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從勤政愛民的諸羅知縣到城隍廟的守護神──清代官員周鍾瑄坎坷的仕宦之途

位在嘉義市中心的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數百年來香火鼎盛，廟中除了城隍、媽祖等主要神祇之外，尚有一尊身著官服、慈眉善目的古老神像，端坐於廟中正殿的陪祀位置。這尊特殊的神像，是地方人士為了紀念「諸羅知縣周鍾瑄」所立的。
 

諸羅，清代嘉義地方的舊稱，其管轄範圍一度包含整個臺南以北、基隆以南；知縣，官職之銜，位階近似今日的縣市地方首長；周鍾瑄，則是一名清朝中國官員，曾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間來到臺灣，擔任諸羅知縣之職。在清朝歷屆數十位諸羅嘉義知縣當中，唯獨周鍾瑄的神像至今猶在嘉義城隍廟中受享香火，足見其政績斐然，深受地方民眾景仰。

然而，這位受人愛戴的父母官，卻有著一生相當坎坷的仕途。
 

建設來，我就捐！周鍾瑄的歷歷政績

周鍾瑄，字宣子，生於康熙十一年（1672），出身貴州（今中國貴州省貴陽市），二十六歲中舉，歷練過福建省級官員幕僚，四十歲時出任福建邵武縣知縣，接著被調任為諸羅知縣，從此寫下與臺灣的不解之緣。
  當時臺灣以盛產稻米聞名，尤其能夠補給人口眾多的閩省缺糧之苦，因此私運米糧販售情形層出不窮，也造成臺灣島上米價波動劇烈。在周鍾瑄上任知縣時，諸羅縣設縣已有三十年，入墾臺灣的移民人數日漸滋長，廣大的諸羅縣境內，各地開墾方興未艾。要將草埔闢為良田，灌溉水源必不可少，但修築水利設施不僅成本浩大，亦涉及多方利益協調，若非資本雄厚的大墾戶，或者領袖一方的地方豪強，實在難以率眾籌建陂圳工程。周鍾瑄上任後注意到了這一點，而他的解決之道，便是──帶頭捐獻！

周鍾瑄的捐獻，不僅僅是金錢或資源上的贊助，更重要的是，他以縣官之姿親自發起工程，對地方頗有號召作用，能將原本意見分岐的墾戶們整合起來，一同為興建陂圳努力。而周鍾瑄本人對於水利工程似乎也頗有一番研究，據其在《諸羅縣志》中自述，他經常利用巡行各地政務時觀察地理環境，找出適合修築水利設施之處，建議地方父老子弟投入開發，對於決堤、壅塞等暫時失去作用的水利設施，也加以修繕，並安排專人巡察大陂，時時調控蓄水洩洪。
  在其三年任內，由周鍾瑄捐穀、捐銀或開倉借貸修築而成的陂圳，至少就有三十二處，灌溉範圍遍及雲嘉南主要流域，長達數百里，諸羅縣田穀收穫因而倍增，墾民多蒙受其利。於此之外，周鍾瑄任內也積極建設糧倉、公館、義學、義塚，並捐建諸羅縣城隍廟，即為今日嘉義市城隍廟，也無怪諸羅縣民有感於周鍾瑄政策餘蔭，特地在此城隍廟中為他設像奉祀了。

貪贓、包庇？周鍾瑄的官場危機

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鍾瑄任期屆滿離開臺灣。不久後，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朱一貴事件」爆發，震驚朝廷，事件落幕後，擔任諸羅知縣的朱夔，以及臺灣知縣的吳觀域，皆因棄城潛逃被問斬。

朱夔正是周鍾瑄的下一任知縣，從朱夔的下場來看，或許周鍾瑄在事件爆發前屆滿離職，堪稱「幸運」。也正因為周鍾瑄在諸羅知縣任內政譽頗佳，讓他成為朱一貴事件後接任臺灣知縣的首要人選。康熙六十一年（1722），周鍾瑄再度赴任臺灣，這一次，卻讓他碰上了更大的難題。

朱一貴事件後，朝廷增設了名為「巡臺御史」的官職，每任巡臺御史原則上任期僅一年，並有滿、漢御史各一人，他們的任務，是作為皇帝耳目來督察臺灣的文武官員。雍正二年（1724）四月，第二任滿籍巡臺御史禪濟布來臺，他是滿洲鑲藍旗人，亦為雍正皇帝之親信，當漢籍巡臺御史一年任滿換人時，禪濟布硬是獲得留任，足足留任了三年。

