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行的教科書中,我們總會學到荷蘭人和西班牙人於大航海時期分別占據臺灣南、北兩端,臺灣成為海上新興勢力爭奪的目標之一,那麼後來統治臺灣的鄭成功家族在此時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當教科書在談論此問題時,討論最多的部分大概就是鄭芝龍因投降清朝而被殺害,而他的兒子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不過這樣或許讓我們難以瞭解,大航海時代下鄭氏家族和各方海上勢力之間的關係,也難以讓我們理解為何鄭氏王朝先後憑著廈門、臺灣就可以對抗整個清廷?
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海洋與海盜
十六世紀開始,日本的石見銀山開始量產,日本商人運用白銀在東亞尋求中國的商品,特別是中國蘇州杭州一帶出產的絹絲在日本擁有廣大的市場,當然也吸引一批走私商人從日本湧向中國,甚至和海盜合作成為倭寇。然而面對海盜來襲,明朝初年建立的衛所制度已經不堪使用,多數衛所駐軍人數已經減少到一半兵力以下,最嚴重者甚至只剩下原定百分之一的員額,福建沿海地區則大約僅剩百分之二十左右。整個明帝國的軍事力量,因承平日久的緣故,早已衰退到難以應付這些海盜騷擾。
地方上的文武官員能夠做的僅有招募底層農民或礦工,花時間培育成為有戰鬥力的部隊,戚繼光就是如此;另一種方式就是僱庸兵,倚仗地方鄉紳自行招募武力捍衛家鄉,福建巡撫譚綸曾上奏過:
除了日本之外,隨著地理大發現而來的西方勢力,也加劇了明帝國對於這些僱傭兵的需要。15 世紀葡萄牙人率先繞過非洲,1511 年佔據麻六甲;此後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東亞和東南亞,在這片新天地尋求發家致富的機會。他們的到來和彼此間的競爭,無疑也攪亂了東亞海域的秩序。為今之計,正宜嚴禁日本不許私通外,其他如採捕魚鮮、貿易與米穀,與在廣東轉販椒木、漳州發賣白糖之類,悉宜如臣近日將各府單梶船隻定為號色,邊立保伍,聽於附近海洋從便生理之意,推廣而行。
因此民用的船隻在官方的核准下,升格成為了合法的私掠商人,一方面參與追捕海盜,一方面允許他們海上通商。除了中國沿海的海商之外,「流落」在外的華人也因為有著豐富航海經驗與人際網路,也成為明政府重要的倚仗對象。
而大名鼎鼎的李旦就是在此時被明朝所看重,副總兵俞咨皋是這樣形容李旦的:
往返於日本中國的海商李旦成為明政府重要拉攏的對象,對於當時正嚴重負債的李旦而言,這無疑也是機運,前往廈門擔任荷蘭和中國人的中間人。史料是如此記錄李旦在海上建立的走私活動:泉州人李旦,久在倭用事。旦所親許心素,今在繫,誠質心素子,使心素往諭旦,立功贖罪,旦為我所用,夷勢孤可圖也。
游棍李旦,乃通夷許心素之流也。夙通日本,近結紅夷,茲以討私債而來,且祭祖為名目,突入廈門。豈有好意,不過乘官禁販,密買絲綢,裝載發賣諸夷,並為番夷打聽消息者。
顯然的久在海上活動的李旦,在成為明政府的僱傭兵後,也藉機壯大自己在外國人和中、日之間廣泛的走私網路。
通譯官鄭芝龍的發跡人生
那麼鄭芝龍是如何崛起的呢?《臺灣外記》中,談論鄭芝龍生平的章節提到:或許是在澳門和葡萄牙人久經接觸,鄭芝龍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甚至受洗成為「尼古拉斯.一官」。除葡萄牙語外,鄭芝龍也能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當時鄭芝龍已在日本平戶居住過一段時間,他甚至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田川氏,生下長子鄭福松(鄭成功)。天啓元年(1621)辛酉,一官年十八,性情蕩逸,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 潛往粵東香山澳尋母舅黃程。……至天啟 3 年(1623)癸亥夏 5 月,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
