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國，撕裂的歐洲：中國如何用經濟分化世界？

自 2008 年起，中國努力賺取外幣、調整經濟結構、轉向高附加價值製造業、提高國內消費、並將經貿的地理重心朝向歐亞大陸。這些改革全都是為了鞏固中國的經濟發展、增強中國的實力。但如果把 2008 年後的變化，說成美國發現擋不住中國崛起之後，為了地緣政治考量而重新調整了中美關係，卻實在過於簡化。

這次的中國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動搖了一部分的世界經濟穩定，因為中國進入了美國聯準會打造的金融世界之中。 2008 年起，積弱的中國貨幣實力，加上中國的製造業實力和能源野心，都深深影響了全球經濟。經過十年之後，這些機制彼此角力的影響，在香港抗爭中爆發出來，許多地方都受到了衝擊，尤其是歐洲。
 

想要逃出美元陷阱，卻提升了香港的重要性

在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之後，北京領導班子認為中國陷入了「美元陷阱」，中國持有太多美元儲備，幾乎完全以美元進行貿易，然而華府卻讓美元趨貶。2009 年 3 月，時任中國央行行長的周小川發表《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建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能夠維持長期價值穩定的貨幣。但中國不可能改變美元的地位，只能藉由推廣人民幣的境外使用來緩和美元陷阱，讓中國能夠用人民幣進行更多貿易，例如進口石油和天然氣。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開放債券市場、允許外國人購買中國國債並允許人民幣境外交易。

在這部分中國成功了一半：以人民幣計價的外貿支付比例，在 2016 年已從原本的 0% 上升到 30% 。2018 年 3 月，中國政府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發行了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試圖建立一個獨立於歐美系統的亞洲油價基準，讓中國交易員可以用人民幣買賣原油期貨。

但這些做法都有代價。開放人民幣境外交易，提高了香港的經濟談判籌碼。長久以來，香港一直是外國資本投資中國、中國企業募集美元的金融門戶。比起上海和深圳，實施普通法的香港讓外國資本更加放心。法學家蕭大衛（David Donal）一針見血地說，香港這個「境外金融中心，使中國境內有一塊地方繼續沿用英國的法體系」。但當中國想要利用香港，進行人民幣境外交易，這座城市就得面對 1997 回歸一國兩制之後從未面臨過的巨大政治掙扎。

2014 年，中國政府宣布限制 2017 年香港特首候選人的資格，引發香港年輕人的雨傘抗議。自此之後，政治情勢逐漸開始削弱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抗議活動甚至一度在香港金融市場引發恐慌。
  另一方面，中國在這段時間不但沒有擺脫「美元陷阱」，反而陷得更深。在 2008 年之後，聯準會用美元把全世界的貨幣權力收得更緊，中國也未能倖免。中國在舉債刺激經濟之後，金融體系的成長速度遠遠超過其 GDP。這些中國銀行與中國企業比過去更加仰賴美元信貸。到了 2014 年，中國的外債總額比 2008 年多出 450% 以上，大部分外債都以美元計價，而且這還是官方統計數字，實際上很可能更高。 2015 年夏天，由於預期聯準會可能升息，大量資本逃出中國，迫使中國政府在維護國內金融穩定和守護人民幣國際信譽之間二選一。

中國領導班子決定穩定金融，於是加強了資本管制，導致 2015 年起，人民幣計價的貿易，以及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量都銳減。2016 年 5 月，中共官媒《人民日報》的一篇匿名投書（作者據說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指出「樹不能長到天上」，顯示當時的人已經注意到美元陷阱嚴重拖住了中國成長步伐，威脅到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

到了 2019 年，香港經濟也陷入危機。該年六月，香港政府試圖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一波更大規模的抗議，而且即便當局撤回修訂，抗議卻仍沒有結束，一直延續到該年年終。2019 年 11 月，中國的電子商務與人工智慧公司阿里巴巴，在顯然不需要資金的情況下於香港股市第二上市。這樣的舉動，顯然就是中國政府在宣示要將香港塑造成中國的金融中心，以及在向中國企業喊話期待他們離美歸中。但那年年底，香港經濟已陷入衰退，商業信心也一蹶不振。