面對朱一貴事件後的局面，禪濟布亟欲有所作為，提出多項臺政改革直陳皇上，都得到批准，其中一項重要政策，便是要在臺灣府城興建木柵圍牆，來加強府城的防禦工事。此時身為臺灣知縣的周鍾瑄也不負所任，不僅親自跳出來主持工程，地方紳民也在其號召下樂願捐輸木材，讓工事能夠順利進行，禪濟布在向雍正皇帝報告進度時，一度對周鍾瑄頗有讚賞。

豈料，短短半年之間，臺灣政壇風雲變色，滿籍巡臺御史禪濟布與漢籍巡臺御史景考祥，兩人為了爭功展開鬥爭，連帶引發臺灣官員派系分裂，彼此不合。雍正三年（1725）十月，禪濟布向雍正皇帝參了一封〈奏報知縣貪婪不法案摺〉，所攻擊的對象，竟是知縣周鍾瑄。

奏摺中，禪濟布控訴周鍾瑄有「貪贓」、「包庇」、「饋銀」三大罪狀，聲稱周鍾瑄藉由主持府城木柵工程貪汙，例如開罰罪民造柵一百丈，實際卻只造四十丈，從中貪瀆，罪民甚至可行賄換取減刑。禪濟布更刻意強調，他要求景考祥一起具名參奏周鍾瑄貪婪不法一案，景考祥卻為了照顧同門的周鍾瑄，不願聯名。可見禪濟布的目的之一，是要打擊漢籍御史景考祥，塑造出自己秉公辦案、景考祥徇私袒護的形象，而可憐的知縣周鍾瑄，捲入兩大御史鬥爭之中，因為一封參摺立即被解職提審，財產亦遭查封。
 

榮陞又革職，福禍誰人知

周鍾瑄被解職的消息傳出，不少閩省要員為他求情，如福建巡撫毛文銓上奏向雍正皇帝直言：「周鍾瑄實有才情，操守亦好，所到之處甚得民心，前任諸羅，後任臺灣，人人愛戴。」福州將軍宜兆熊也奏稱周鍾瑄可受到禪濟布構陷欲加之罪，希望皇帝明察。

此案一直到雍正七年（1729）二月，經過吏部左侍郎史貽直、福建總督高其倬、福建巡撫劉世明、內閣侍讀學士西柱四名大官會審，才終於理出結果。簡要來說，禪濟布所稱周鍾瑄貪瀆、收賄等情事，全屬虛構！但周鍾瑄亦被查出在其擔任臺灣知縣時，向業戶額外加收一成的耗穀，實屬違規，會審後被擬判以「絞監候」，意指判處絞刑，但監察後發，即雖為死罪，但不立即執行，使周鍾瑄命懸一線，留有轉圜餘地。

事實上，由於清代臺灣水患頻繁，田榖並不容易年年都能如實徵足，但地方官要上繳朝廷的數目是一點都不能少的，於是，官員從較有實力的墾戶身上加徵一、兩成耗穀，來填補那些因故無法徵得的缺額，是實務所需，周鍾瑄本人亦供稱其加徵是為了「設法辦公」，並非貪婪。

雍正或許也明白其中細節，雖將周鍾瑄處以「絞監候」，實則緩刑，並在一年後藉機召見，將周鍾瑄加陞為荊州知府，頗有補償之意。反觀禪濟布，在本案審理過程中，遭到多名官員控訴其操守可議，罪行斑斑，最終，相互鬥爭的禪濟布與景考祥都被革職，雍正更痛批禪濟布卑汙無恥，重罰他配戴枷具三個月、鞭刑一百下，並發配到邊疆驛站，就此失寵。

周鍾瑄雖逃過一劫，但可能是個性使然，到了荊州任官，又遇上類似情形。雍正十一年（1733），荊州暴雨，周鍾瑄被湖廣總督邁柱參報「怠忽職守」，明知江陵河堤缺潰卻不補，導致氾濫成災，稅徵穀糧亦有缺額。這次，周鍾瑄遭到革職，從此不再任官，但他在退職前捐資築成了江陵堤防，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周鍾瑄以九十二歲耆壽過世時，江陵縣民猶念其恩，為他祭祀，並將他捐築的堤防名為「周公堤」，至今仍存。

不禁令人好奇，如果周鍾瑄的政治手腕更好一些，是否能夠在險惡官場中逢迎得生，而有機會造福更多百姓？又或許，正如周鍾瑄自己的詩句所云，「不甘袖手聽鴻唳，卻向危機捋虎鬚」，甘願成為一位處處受到民眾愛戴感念，也不怕屢屢得罪上級的地方官員，可能就是周鍾瑄心目中理想的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