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科學的幕後推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隨著西力衝擊，中國開始踏上現代化的道路，科學技術的引進、科技人才的培養，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雙推手就是由中美政教人士所創立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本文所要介紹的《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便幫助我們釐清了中基會在中國接受西方科學的過程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以及如何推動科學發展與遭遇到的困難。

 第一步：錢從哪裡來？─中基會的緣起

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向中國退還庚子賠款的議案，賠款的退還總計分為兩次，第一次的退款用途為多數人所知，是用來設立清華學堂和籌辦留美教育。1917 年，隨著中國對德國的宣戰，美國開始醞釀第二次退還庚款的想法。美國哥倫布大學的孟祿（Paula Monroe）對第二次退還庚款最為熱心，為此事大力奔走。除了孟祿之外，美國參眾議員也為此舉行公聽會。最終美國國會表決通過退還賠款，自 1917-1940 年本息共計 12,545,437 美元，分 20 年交付。

當時中國各界對這筆賠款用途產生許多爭議，有些人主張用於實業發展，也有主張用於教育的呼聲。例如中國科學社在《申報》發表中英文稿，強調庚款必須用於科學研究，並主張分成三方面：純粹研究、知識普及、國際交流來使用庚款。最後在孟祿調解奔走下，1924 年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由十五位董事組成，其中三分之二由中國人組成，三分之一由美國人組成。

第二步：錢如何給？─各種困難

究竟這筆鉅額的資金如何發展中國的科學事業？中基會該如何定位？成為董事會上爭執的重點。

1925 年的第一次年會，通過分配款項的六項原則，確立款項的分配應該用以補助辦理現有的機關。亦即，有鑑於中國科學發展需要大量的經費，中基會不可能「包辦」整個中國的科學發展。中基會將贊助分成：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和科學應用等三方面。

困難（1）：政治干擾、戰亂流離

中基會所擁有的龐大經費，成為各界爭取、乃至於垂涎的目標，雖然美國政府和中基會始終試圖讓基金會不受政治的干擾，但中基會終究難以擺脫政局的干預。 

舉例來說，1928年的中基會改組問題就起因於當時中國科學社的楊銓，與郭秉文之間有私人恩怨，便策動和郭秉文來往密切的中基會進行改組。楊銓批評郭秉文是「擁齊禍蘇」，批判郭秉文就是「為國除姦」。1928年，國民政府通過楊銓的請求，要求中基會改定董事會章程。原本的章程規定除了第一屆董事由總統委派外，其後遇缺都由中基會自行補齊，國民政府要求以後董事由政府命令、指派。中基會的胡適、孟祿等人則多方奔走，最後中國政府陸續收到駐美大使館的電報，電報強調如果國民政府貿然改組，美國將會停止支付庚款，事情才大致告一個段落。

除了政治勢力的干擾外，緊接而來的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也讓中基會大受影響。除了會址的輾轉遷移外，更因為通貨膨脹，中基會資產大為縮水；撤退臺灣後資產更只剩美元和美國證券。

困難（2）：錢如何分配？

從中基會於 1924 年 9 月成立後，一直到 1926 年 2 月為止，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收到 107 件申請補助案，金額總計 21,700,201 元。為了能有效利用經費，中基會也曾作過調查來安排經費。例如在中基會任職 16 年的任鴻雋曾在 1933 年利用問卷的方式，調查中學漢譯本教科書的使用情形。問卷結果也讓中基會決定將翻譯事業重心，放在較少翻譯的數理課本，而非較多漢譯本的生物課本。

為了謀求補助能夠發揮最高的效益，中基會將補助的對象限縮於原有的幾個科學機構，例如中研院和各地的大學。其次採行合作的辦法，中基會和各地的學術團體、慈善機構、政府機關聯合推動補助事業的進行，例如與教育部合作設立北平圖書館。雖然中基會的補助，對於近代中國的科學發展需求可能只是杯水車薪，但對於當時的許多機關單位來說，已經是一筆重要、龐大的資金來源。

第三步：成效為何？

即便是遇到各種困難，中基會的營運成果依然輝煌，對於近代中國的科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像是中國著名的數學家華羅庚，就是因為獲得中基會的乙種獎學金補助，而得以到負笈德國漢堡大學留學。1937 年，華羅庚又獲得中基會的甲種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在劍橋大學的兩年間，華羅庚總共發表了 18 篇論文在英、蘇、印度、法、德等國的雜誌上。

除了華羅庚之外，中基會也補助了多位科學家進行研究工作。例如 1935、1936 年補助發現北京猿人的裴文中到法國巴黎人類古生物研究所深造。其他知名的中國科學家也都受過中基會的補助出國留學深造，例如物理學家吳大猷、化學家錢思亮、數學家陳省身。根據本書作者楊翠華的調查，從 1928-1937 年間，中基會的三種研究補助金總共補助了 447 人次。

除了補助科學家研究之外，中基會也推動學科發展。中基會成立「靜生生物調查所」，而靜生生物調查所又於 1934 年與江西農學院共同創立「廬山植物園」，負責園林植物的栽培、試驗與廬山植物的調查採集工作。1936 年，調查所已經探明廬山的植物生態，發現許多新物種，例如紫杉、亨利紅豆、白雲木等。根據統計，調查所在廬山總計發現 1473 種植物。廬山植物園的研究並不限於廬山，調查所也派人前往九華山、黃山、太白山、中南山、南五臺山、四川、成都、峨眉等地進行植物採集調查工作。

雖然是在中國移植西方科學，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中基會只是單純的接受方，對於該接受怎麼樣的科學援助？中國應該先發展怎樣的科學？學術性的科學研究和中學以下的科學普及該如何取得平衡？中基會的角色該如何定位？如何維持學術獨立，免於政治的干擾？作者楊翠華透過中基會內部的檔案史料闡述中基會如何在龐大的科學發展需求中擺盪，取得平衡。 

最後，本書在頁 206 中引用了一項統計，這項統計告訴我們中國科學社在 1936 年的北京所召開的全國年會中共發表了 250 篇論文，其中 60% 是在中基會的贊助下完成。這個數據更讓我們清楚感受到中基會在近代中國科學發展歷程中所佔有的份量。

如何透過更細膩的學術史討論，闡明中基會所引入的科學，有何重要性，是後繼研究者得以開疆闢土的部分。本書就好比是一位引路人，更多關於近代科學中西交流的豐富意涵，就有待讀者更深入地挖掘。

本文作者為臺大歷史所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