到了 2020 年 5 月，美國參議院在同一個月投票一致通過，要求中國企業從美國證券交易所下市，並阻止這些企業在美國募資。參議院通過法案兩天之後，中國政府實施了《港版國安法》。
 

「中國製造 2025 」，習近平向歐陸伸手

然而，雖然中國經濟在 2015 至 2016 的金融危機和香港問題之下向內限縮、拖累成長，中國卻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訂出了更大的經濟發展野心。2015 年 5 月，中國領導層頒布「中國製造 2025」戰略，要以政府規畫的方向，將中國升級為高科技製造強國。「中國製造 2025 」列出機器人、綠色能源、電動車等十大發展重點，要讓中國成為這些產業的全球霸主。該計畫將使中國比金融危機之前更加傾向貿易保護主義，同時試圖將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切入全球供應鏈。

在德國與美國眼中，這擺明了就是要搶生意。德國是舉世聞名的工業大國，中國公然宣布製造業升級，就是想爭奪德國的飯碗。對美國來說，中國對供應鏈的野心高度涉及國防工業因此危及了美國國家安全。所以早在川普（Donald Trump）還沒競選總統之前，「中國製造 2025 」的地緣政治威脅就已經傷害了中美貿易關係。中國一旦開始跨足高科技製造業，美國國防官員和情報機構就會對中美之間經濟的深度交流更加懷疑。

之後果不其然，川普在競選過程中不斷重提中國人在 2000 年代搶走美國藍領工人飯碗的問題。但他在 2016 年當選之後之所以能夠建立新共識，說起來都是「中國製造 2025 」的高科技製造業野心，讓美國人意識到地緣政治威脅的結果。

而且照習近平的說法，中國試圖重新調整自己在地緣政治上的經濟地位，要將出口的重心從美國轉向歐亞大陸，第一步就是加強對歐洲的經貿交流與投資。 2009 年之前，中國在歐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幾乎是零，該年之後卻快速增加， 2016 年已經明顯超過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

中國向歐陸伸出的手，引起了歐洲的分裂。中國在 2012 年促成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平臺」（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在 2021 年立陶宛退出之前又稱為「17+1」，譯註：愛沙尼亞跟拉脫維亞也在 2020 年 8 月退出了，目前只剩下 14+1 ）， 加入其中的歐洲國家不一定是歐盟成員國，但都因此跟中國加深了經貿交流。就這樣，歐盟逐漸被中國經濟分化。
 

衰退中的德國，第一時間選擇向中靠攏

到了 2019 年 3 月，連義大利也加入「一帶一路」，難怪德國和法國政府會痛批羅馬當局。當然，德法兩國的聯合譴責也遭人批為偽善，畢竟歐盟的經濟分裂就跟德國的兩面手法有關。德國雖然沒有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卻是中國歐亞貿易路線的重要成員：德國城市杜易斯堡（Duisburg）已成為中國出口到歐洲的鐵路和河港樞紐；俄國用來建造北溪天然氣管道的德國穆克蘭港，更是一條通往中國中部的新鐵路線的終點站。不斷擴大的德中貿易規模和供應鏈規模，改變了歐洲單一市場對德國的相對重要性。
  德中獨特的經濟關係從 1980 年就開始，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早在 2008 年之前對中國的出口額就已開始成長，德國汽車製造商逐漸依賴中國龐大的汽車市場，供應鏈也擴及到中美兩國。德國從 2015 年起，就接連因為 2015 至 2016 年的中國金融危機、美中貿易戰（導致德國汽車製造商從其美國工廠出口到中國的汽車受到中國關稅的影響）和「中國製造 2025 」之後的增長，而受到嚴重打擊。甚至在 2018 和 2019 年，大多數歐元區經濟體都大幅成長的時候，德國卻瀕臨衰退。

