印證後才定稿，為最接近真相的臺灣幫派史。
[1] 民國 73 年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加州住家的車庫外遭槍殺。調查後發現是臺灣國防部情報局指派竹聯幫堂主陳啟禮率領董桂森、吳敦到美國執行這項「鋤奸計畫」。根據當時情報局的說法，劉宜良為在美工作的情報局人員，因屢次洩漏情報，因此才決定要制裁他。但劉宜良親友堅信，劉宜良是因為撰寫了《蔣經國傳》，揭露政府機要祕辛，又將為當時曾多次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吳國楨寫傳記，擔心書中內容會對蔣經國或政府不利，所以才會動手。
[2] 民國 73 年 9 月，啟禮打電話告訴我他要來美國，要我陪他去舊金山。啟禮抵達美國後，我與毛弟如期接機，而當晚啟禮說出他此行的目的，且拿江南的資料與我商量。幾天後，我陪同啟禮飛往舊金山，隔天我帶他去看江南在加州大里市的住家，並介紹我的親信給他，是準備協助他辦事的人員。但後來計畫出現變化──啟禮臨時要毛弟調來吳敦與小董（董桂森）「辦事」。他們在擊殺江南後，我與啟禮在洛杉磯碰面，我問他，為何中途改變計畫，因為此事牽涉到黨內最高權力的鬥爭，做了這件事有被滅口的大風險。
然而，他只說：「現在已經做了，我只能回臺灣，畢竟我的父母、家人都在臺灣。」 我說：「既然只能回臺灣，那你必須留下證據，以證明你是臺灣軍情局派來美國刺殺江南。」我建議啟禮用錄音帶記錄，作為明確的證據，以防萬一出事，可以替他申冤。隔日，我在啟禮、吳敦、小董借住的山腰小屋替他們送行，他們乘車離去，然後搭飛機去德州休士頓找另一個兄弟黃鳥。啟禮他們到休士頓後，將錄音帶交給黃鳥保管。他們之後發生的事，是黃鳥在 25 年後假釋刑滿，到上海時告訴我的。臺灣一清專案事發後啟禮與吳敦被捕，我立即想辦法把一件單純的刑事謀殺案，運作成一件政治事件，使臺灣不能將啟禮與吳敦滅口，保住這兩個人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