1624 年的春天開始,李旦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司令官雷爾松(Cornelis Rsjiersz)推薦鄭芝龍擔任通譯,藉此在荷蘭人身邊安排一位親信,知曉荷蘭人的動向。但荷蘭人也不僅只是將鄭芝龍當作翻譯員,而是利用鄭芝龍此前往來於各地的海上經驗。1624 年在臺灣的荷蘭人決定派遣一支武裝分隊,巡弋在臺灣和馬尼拉之間的巴士海峽封鎖西班牙人的貿易。荷蘭人一方面請求李旦提供船隻,另一方面也委託鄭芝龍帶領這支船隊和荷蘭艦隊會合,艦隊司令官留下了紀錄:
隔年三月鄭芝龍指揮的兩艘中國船載著大量的戰利品返航,此後這樣的劫掠成為慣例。根據研究者鄭維中的推測,或許是帶領李旦手下與船艦的經驗,1625 年年底李旦過世後,鄭芝龍得以順利接手李旦在臺灣留下的勢力。這時鄭芝龍已經發展成為擁有 20 至 30 艘船隻的一方豪強海盜。同月二十七日,我們看見兩艘船。兩艘船前來支援我們的篷船出現了。指揮官一官(鄭芝龍)立即在六到八名手持長短劍和戟的武士陪同下登船,向我報告………。(轉引自鄭維中,《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李旦之死
不過在李旦死亡之後,,該由誰接手遺留下來的勢力成為了棘手的問題。鄭芝龍繼承了前輩們留在平戶和臺灣的勢力;與此同時李旦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勢力,則是被另一位海盜許心素所繼承。許心素不止了繼承李旦在沿海的勢力範圍,更讓鄭芝龍感到棘手的事情是,他也繼承了李旦和副總兵俞咨皋的關係:
史料清晰地指出了李旦死後,許心素成為下一個和俞咨皋合作的對象。此外該條史料也指出了,俞咨皋除了拉攏許心素以外,也拉攏了鄭芝龍的原部屬楊六等人,同時也和荷蘭人有所合作。當時福建巡撫朱一馮和總兵俞咨皋都向荷蘭人承諾過,只要荷蘭人能夠解決掉鄭芝龍,就願意給予自由貿易的權利。根據荷蘭人留下來的檔案,荷蘭人除了答應明政府的要求外,也和許心素展開生絲貿易。若巨奸之許心素,外通賊寇,內洩軍情,私貨絡繹於海上,紅夷闌入於內洋,使官兵不敢問,即咨皋之沉迷喪敗,皆其所致,可不正法乎?楊六等始之受降,原令殺賊自贖,今非惟不能殺賊,而且與賊通,其去來皆不可定。即徘徊未去,亦縱虎狼於室內耳。
顯然的 1627 年前後的局勢,極度不利於鄭芝龍:官府和競爭對手合作,往日的貿易夥伴和下屬紛紛背棄。然而鄭芝龍卻也在這樣的絕境之中,開始展現自己除了海外貿易外的軍事長才。
1627 年巡撫朱一馮派遣督司洪先春以及獲得官方頭銜把總的許心素,出海剿滅鄭芝龍,然而結果卻大出意料之外,在海上的對戰中,藉著計謀讓許心素的船舶失去方向,鄭芝龍趁勢讓洪先春背腹受敵,此次戰役不僅明朝大敗、洪先春更是身中數刀。同年九月鄭芝龍主動進攻,總兵俞咨皋徹底敗給鄭芝龍:
1627 年十二月到隔年一月,鄭芝龍的軍隊快速地成長,當他再次進攻廈門時,他率領的艦隊已經多達一千多艘船隻,總共兩萬餘人,當地軍隊望風而逃。皋檄千戶馮勝、百戶楊世爵與芝龍戰,敗績,勝、世爵赴水死。九月,復檄副總兵陳希範出師,陣方交,希範遽遁;把總洪應斗、張選舉戰死。十月,咨皋大徵各衛所軍赴廈會勦,戰於將軍澳,互相攻擊;芝豹從東椗突至,咨皋傳令遊擊商世祿分禦,方轉舵間,諸將誤為退師,全鉫鬨亂不能制,遂敗走。
俞咨皋被鄭芝龍的攻勢所驚嚇,甚至倉皇地想要從廈門逃回泉州府,但突圍四、五次都不成,至於此前背叛鄭芝龍的楊六、楊七兩兄弟,則躲到許心素家中。鄭芝龍強大的攻勢,不止官軍懼怕,廈門城中也是議論紛紛,為何此前可以輕鬆擊敗小賊寇,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上萬人,連官府都無力清剿的大海盜。
