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 1887 年出生於位在山區、綠意盎然的溪口鎮，鄰近浙江省富裕都會大城寧波，寧波也是十九世紀首批開放對外通商的幾個大城市之一，以商貿文化知名。蔣介石年少時光是在一個有影響力並和地方關係良好的鹽商家庭中度過─當時運銷鹽是個很賺錢的行業。蔣介石每每遭遇危機時，都會回到溪口，藉以暫離紛擾或是喘口氣以恢復生息。對他而言，溪口就是他的「家」。
蔣介石成長時的中國正值四分五裂的年代。當 1895 年不論在海上及東北中國都大敗於日本，因而失去臺灣時，他還只是一個少年，那場戰役也震驚了所有深信中國文化優越性，以及自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已在經濟、軍事上取得長足進步的人。
1900 年排外反教的義和團拳亂，造成包括英、法和美等國在內的八國入侵進占北京。五年後，中國又受日本和俄國在中國土地上作戰而苦。1912 年，自 1644 年開始統治中國的滿清皇朝終於崩解。第一個取而代之的政權中華民國，在幾年後又被軍閥們分裂割據。蔣介石和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在挽救中國江河日下中尋找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像當時許多年輕人，他選擇走上軍事這條道路，即便中國傳統文化上對從軍的評價不高。1906 年，他進入中國首批軍官培養學校之一的保定軍校。一年後，轉入在東京的日本帝國軍事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如同同輩其他人，他認為可以在這亞洲第一個打敗西方的國家中學到許多東西。
蔣介石在日本接觸到不少流亡的改革派及革命派分子，特別是和浙江同鄉陳其美交好，其引介助他加入孫逸仙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孫逸仙是中國革命的幕後策畫者，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有關民族主義、民主政治和人民福利的三民主義；他至今仍在中國和臺灣兩地受到尊敬。當時，他因 1895 年一場在廣州發起的失敗革命舉事正在流亡。
流亡途中，孫逸仙不斷發展推動革命的事業，並為革命募款；1905 年他創辦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的前身──中國革命同盟會。陳其美和蔣介石的相交甚篤，蔣介石甚至願意為了交情而執行暗殺任務。當 1911 年辛亥革命開始時，陳其美統率滬軍進占浙江首府杭州。蔣介石得知辛亥（武昌）革命的消息後，迅速趕赴陳其美身側，獲悉陳其美政敵陶成章可能取得浙江都督，蔣介石遂暗殺之，以確保都督大位能落入他結拜兄弟手中。
年輕時，蔣熱衷於閱讀有關兄弟情義和為民族捨身的英雄故事。最喜歡的是鄭思肖所著的《心史》。
鄭思肖是一位生活在宋元朝期間（西元 960 年至 1279 年、西元 1271 年至 1368 年）的書法家和詩人，他最為人周知的事蹟，是他在宋亡後不肯侍奉元朝。《心史》記載有關忠心、堅貞和犧牲故事，其出處帶著神祕色彩。據說，鄭思肖把他控訴蒙古人的書卷藏在某寺廟（蘇州承天寺）的一口井中，於明朝（西元 1368 年至 1644 年）末年被發現，但一度佚失，清朝末年時又再度出現。
雖然從一個人年少時閱讀的書籍，不見得可以看出他成年之後的想法，不過蔣介石常在他的日記裡提到犧牲。
古來賢豪多為捨身濟世……今欲求主義實行，國家獨立，則一身之榮辱死生，尚有顧慮餘地乎？
民國首任總統袁世凱日漸專制，進而在 1913 年鎮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後，蔣介石變得灰心喪志。之後他開始了一段自我放逐的日子，將許多時間花在閱讀上，包括 1915 年創刊的激進雜誌《新青年》。《新青年》呼籲揚棄中國傳統舊思想，擁抱所有包括德法俄革命歷史、馬列主義詮釋及譯作，甚至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新思潮。蔣介石變得激進，他在日記中寫著：「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勢利，尤為可惡」。
