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離開臺灣後的丘逢甲去了哪裡？

丘逢甲，對許多人而言，或許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歷史人物。我們對此人的印象，大多都是抗日失敗後渡海離臺，以及他的兒子丘念台與一批中部文人所成立的逢甲大學（也可能對逢甲商圈更有感）。

同樣出現在日常生活周遭，但較少人知曉的是，在現今臺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坐落著五座亭臺，其中一座也與丘逢甲有關。這些八角亭臺建於 1963 年，鮮亮的橙色屋頂與紅色梁柱，散發著濃厚的中華民國美學氣味。這些亭臺中，由「國父」孫中山領軍，其餘各自安放著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與連橫等人的塑像，彷彿是當年政府在「開臺」與「抗日」的大旗之下，精挑細選出來的民族英雄戰隊。
 

天才少年丘逢甲

丘逢甲祖籍廣東嘉應，出身於現今臺中東勢的書香世家。1862 至 1864 年的戴潮春事件期間，臺灣中部地區戰火方酣，因東勢一帶的客家庄人與戴軍對立，丘逢甲的父親丘龍章舉家避走現今苗栗銅鑼。不久後，丘逢甲於 1864 年出生，時值甲子年，故父親將他取名為「逢甲」。

少年時期的丘逢甲，十幾歲就在科考場上嶄露頭角，讓許多赫赫有名的長輩都讚不絕口。 1877 年，兼掌臺灣學政的福建巡撫丁日昌來到臺灣府城主持考試。有一著名軼事，丁日昌曾對丘逢甲說道：「甲年逢甲子」，逢甲迅速應答：「丁歲遇丁公」（時為丁丑年）。據說丁日昌喜出望外，讚為「東寧才子」，丘逢甲天才的名聲便不脛而走。
　　
1887 年，唐景崧來臺擔任臺灣道，掌理學政，也在此時結識丘逢甲。唐景崧曾在一次酬酢問答後盛讚丘逢甲，留下「海上二百年，生此奇士；腹中十萬卷，佐我未能」的對聯。 1889 年，丘逢甲果然金榜題名，成為清代臺灣 34 名進士之一，不愧是深受長輩喜愛的天才少年。

「東寧才子」投筆從戎

儘管在 25 歲就達到會試中第的成就，丘逢甲對於仕途似乎沒有太大興趣。分發到工部虞衡司（管理國有山林、礦場的物產，及其相關的軍用品生產）任職後不久，便辭官回臺，投入臺中宏文書院、嘉義羅山書院的講學工作。

丘逢甲在此後迎來的重大變革，就是臺灣人所熟知的甲午戰爭了。丘家到了 1890 年代，已經不僅是世代講學的書香家庭，而是坐擁聲譽與大片土地的中部望族。甲午戰爭開打後，丘逢甲便在唐景崧請託下，擔下招募義勇的工作，據說最多曾統領一萬餘人。

值得一提的是，丘逢甲在考取進士前，與霧峰林家下厝系的林卓英完成冥婚，並視卓英為正室，原先的妻子則為繼室。這位早夭的林卓英，其父親林文察與哥哥林朝棟都是戰功彪炳的臺灣名將，是統領鄉勇的佼佼者。由此看來，有了背景這麼硬的親家，丘逢甲逐漸從一介文人轉變為武德充沛的義軍領袖，也就有跡可循了。

可惜，駐紮臺灣的綠營與地方義勇終究難擋日軍鐵蹄。唐景崧就任臺灣民主國大總統不到十日，六月初在日軍登陸東北角後匆匆離去。約莫七月下旬，日軍已進佔新竹，丘逢甲亦決定內渡，留下數股地方義勇持續奮戰。儘管有「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如此悲壯的詩句傳世，丘逢甲始終逃避不了臨陣脫逃的惡名。

連橫在《臺灣通史》中寫道「（民主國）文武多逃，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成了臺灣人茶餘飯後的談資。至於挾帶十萬兩銀落跑一事，究竟是真是假，至今成為懸案。

與丘逢甲私交甚篤的民初教育家丘復（1874-1950）曾說丘逢甲內渡後「賴族人賙恤之，款安在哉？」，亦有論者指證歷歷，認為該傳言出自曾與丘逢甲交好的臺中神岡望族當家呂汝玉（1851-1925），是呂從清代鄉紳華麗轉身為總督府協力者過程的副產物。從丘逢甲寫於 1898 年的詩句「渡江文士成傖父，歸國降人謗義師」也可看出，他似乎知道自己在臺灣留下的惡名，而且也是有點怨言的！

「借徑東文」──教育家丘逢甲

那麼，丘逢甲渡海離臺後，究竟去了哪裡、做了什麼呢？事實上，丘逢甲離開臺灣後，就受到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等地方官員邀請，落籍潮州，自此以廣東為主要活動區域，投入學術教育的老本行。
  離開臺灣之後，丘逢甲投身廣東數家書院與新式學校的辦學，也常受雇於清廷或民國政府，主持當地學政。其中有項特別值得注意的成就，是參與嶺東同文學堂的成立。在傳統的丘逢甲形象中，他是在日軍攻臺時一呼百應抗擊帝國陸軍，卻出師未捷的抗日英雄。但在嶺東同文學堂的辦學上，還可以看見他對教育，以及日本的不同看法。

嶺東同文學堂的成立，要溯源到 1898 年創立的東亞同文會。東亞同文會是一個日本民間團體，以高舉亞細亞主義、在十九世紀末，如東亞同文會，這類亞細亞主義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這些團體多由政治家、知識分子組成，主張日本必須挽救東亞受歐美列強主宰的頹勢，並高舉著「支那保全論」大旗，投入學習中文、研究中國問題與促進日中交流等活動。