此役之後,明朝廷只能用招安來安撫拉攏鄭芝龍。1628 年 9 月鄭芝龍向巡撫熊文燦「投降」,明朝官府授予鄭芝龍游擊一職。在官方身份加持下,鄭芝龍又先後消滅了李魁奇、鍾斌、劉香等海盜,鄭芝龍在海上的勢力由此大盛。
邁向海上貿易霸主之路
在鄭芝龍清除其他海盜後,加上擁有官府賦予的身份,他逐漸壟斷了臺灣和中國之間的貿易。《熱蘭遮城日記》中便曾有一位名叫 Hanbuan 的商人向荷蘭人抱怨過鄭芝龍的橫行。Hanbuan 說鄭芝龍利用官方身份,包辦所有對荷蘭人的貿易,沒有鄭芝龍許可的船隻都難以前往臺灣大員。實際上即便是擁有手持福建巡撫發的貿易許可證,也會被鄭芝龍排擠出和在臺灣的荷蘭人的貿易中:「因為一般的商人大都傾向於要搭一官的戎克船,而不想搭乘他們的戎克船,因為他們搭乘一官的戎克船,在中國就不必繳納應繳的稅金。」
尤其是鄭芝龍以家鄉安海為中心建立起龐大的貿易基地,《明季北略》稱: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稍,直通臥內,可泊船,逕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安海又名安平,在明代後期逐漸崛起成為貿易重鎮,一方面安海距離泉州府治所五十里遙,和外島頗近且通漳州潮州等地。在當時人看來,安海具有發展成為重要貿易港口的潛力。嘉靖年間,安平逐漸從走私貿易發展成為對日本直接貿易,方志中稱安海:「鰲美塔以上為魚肆、肉鋪,市下多錦繡、棉布,邇年北門外,山芻、野蔌、五谷、茨芋、水蟲、羽族,凡百物皆朝萃於此,迨午而去,日日為墟也。」安海的貿易盛況由此可見一班,鄭芝龍也因此重回家鄉安置產業,甚至開通海道直達市街,屋中庭台樓閣,工巧雕琢,比泉州城的房屋來的豪華奢侈。在鄭芝龍的帶動下,安海市鎮繁華,貿易絡繹不絕,不亞於明朝省城。自築城於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從現存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來看,雖然荷蘭人從東南亞帶來的多種的熱帶商品,但其中以胡椒和象牙最受歡迎。例如 1630 年 11 月到隔年 9 月底荷蘭總共出售了 198,024 斤的胡椒;5,321 磅的象牙,這些銷售數量超過荷蘭人庫存的 80% 以上;同時間檀木和丁香都只有不到一成銷售成功,可見胡椒和象牙在中國驚人的市場以及安海商人的獲利。
除西洋貿易外還有東洋貿易,鄭芝龍在 1639 年開始對日貿易直航,最初鄭芝龍和荷蘭人合作:成功將大舉攻南京,以黃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金、廈。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
亦即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運送貨物前去日本,鄭芝龍則供應荷蘭運往世界各地貿易所需之貨物,並阻攔其他中國商人前往日本。特別是日本開始禁天主教與進入鎖國之時,日本只允許荷蘭和中國兩國在長崎一口通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鄭芝龍的合作就頗有聯合壟斷對日貿易的意味了。我們的人與中國大官一官達成協議,現在等候正式書面批准,即關於他們不再到日本貿易一事,並阻止其它中國人前去貿易,保證按我們的需求提供用於日本和歐洲的貨物……我們免費為他向日本運輸貨物,風險由他擔當,作為回報……
不過這樣的合作似乎並沒有持續很久,荷蘭人並不信任鄭芝龍,認為鄭芝龍兩面三刀,仍在私自派船前往長崎;另一方面鄭芝龍似乎也不滿意荷蘭人提供的回報。應此實際上,依然有大量的中國商船前往日本長崎,鄭芝龍自己應該也有不少直航日本之商船,而非通過荷蘭商船。