當他想在溪口辦學校卻受到鄉紳阻撓後，他認為：「吾國紳耆階級不打破，平民終無享樂利之一日也。」在上海證券市場籌措國民黨資金不成時，他對「舞私牟利大股東」多所批評。革命的熱血，就這麼奔流在蔣介石的血脈中。
蔣介石常讀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的著作。這三位都是深受儒學影響的將領，在十九世紀中葉時組織地方團練驅逐太平天國叛亂徒眾；太平天國這場亂事的敉平，造成至少二千萬以上的人死亡。
他也讀王陽明的著作，王陽明是明朝的新儒學思想家，認為事理存在我們的內心，而不是要花費數年皓首窮經的外求才得以明白。歷史研究者楊天石說蔣介石：「讀新學諸書，常常食而不化，而讀舊學諸書，則如魚得水，常常用以作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原則，或用以作為致兵、從政的軌範。」誠然不虛。
1916 年，蔣介石的結拜兄弟陳其美遭到暗殺。他受這件事刺激，加上所讀古籍影響，決定開始努力約束脾氣、戒除色心，讓生活有目標、有紀律和有意義。他在日記中寫下：
自矢立品立學，以繼續英士革命事業自任。
1919 年，他回想起 1911 年辛亥革命後自己的所作所為，留下「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自評。蔣介石的好友，身為翻譯家並曾為孫逸仙祕書的戴季陶，曾有一次突然暴怒責罵他，當下蔣介石想出手，但之後冷靜下來並檢討起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收斂脾氣、克制欲望，成為他畢生努力的追求。「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失之晚矣。」
1919 年巴黎和會中日本取得所要的利益後，在中國引起一連串的學生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曾加入協約國陣營，並以海軍協助保障海上國際航道。1917 年中國也加入協約國，並期待能在戰後的和平會議中將原本德國占領的中國山東半島主權交還給中國。但美、英、法等國卻同意轉交給日本，學生示威在全中國爆發。
這些事件激起五四運動，其中較激進的力量在一陣破除偶像熱潮中，疾呼要「打倒孔家店」（中國的傳統文化），才能讓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得以活躍勃發。蔣介石不能接受運動中破除偶像的觀點，但是卻從五四運動獲得鼓舞：
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吾於是卜吾國民氣未綏，民氣未死，中華民國當有復興之一日也。
數年之後，另一波示威運動再次鼓舞了他。即是 1925 年十幾個學生組織罷工抗議時，上海租界老閘捕房[1]警察開槍打死兩名學生的事件。那年春天以來，由於日本工廠嚴苛的工作條件和工人死亡事件，引起連續性的罷工和示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則採取高壓措施應對。當抗議群眾強力擠向老閘捕房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時，發生了前述的槍擊事件。此事件激起全國各大城市的罷工示威，其中包括造成廣州沙面英租界外國警察殺害十幾位示威群眾的事件（即為沙基慘案）。
這起事件讓蔣介石憤慨非常，他寫道：「蠢爾英奴（也許所提的對象是指從印度來的錫克人），視華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聞之心腸欲裂，幾不知如何為人矣！自有生以來，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隨後又加上「毋忘今日之國恥」。