但德國政府不但沒有削弱與中國的經貿交流，甚至反過來花更大力氣進入中國市場。在義大利加入「一帶一路」的那一個月，梅克爾（Angela Merkel）與馬克宏 （Emmanuel Macron）共同主張，歐盟應完成與北京的投資條約。德法兩國領導人試圖藉此打開中國市場，讓歐洲公司進中國投資，以平衡仍不斷流入南歐與東歐的資本。談判若成，德國與法國的公司就能比那些參與「17+1」平台的歐洲國家獲得更大的利益。梅克爾甚至很想促成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com）這個全歐洲最大的電信業者跟中國的華為更密切的合作，但華為剛好就是川普在 2019 年施壓歐洲各國點名要求踢出 5G 網路的企業。梅克爾的企圖讓北約內部的衝突有可能影響到歐盟與中國未來的關係。
 

英國對中關係的「黃金時代」，不到五年就崩潰

德國在 2015 至 2016 年為了維繫德中經貿關係而造成的地緣政治影響，到了 2016 年，更因為英中經貿關係的變化而進一步放大。英國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間，都是中國投資額最大的歐盟成員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卡麥隆（David Cameron）擔任首相時期希望利用倫敦與香港之間的金融網路，讓倫敦成為人民幣的國際交易中心。 2015  年，習近平前往倫敦進行國是訪問，乘著皇家馬車穿過林蔭大道，英國首相與中國官員表示英中關係進入了「黃金時代」。
  但卡麥隆政府對中國示好的決定，從一開始就是個地緣政治風險，川普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與科技戰又進一步提高了風險。在 2019 年 6 月之後，香港群眾開始抗議時，英國政府比其他歐盟國家還更加批評中國，使中國公開譴責英國干預其內政。之後 Covid-19 疫情爆發，英國的決斷在頭幾個月變得更加明確。

在 2020 年 1 月，時任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原本還決定讓華為參與開發英國 5G 網路，試圖最後一搏挽救中英經濟關係。但到了該年 5 月，強森政府在看到中國對疫情的回應與川普的行動之後改變決策，將華為踢出英國 5G 建設；同時也為 300 萬持有英國海外護照的香港公民，提供了獲得英國公民身分的途徑。至此，英國在 2016 年前的對中政策已然崩潰。
 

德法兩國先斬後奏，歐洲更加分崩離析

而歐洲各國的對中立場也因此分成兩邊，歐盟僅以相當溫和的制裁，回應中國終結香港自治的行徑。梅克爾則因為主張不應因為香港受難而減少與中國這個最大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關係，而在國內受到強烈批評。而且在受到批評後，她還把整個歐盟拉下水，以維持歐盟集體框架的名義來反對改變德中貿易關係。

此外，她明知川普政府即將在 2020 年 12 月將權力移交給拜登（Joe Biden），卻依然在該年的最後幾週與馬克宏合作與中國簽署《歐中全面投資協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對梅克爾而言，該協定只是現實的商業考量：這樣德國科技公司就能進入中國市場，同時解決德國老牌企業無法進一步提升產能與市占率的問題。對馬克宏而言，該協定則至少會讓歐洲在面對美國的科技競爭時，擁有一些能夠自主應用的戰略籌碼。
  然而，許多歐盟國家在協定公布後立刻表達不安，其中有些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就指出，他們無法一邊用中國投資來強化國內基礎建設，一邊與華府繼續維繫關係。某些國家也認為，梅克爾與馬克宏不應該單方面與中國談判，不該自行發布歐盟與中國關係的象徵性聲明。但在很多意義上，德法兩國真的這樣先斬後奏了。

整體來說，中國把經貿重心轉向歐亞大陸，歐洲各國在經濟利益上更加分崩離析，也使德國的經濟地位，在歐盟內部以及歐元區內部都更加獨特。在此同時，當中美關係從「中美共同體」變成戰略競爭，加上香港不再扮演中國的聯外門戶，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就因為地緣政治考量而變得更加派系對立：中國加入了俄羅斯的陣營，在歐盟內部爭取到一些經貿盟友，與北約分庭抗禮，更使英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走上了與歐盟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