以 1641 年為例,根據學者的考證當年鄭芝龍派遣道日本之船隻,包括 6 艘大型船,載滿各式織品,這六艘絲織品可能已經佔當年唐傳提供給日本絲織品的一半以上;另外有數艘船除了提供絲織品之外,以提供各種砂糖為主,總計提供了白砂糖、黑砂糖、冰糖 48 萬斤左右。荷蘭人不免抱怨道:
以鄭芝龍為首的輸日唐船,獲利之豐、規模之大已經完全危急到荷蘭人的利益。尤其是鄭芝龍輸日的貨船數量,雖然在全部唐船的數量不算多,但時常是價值最多、品質最好,不少是廣東和南京來的最上等品,在長崎的荷蘭商館曾經紀錄到:日本貿易所以更受打擊者,由於本年中國商人從中國及其他地方以帆船97艘,其中包括搭載蠶絲及絲織品之大船 6 艘,載運砂糖之官人之小帆船 12 艘輸入各種商品所致。
傍晚,中國戎克船三艘抵達。1艘自廣東來,還有2艘自漳州來航,載來多量的生絲及絹織物,尚有若干粗雜貨及藥種。其中最大的一艘,為官人一官所有,估計有30萬荷盾價值。—轉引自蔡郁蘋,〈十七世紀鄭氏家族對日貿易關係之研究〉
海洋史視角下的鄭氏家族
1571 年,這一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殖民地政府,此後馬尼拉的定期航線串連起了美洲、亞洲、歐洲和非洲大陸之間的貿易路線,無疑是人類歷史頭一遭。此前的陸上絲路,始終欠缺了美洲的角色,因此有學者主張將 1571 年視為「世界貿易」誕生的年份。然而此時的中國正處於明朝的統治之下,在第一任皇帝朱元璋的規劃下,明代設計的各項對外制度,帶有強烈的統制色彩,在這制度下所有中國對外的外交都視為朝貢,並同時結合海禁、邊禁政策,也就是說朝貢之外的邊境出入和對外貿易都是違法的。然而這樣的作法到了十六世紀卻難以面對日漸商業化,乃至於逐漸捲入世界貿易圈的中國。
面對來自海上的威脅,為了商貿與生計出海的中國人、尋求冒險與財富的西洋人、試圖建立心國際秩序的日本幕府、乃至於佔據貿易要地的東南亞各王國。來自外洋的變化無不衝擊著這個古老的帝國,除了試圖維持原有的朝貢貿易,明代政府也在試圖尋求其他的應對辦法。
但如同研究者所指出明代政府官員缺乏對於國際公海的全面性認識。他們所憑藉的是古老帝國過去的歷史經驗:當朝廷力量衰退無力綏靖邊疆地區時候,授予地方武裝力量合法地位是常見的手段,這也是李旦、鄭芝龍、許心素等人獲得官方承認的最重要原因。這些地方武裝力量最終成為危急中央的存在,就此點而言鄭芝龍等人的故事確實並不新鮮,不過與此前軍閥不同的是,鄭氏家族所憑藉的卻是「海上經營能力」,當古老的帝國政府仍然舉步蹣跚地尋求面對世界史的新浪潮之時,鄭氏家族已經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海上勢力。
也因此鄭氏家族的勢力,甚至足以支撐起鄭家以廈門、臺灣等彈丸之地獨自面對席捲整個中國的滿清,鄭成功甚至直言:「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有裕」,鄭成功的話凸顯了鄭家以海洋發家的歷史,不論是東洋抑或西洋都可以看見鄭家商船的身影;甚至豐厚的海洋貿易也足以供給鄭家養育一批海上私人武裝,一支足以對抗清軍的力量。這之中作為奠基者的鄭芝龍功不可沒,不過一如連橫對鄭芝龍的評價:「若夫芝龍以一遊俠少年,崛起而至通侯,亦足豪矣。」鄭芝龍從遊俠少年到富強海商的歷程,足以看得出鄭芝龍的豪氣與智識;也亦如大家所熟知的,此後的鄭芝龍在晚年選擇踏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對比於前半生英豪事蹟,卻也讓人感到不勝唏噓。
- 鄭維中,《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臺北:衛城,2021)
- 蔡郁蘋,〈十七世紀鄭氏家族對日貿易關係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5)
- 徐曉望,〈論明代廈門灣周邊港市的發展〉
- 計六奇,《明季北略》
- 江樹生譯註,《蘭遮城日誌》
- 曹履泰,《靖海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