由於曾經受過為洋人工作的司機和接線生鄙夷的態度所辱，他怒言：「凡在租界、公署及洋行、洋宅工作之寄生蟲，皆可殺也。」蔣介石已經蓄勢待發了。他完全走出了 1911 年革命之後灰心喪志的陰霾，對如老閘捕房槍擊等事件的憤怒和受到的刺激更讓他憤慨不平。
孫逸仙與蔣介石
當孫逸仙領導的國民黨決定要創建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時，蔣介石追尋生活目標之旅就到了終點。在此之前，孫逸仙一直期待能以發動軍事抗爭或是起事，激起全國人民跟隨的浪潮，就如同辛亥年的革命。
不然，他只能倚靠地方擁有武裝力量的權勢人物。孫逸仙就是以這種方式在 1917 年於廣州建立起軍政府的，但兩年後就被驅離。不久後，他重返廣州，再次成立政府，1922 年又被迫離開。陳炯明反對孫逸仙以武力征伐統一中國，因為這麼一來他們將會耗用廣東資源。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可以為廣東取得較多自治權，與孫逸仙對中國的中央集權觀點相左。
上述這些原因，造成孫逸仙同意他的追隨者（如戴季陶）主張的：國民黨要擁有自己的武力。基於幾次失敗的起事經驗，以及俄國紅軍 1917 年十月革命的成功，載季陶認為黨的武裝力量是「掃除舊勢力和建立新世界所不可或缺」。蘇聯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歐洲爆發的革命顯見將要失敗，尋求將革命輸出至亞洲。
不久後，蘇聯特派員抵達中國，決定孫逸仙是他們最可能的嘗試對象後，提供他顧問、武器和資金，孫逸仙欣然接受，並同意蘇聯提出的和共產黨進行合作的條件。很快的，國民黨－共產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事宜，就進入磋商過程。
蔣介石的知交摯友戴季陶，認為孫逸仙的思想是根植於儒家思想，這個說法顯然深植在蔣介石心中。就如同對陳其美一樣，為了幫助戴季陶，他不惜付出一切。譬如，蔣介石曾答應幫忙養育戴季陶的私生子──緯國，是戴季陶在日本和一名婦人有染生下的。戴季陶怕其妻子不接受這個孩子，蔣介石便信守承諾，從未透露過孩子的生身父母身分，就連他自己的妻子也對此一無所知。蔣介石十分重視忠於朋友和信守承諾。
孫逸仙於是轉而請蔣介石幫忙打造他意欲的黨的軍隊。除了因為他知道蔣介石在自己的追隨者中熟悉軍事事務，更因為 1922 年他為躲避陳炯明炮擊而藏身於炮艦中時，得知此事後的蔣介石立刻趕赴他身邊，證明了他的忠誠和勇敢。1923 年，孫逸仙集結足夠兵力重新回到廣州後，派蔣介石赴俄和蘇聯談判國共合作細節。蔣介石視此為一個重要機會，「以期根本解決此國事耳」。
蔣介石在莫斯科大力吹捧國民黨的重要性，強調他們已經控制華南三個省分、掌握了一支六萬人的部隊，並同時宣稱國民黨在東北和長江下游擁有極大的支持力量。他試圖說服蘇聯在蒙古的烏蘭巴托和新疆的烏魯木齊建立軍事基地，用以在兩年內訓練和裝備三萬人的部隊。他的想法是，一旦準備完成，就可以協同國民黨從廣東北伐的部隊同時發起作戰。俄方則建議國民黨，應先做好闡述革命原因的宣傳工作和建立群眾組織，在未做好這些工作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都是言之過早。
蔣介石反駁道：「在俄國，共產黨只有沙皇政府一個敵人，中國則不同，中國遇到了一切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反抗……非採取軍事行動不可以的理由即在於此。」蔣介石認為俄國人之所以拒絕他提出來的計畫，是因為他們想要將影響力擴大到蒙古和新疆。回到廣州後，蔣介石成為黃埔軍校校長。
這所學校在蘇聯顧問監督下，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其中許多人爾後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內擔任高階職務。黃埔軍校的目的在於建立一支以畢業軍官為主體的國民革命軍，這些成員至少有初中學歷程度，不只能為革命獻身，更要具備誠實、精實、信實等操守。他們受的訓練內容包括槍炮操作、後勤、工程、通信、衛保和地略。1924 年十月，接受這所學校訓練的學員人數約為一千名，及至 1929 年，畢業學生人數已達 7,399人，足以編成好幾個師。[2]所有學員都要學習孫逸仙思想、社會主義和了解帝國主義弊病。
