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南京的潰敗負責？蔣介石對戰局產生嚴重誤判，只寄望國際調停

南京政府欺騙數十萬市民留在死亡之地

汪精衛主和，歷史上説他遺臭萬年；蔣介石主戰，歷史上説他光復山河。然而，我卻認為歷史書顛倒了黑白，因為汪精衛從未像蔣介石那樣以歹毒冷酷之心，如同驅趕羊入虎口一樣，將數十萬無辜民眾交給日本軍隊任意屠殺。

雖然中日雙方對南京屠殺死難人數存有較大爭議，但日軍攻佔南京之後屠殺大量平民和被俘士兵乃是不容否定的事實。譴責日軍的暴行是中方的權利，但國民政府未能「守土有責」，未能及時疏散平民，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在這一點上，中國當局遠不如被納粹擊敗的法國政府那麽明智：法國政府宣佈投降，巴黎為不設防城市，避免納粹德國屠城及毀壞巴黎的建筑和文物之慘劇。投降固然屈辱，但保護數十萬計平民的生命更重要。

中國的古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風涼話。國民政府不用像法國那樣宣佈投降，但至少可以從南京撤軍，宣佈南京為不設防城市，這樣可避免屠城慘劇的發生。

國民政府在淞滬戰爭爆發之初曾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於穩定民心的需要，又考慮到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國際觀瞻所系」，遲遲沒有做出周密的計畫。隨著戰火臨近南京，國民政府倉促西遷，來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財產，致使大批市民滯留南京，留下嚴重的居民安全隱患，也為後來南京大屠殺的慘狀埋下伏筆。

1937 年 7 月 29 日，最高統帥部從軍事角度出發，討論有關沿江各重鎮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別會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計畫。會議中強調「南京市百萬餘人口，戰時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將婦孺遷移他處」，這樣做「雖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終久必歸實現，故可著手辦理」；對於機關職員眷屬，「尤宜先秘密移動」，以免妨害公務。該項計畫中透出國民政府準備疏散南京普通民眾的端倪及其傾向性。

但此後軍政部考慮到此事關係重大，認為「應由軍委會召集各院部會開秘密會商討」，等方案擬定妥善，並交蔣介石核示後，再逐漸實施。從後來實際施行情況看，出於穩固民心、防止恐慌、穩定社會秩序的考慮，疏散計畫並未優先考慮市民，而只是優先疏散機關職員眷屬。

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表現出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及此後的舉措，給民眾留下堅守南京、堅持抗戰的印象。

上海失守當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告京市民眾》稱：「政府已設立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統帥文武機關及全市民眾作守土自衛的打算。……抗戰已到了這個關頭，國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後盾，是我們民眾報國的最好機會。……現在，全首都的市民應該把自己感覺到的責任和如何盡責的辦法，做出一個榜樣來，給全國人民看看。」

此後《大公報》、《申報》等相繼報導蔣介石、唐生智等堅守南京、抗戰到底的言論。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復往日的繁榮，蔣介石 10 月 10 日的日記中記載説，「下午與妻同乘車視察市中，戶戶掛旗慶祝，為之一慰」。

11 月 20 日，國民政府正式公佈遷都重慶。在西遷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大量檔案文件和相關物資及公務人員的輸送，為保證國民政府各部門的安全遷移，國民政府所統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 600 輛汽車和 220 餘隻民船都用在軍事和國民政府西遷上，「國府西遷後，各項交通器材隨之俱行」。

11 月 26 日，馬超俊市長專電交通部，希望「西遷各船抵達後，即續回遷送難民」。但以當時的交通狀況，至南京淪陷前，這些船隻根本無望返回。因此，儘管江邊「人山人海」、車站「人多如鯽」，但真正有能力離開南京的普通市民為數很少。

在堅守的表像之下，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對於如何安置和保護南京市民，蔣介石、國民政府及守將唐生智等並沒有一個詳細的計畫，南京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之後，致使十萬敗軍和數十萬百姓滯留城內淪為待宰羔羊，可以說是嚴重失職。

南京大屠殺罹難者中本有很多人可以不死于南京。日軍佔領南京後，除在城內外掃蕩敗殘官兵外，並於 12 月 14 日在安全區內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官兵。「為了削弱中國的人力與兵源，不惜違反人道和國際法，來進行集體屠殺。」

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上述政戰略選擇的失誤，以及唐生智的指揮錯誤，不僅契合了日軍殲滅戰的戰略企圖，也間接擴大了日軍南京暴行中遇難者的規模。他們的錯誤決定給中國軍民造成極為慘痛的損失。

蔣介石寄望國際調停，對戰局產生嚴重誤判

隨著淞滬會戰的失敗，國民政府做了兩手準備。一是 11 月 20 日正式公佈遷移政府于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畫。

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11 月 17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為南京固守與放棄問題躊躇再四。」最後，蔣還是決定堅守，「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殊難懷也」，「期以三個月乃至一年」。

為了加強南京的防守力量，蔣介石從正向浙、皖、贛邊區轉移的第三戰區部隊中留下 9 個師，並從武漢調來第七戰區部隊中的兩個師，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備部隊，總計兵力約 15 個師、10 餘萬人。蔣介石對南京保衛戰抱有一定幻想，至少希望能像淞滬抗戰那樣堅持數月，以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

但接下來的戰事發展，使蔣介石的希望化為泡影。蔣介石在 12 月 6 日的日記分析對比中日兩軍的作戰特點：「敵軍用奇襲與包抄戰術」，而我方卻「士氣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敵攻句容與醇（淳）化鎮，見我士氣與兵力，彼已熟視無睹矣」。

蔣介石知道雙方軍隊的戰力與士氣存在巨大差距，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對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還是出於外交需要。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列強干預、調停中日衝突的努力。

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時，布魯塞爾會議正在召開中，蔣介石指示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然而，他很快得到噩耗：「九國公約會議已消極無結果」，「九國公約會議無形停頓」。至 11 月 24 日，蔣得知「英美問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又轉憂為喜，認為「國際形勢轉佳而戰局日壞」，「吳興失陷戰局不受影響」，「欲挽此頹勢以冀轉敗為勝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通過其他管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11 月 5 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委託，向蔣提出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被蔣「嚴詞拒絕」。11 月中旬後，蔣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接德大使轉達敵國要求言和之報」後，「特約其來京面談，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12 月 2 日下午，蔣會見陶德曼，表示接受德國調停。在陶德曼證實「日本最初的條件雖然只是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原則一直沒有變化」之後，他提出中國的四項和談基本原則。

一方面聯絡與日和談，另一方面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有所期待。11 月 24 日的日記中，蔣提醒蘇聯曾有「待我生死關頭必出兵攻倭之諾言」；26 日、28 日、29 日，他連發三電給時在莫斯科訪問的外交部次長楊傑，令其盡速向蘇求援，並幻想「友邦早日出兵」。29 日，蔣介石直接致電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請求蘇俄派兵。30 日，蔣在致龍雲函中稱，「最近期間俄必出兵助我，國際形勢亦將大變，此乃確有把握也」。直到 12 月 5 日，接史大林覆電，蔣才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

即便如此，蔣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12 月 12 日，致電唐生智等：「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指示説：「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

可見，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是因為他判斷對日談和與蘇聯出兵雙管齊下，兩者有一條實現，都是局勢的巨大轉折。而這兩條的實現，都依賴于守住南京表現出中國還有相當實力。固守南京已成贏得國際干預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