其中，東亞同文會是由「東亞會」與「同文會」於 1898 年合併而成。在合併前，東亞會的核心有位著名的犬養毅，同文會則以華族政治家近衛篤麿為中心。近衛曾針對東亞時事投書寫道：「東洋實為東洋的東洋，處理東洋問題，是屬於東洋人的責任，清國國勢之不振，其弊端在於政治，非在於民族，如共同攜手從事於保全東洋，並非不能為」由此，應可見亞細亞主義者所極力主張的團體宗旨。

那麼，東亞同文會與丘逢甲又有什麼關係呢？如前所述，丘逢甲落籍廣東後，就卯起來投入教育辦學的志業中。1901 年，東亞同文會在廣東成立同文書院，院長高橋謙便開始與一批當地知識份子合作，商討創辦新式學堂事宜。此後，這些人找上了丘逢甲，在汕頭設立嶺東同文學堂。隔年，丘逢甲就任學堂監督。嶺東同文學堂的辦學宗旨是「中學為主，西學為輔」，開設科目包括屬於「中學」的經學、史學、國文，以及「西學」的英文、算學、化學、生理衛生、地理等。

特別的是，學堂還特別重視日語學習，稱為「東文」。丘逢甲在開辦章程中寫道「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學，不能有成，東文則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學習。西人有用之書，東人皆以譯之，能讀東文，則不啻能讀西文也」。

因此，學堂成立之初，丘逢甲聘用了一位教授日文的「東文教習」熊澤純之助，此人即是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的會員。不僅如此，丘逢甲引進兵式體操課程，自東亞同文會聘任日籍教官，為學員進行軍事與射擊訓練。對丘逢甲而言，即使日本是乙未戰爭時期的敵國，與東亞同文會合作，開辦日文課程以間接引入西方學問，仍然有其必要性。
 

「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

丘逢甲廣為人們熟知的抗日形象，在 1900 年左右並不明顯。就在嶺東同文學堂成立前，他曾前往香港與幾位日本亞細亞主義者會面，寫下〈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相犬養春官日本東京〉一詩：
 

誰挾強亞策？同洲大有人。
願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
慷慨高山淚，縱橫大海塵。
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

此處的「兄弟國」，當時即是日本。儘管丘逢甲對於乙未年離開臺灣，仍作詩表達感懷，但更關心的是中國的未來發展。因此，他廣為結交日本知識份子，展現對變法維新濃厚的興趣。此外， 1900 年代的中國廣東社會存在著什麼樣的氛圍？沒錯，或許很多人已經猜到，革命的伏流正在此處波濤洶湧起來。

要找到丘逢甲明確具體參與某些政治活動的紀錄，其實並不容易，但後人很努力地從歷史中尋找蛛絲馬跡。例如在 1900 年，丘逢甲曾奉廣東當局之命，南下新加坡、馬來西亞（簡稱星馬）調查僑民社群。除了呼籲僑民捐獻即將成立的嶺東同文學堂，可能還與許多在海外支援康梁維新的人士有所聯繫。

丘逢甲出使星馬是在 1900 年上半年，該年下半年在中國發生驚天動地的「自立軍起義」，是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派和主張革命的興中會嘗試合作，推翻慈禧，扶正光緒的一次行動。

有論者指出，丘逢甲曾贈給僑民領袖丘菽園「出關待草勤王檄，懶對芙蓉賦《子虛》」的詩句。《子虛賦》是漢代司馬相如的著名辭賦，也是成語「子虛烏有」的出處；「子虛烏有」所對比的，應該就是貨真價實的「勤王」了。另外，丘逢甲也曾贈詩予新加坡聞人林文慶，寫道「若論收京扶聖主，終需橫海出雄師」。從丘逢甲在星馬所結識的對象，以及其詩句內容判斷，丘逢甲對自立軍策畫起兵一事，至少是有所同情或支持的。

在此之後，丘逢甲的人脈更是與廣東的革命黨網絡緊密相連。丘逢甲主導的嶺東同文學堂，作為引進西學的新式學堂，就有不少畢業生受新思潮影響，並投入反清陣營。如姚雨平，曾為嶺東同文學堂與清廷陸軍速成學堂學生，1907 年起便投入黃岡起義，成為革命黨人。

丘逢甲曾在 1909 年贈詩：「春水綠生波，春江打槳過。陰晴渾未定，莫便脫漁簑」，被認為是勉勵姚雨平繼續堅持的作品。革命黨人溫翀遠則指出，「我們當年從粵東來到廣州，必先拜謁仙根先生（丘逢甲）……身為工部主事，卻同情革命，儘管他不是同盟會會員」。「粵東」指的便是現今廣東梅州，以客家文化著稱，不僅是著名的僑鄉，也是丘逢甲、溫翀遠與許多革命黨人的祖籍地。

1909 年，在立憲運動熱潮下，中國各省紛紛成立省級民意機關（諮議局），丘逢甲也被選舉為廣東諮議局副局長。他自此踏入清末政壇，引薦留日歸國的知識份子進入諮議局工作，使革命黨人的地下工作得到不少掩護。辛亥革命後，他被選為廣東省代表參與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授予選舉臨時大總統的職權。作為清末維新派與革命派系所共同信任的人物，丘逢甲在政治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然而，丘逢甲在民國政壇並未留下太多事蹟，便於 1912 年 2 月病逝於廣東省鎮平縣（今梅州蕉嶺）。

在丘逢甲死後，他的詩作被學術刊物廣為傳唱，有人讚其「義旗一日舉海上，功雖不成氣亦壯」的「抗日英雄」；有人著書歌頌，認為他長期辦學，是廣東地區的革命功臣。當然，也有許多人只記得他攜家帶眷逃離臺灣的事蹟──至於該如何評價丘逢甲呢？每個人可能都有屬於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