1925 年六月，國民政府成立軍事委員會，監督執行將地方軍隊統整為國民革命軍。這些地方軍隊許多都是名副其實的「客軍」，成員來自鄰近的貧脊省分，到富庶的廣東爭取資源，有些是以往孫逸仙遭遇困境時受邀來粵的。軍事委員會的用意，是要設立中央調度機構以整合各方軍力，並在所有編制中派任黨代表，成立統一的指參系統。一些原為客軍或是其他獨立軍的地方部隊同意接受改編，但原本他們為籌措軍費而濫徵稅款的作為，卻造成廣東商賈和百姓對國民黨的負面觀感。
在加入孫逸仙的革命事業後，蔣介石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孫逸仙讓蔣介石任重要職位，並使其進入核心團體，但蔣介石在其中仍只是地位較低的資淺新人。當孫逸仙 1925 年三月十二日因胃癌病逝後，國民黨固然很快的將其塑造成一個逝去的偉人，並將他的形象充分利用在許多方面，包括用來合理化他們的一黨統治。許多人跟孫逸仙密切的關係和對他個人的感激之情，也是形成這股崇拜的原因之一。正因如此，革命的奮鬥過程，被視為孫逸仙的遺緒而承傳，就此形成特殊且鮮明的個人色彩。
蔣介石的政變
孫逸仙的逝世成為重要的公眾事件。成千上萬民眾參加他在北京的追悼活動。架著孫逸仙巨大遺照的靈車緩緩在長安街上移動，這條街從東到西貫穿北京，經過紫禁城南邊和天安門廣場北側。 1929 年，這幅原來放在靈車上的孫逸仙肖像被放到了廣場北側的天安門上，今日的同一個位置上則安了毛澤東像。
眾多悼念活動在廣東各地舉行，香港亦然，規模大到甚至要英國警察揮舞警棍驅逐造成交通阻塞的工人。紐約追悼大會在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舉辦。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參加人數超過千人，「其中一位講者表示這位逝世中國領袖的思想堪比耶穌、孔子、佛陀，另一位則稱他為『亙古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孫逸仙的死亡同時也帶來誰將取代他的問題。一場嚴重的權力繼承衝突就此展開，造成一位黨內元老死亡，另一位則被迫去國，而蔣介石則率領北伐軍倥傯於統一征途中。這個掌有軍權的最大政黨出現岌岌可危的領導危機，各地軍閥依然橫行，學生抗議此起彼落，抗議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割據的工人罷工方興未艾，而改變──真正的改變，仍不知在何處。
權力競逐者共有三位。一個是當時四十二歲的汪精衛，少年早慧、英俊挺拔、朝氣勃勃、氣質出眾，他和孫逸仙一樣是廣東人，曾通過極其激烈競爭的科舉考試，[3]之後留學日本讀法政，和蔣介石一樣，在留學日本期間加入同盟會。他很快的就以「精衛」為名，成為征服眾人的演講者和文采斐然的文稿作者。在婚姻上，他拒絕家中安排的婚事，娶了馬來亞檳城富商一位本身也投入革命工作的女兒。
他在 1910 年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獲判死刑後被減為無期徒刑，這讓他名揚全國。此外，他還會作詩，以優美的文字表達出自己為中國的無私犧牲；日後這些詩作出版，更與他的事蹟相輝映。在其中一首中，他自喻為銜石填海的精衛鳥，為眾生無私奉獻，更寫著「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汪精衛本名為汪兆銘，精衛是其筆名。
另一位競爭者是胡漢民，也是廣東人，領導國民黨右派，同樣也通過科舉考試，不過功名較汪精衛高一階，[4]在拳匪亂後赴日留學。他也加入同盟會，並成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辛亥革命後他擔任廣東都督，隨後加入討伐袁世凱的討袁軍，失敗後逃亡日本，協助孫逸仙將原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他並追隨孫逸仙到廣州，歷任許多高階職務，包括交通部長和總參議，並在孫逸仙離開廣州時擔任代行大元帥。
第三位競爭者並不是蔣介石，而是廖仲愷。廖仲愷 1877 年生於舊金山，其父當時為香港和上海的銀行工作。廖仲愷先後在香港皇仁書院和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在同盟會成立那年加入後，他成為同盟會財務工作的重要人員，運用他與富裕廣東同鄉和海外華僑的關係募款。他曾在 1920 年代任廣東省省長，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主要推手之一，並支持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
蔣介石曾在 1924 年辭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藉此對籌辦軍校的財務問題和孫逸仙太過於依仗各軍頭表示不滿。在他返回浙江老家後，廖仲愷發出一連串信函和電報，懇請他不要辭職，其中一段文字寫到：「校中財政已妥，兄歸便可發表，其他改革，亦俟兄來共同策進，不成則同去未晚也。」在這些懇切的表達支持下，蔣介石終究被說服，返回廣州。
很快的，汪精衛在這場競爭中展現了贏家態勢。當孫逸仙在北京受胃癌折磨時，他隨侍身側，於三月十一日筆錄其遺囑。孫逸仙在遺囑中要求同志：「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可視為不再繼續與蘇聯合作的宣告，而汪精衛卻傾向支持繼續合作。
七月一日，汪精衛被選為剛成立的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八月二十日，廖仲愷遭謀殺，傳言胡漢民為此事件謀畫者，他被捕後，在蘇聯插手影響下被送往蘇聯作進一步調查。廖仲愷的死亡加上胡漢民的退出，汪精衛的地位似乎就此穩固了下來。
蔣介石以廖仲愷遭殺害為證，在日記中寫下「反革命的陰謀確實存在」。他最初並不在孫逸仙的繼承人選之內，他身為僅知的軍事人才，卻缺乏像汪精衛、廖仲愷和胡漢民的優異學識，而且才剛進入孫逸仙的權力核心圈不久。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包括黃埔軍校在內的影響力日增，俄國顧問也讓蔣介石對黨的工作走向漸生疑懼。
俄國顧問古比雪夫將軍（N. V. Kubishev，化名為季山嘉〔Kisanka，俄文意為「小貓咪」〕）公開表示他反對北伐之後，蔣介石的疑心更為加劇。他認為北伐是孫逸仙念茲在茲的目標，也是自己努力訓練打造新興國民黨軍的目的。
蘇聯顧問們對蔣介石的蔑視，讓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也讓蔣介石對蘇聯顧問們意圖的疑心愈來愈重。古比雪夫將軍認為蔣介石「優柔寡斷」，而且「沒有外來的指導」就不能「成為優秀的部隊領導人」。1926 年，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古比雪夫和其他俄國顧問：
我以誠往，彼以詐來，非可與共事之同志也。
當汪精衛逐步稀釋他的兵權時，蔣介石的擔憂更深了。汪精衛不只讓他辭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和廣州衛戍司令，更附和古比雪夫的意見，不贊成北伐。蔣介石認為：「深念處境屯危，非積極進行，衝破難關，不能再談革命！……然衛黨救國，固應忍辱負重！」他深信只有自己能護衛孫逸仙開啟的革命。二月二十七日，在數日夜不成眠後，他寫下：「最後決心，只有強制執行，否則，為害於黨國，不可名狀也！」三月五日，他再寫下：「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處境也！總理與諸先烈在天有靈，其必憐而呵護之，不使我陷於絕地乎！」
三月二十日，蔣介石主動出擊了。他下令廣州戒嚴，逮捕那些他認為正策畫要他下臺的人，讓蘇聯顧問的警衛團繳械，並使蘇聯召回古比雪夫。汪精衛出走法國，以期從政治打擊中恢復元氣。數月後，1926 年六月，蔣介石以北伐軍總司令之姿統領國民革命軍，兩年後進入北京，讓他得以宣稱自己完成孫逸仙統一中國的遺志，讓中國得以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終結軍閥時代。1929 年，蔣介石的頭像取代了孫逸仙，高掛在天安門上。他於 1927 年將國民政府遷至南京，使其成為首都，宣布統治全中國。
1928 年七月六日，蔣介石主持孫逸仙祭祀大典。孫逸仙的遺體當時暫厝在北京市郊西山碧雲寺一具蘇聯捐贈的水晶棺內。此時，蔣介石胸中必然已認定堅持完成孫的遺願是正確的。身邊簇擁著國民黨高階將領和官員，包括想要依附國民黨軍隊的地方軍頭，蔣介石對孫逸仙祭告：「三年之間，本黨基礎瀕於危亡者，先後五次，革命勢力，幾次覆敗者，凡十五次」，但最終他們仍然完成了他的心願。蔣介石當時泣不成聲，哀痛到要人攙扶的程度。
蔣介石成為中國命運所繫，是孫逸仙留給追隨同志神聖任務的救星──就算別人不這麼想，至少他以此自許。看蔣介石登上高位的經過，可以對他有更深的了解。他是革命分子，不滿在華外國勢力，也討厭地方仕紳的專橫跋扈，連代表些許進步的新式學校設立也要反對。對蔣介石而言，中國要進入現代國家的轉變和他的自我轉變是一體兩面：兩者都需要自我警惕、奮力進取、堅定果決、盡心研究和犧牲奉獻。
蔣介石並不排拒中國傳統遺緒，實際上他受到中國歷史中描繪的英雄形象和儒家思想影響，在其中體認出殉道、忠誠、責任、犧牲和與人交往的道理。在與陳其美和戴季陶相交中，他嚴守著這些要求。在他所認知的道德規範裡，有一部分認為一個領袖的道德在於能識才任用、尊重有才能之人。孫逸仙就是以尊重待他。而汪精衛在質疑蔣介石的忠誠、信實和能力並撤去他的指揮職務時，可能對這麼做傷害蔣介石多重一無所知。
蔣介石經常穿著軍裝出現在公眾面前，最為大家熟知的形象就是像拿破崙一樣坐在馬上。他雖然願意承受巨大風險，行事卻謹慎、諱莫如深。他只信任少數人，而且在之後的發展中，能信任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更少。
蔣介石分析事情總是小心翼翼──他常把這些分析寫進日記裡──評估各種力量的影響，然後，就像在驅逐汪精衛這件事情上所做的一樣，當他認為時機成熟就驟然出手，做出關鍵一擊。
北伐的勝利結束不表示辛亥革命以來激發的結構性問題就得以解決。實際上，反而增加了一堆新問題。必須設法遣散或擊潰大量湧現的部隊；國民黨內部嚴重分裂；共產黨在國民黨對他們施以白色恐怖鎮壓後，在不同城市部署整裝，發起暴動。北伐期間國民黨對共黨分子所施予的恐怖清洗造成數以千計人死亡，埋下難以磨滅的仇恨與深結難解的猜疑，而當外來威脅在邊境隱伏伺機時，也同時需要好好打造、建立與外國的新關係。對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而言，問題不過才開始湧現。
《戰火中國》全書分為四部份：第一部「立國大業」論析蔣介石掌權至1937年中日開戰期間，圍繞其與國民黨的連串事件；第二部「歷史轉捩點」講述對日抗戰的時代精神轉變，分論日本、國民黨如何試圖取勝，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擴張；第三部「試煉」和第四部「新中國」，則檢視成為世界大戰一部分的抗日戰爭、日本戰敗後的中國內戰，以及在韓戰中逐漸浮現的冷戰面貌。
[1]編注：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機構。
[2]譯注：黃埔軍校學員原編為教導團，後再編為旅，後再配合其他部隊兵力編為師。
[3]譯注：有一說法稱汪精衛為秀才，依清代制度即為通過童試，並非正式科舉，僅為官方認可入門的生員。
[4]譯注：胡漢民曾通過清代科舉考試的第一級鄉試，取得舉人身分，確實比只有秀才而初「進學」的汪精衛高一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