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開醫院、辦教育和報紙，百餘年來臺灣現代化的強力推手——基督新教

景教有二：曰新教，則基督；曰舊教，則天主。兩派入臺，皆在有明之季。—《臺灣通史：宗教誌——景教篇》

基督教來臺可追溯自明代，大航海時期西班牙與荷蘭角逐東亞利益，分別以今日的淡水與安平為基地，建立各自的殖民地。屬於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由神父艾斯奇維（Jacinto Esquivel）等人進行傳教工作，將天主教推行至臺北、基隆，以及宜蘭。屬於基督新教的荷蘭，則由干治士（George Candidius）、尤羅伯（Robert de Jonghe）牧師等人帶領西拉雅社群的新港社、麻豆社改宗。西拉雅族人在荷蘭人離開後，將基督教與本身的傳統結合，形塑當代的阿立祖信仰。傳教工作必須理解本地的風俗習慣與文化，因此傳教士們留下不少荷蘭時期臺灣社群的紀錄，成為今日理解十七世紀臺灣社會的重要素材。
  鄭成功擊敗荷蘭人後，基督教隨著荷蘭人離開臺灣。直到 1859 年，天主教傳教士郭德剛（Fernando Sainz）等人從高雄上岸，建立今日的玫瑰聖母殿主教座堂，基督教才重新回到臺灣傳教。而英國長老教會則在 1864 年派遣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醫生從臺南開始醫療傳教，臺灣的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於 1871 年自淡水開始傳教。

初期的傳教工作並不是很順利，臺灣通史記錄了馬雅各醫生從臺南轉赴高雄的過程：
 

雅谷（馬雅各）精刀圭術，以藥醫人，而傳其教，設教堂於府治看西街，從者頗多。仇教者肆為蜚語以排擠之。有司慮禍，照會英領事請移口岸。雅谷乃去之旗後，別設教堂於鳳治，聚徒傳播，相安無事。

文化差異使漢人社群對「紅毛番」好感度不高，馬偕、李庥（Hugh Ritchie）、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等早期宣教士及信徒們都與本地社群發生衝突，成為清政府檔案中的「教案」。相反地，平埔族受到來自國家、漢人與高山原住民的生存壓力，荷蘭時期的基督教經驗，以及基督教提供新的知識，使基督教在平埔社群中受到歡迎，傳教士們在西拉雅、巴宰、洪雅、噶瑪蘭社群建立教會。

傳教第一步：以醫傳道

西醫之名聞遠邇。—《臺灣通史：宗教誌——景教篇》

醫療是基督教與臺灣社會互動最早、最頻繁的媒介，主要原因在於基督新教以現代醫療進行「醫療傳道」，首先醫治病患的身體，再提供心靈的滿足，是十分有效的傳教方式。加拿大的馬偕牧師以拔牙傳教，他的繼任者宋雅各醫生（James Young Ferguson）於 1905 年來臺，將偕醫館建造為遠東最好的基督教醫院，也是今日馬偕醫院的前身。1866 年來臺的萬巴德醫生（Patrick Manson）來臺傳道、治病，對熱帶醫學的貢獻良多，回國後受封為爵士，後來被尊為「熱帶醫學之父」。
  中部則有老蘭—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來臺 40 年，在彰化、南投一代建立今日的「彰化基督教醫院」，其子小蘭—蘭大弼（David Landsborough IV）接續工作 27 年，兩代父子奉獻七十年給臺灣，醫治臺灣人的身體和心靈，「切膚之愛」是蘭家精神的最高寫照。1928 年，一名 13 歲孩童周金耀跌倒傷到膝蓋，引起嚴重的傷口潰爛，蘭大衛希望嘗試當時沒有任何成功經驗的植皮手術，其妻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自願成為皮膚捐獻者。雖然手術沒有成功，但此次經驗成為後續移植手術的基礎。後來蘭大衛以周金耀的皮膚進行手術，免去他截肢的痛苦。受到蘭醫生夫婦的感召，周金耀長大後也成為牧師，可見醫療傳道對臺灣人、臺灣社會的影響。

培植現代教育是基督教在地化的關鍵

教徒漸知天下大勢，獲派子弟肆業於福州、香港，攻英文，習西學，造就人才。—《臺灣通史：宗教誌——景教篇》

基督教發展除了傳教外，也需要培育信徒。馬偕來臺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將助手嚴清華培養成優秀的傳道者，嚴氏也不負眾望，成為北臺灣第一位本地牧師。基督教要臺灣化，就需要自治、自傳、自養，這一切都需要本地人才，因此，本地的教育是在地化的關鍵，也能提升傳教的效率。馬偕曾說過：「訓練一個外籍傳教士的時間和金錢，可以訓練五個本地傳教士，而且還沒有水土不服、語言文化不通的情形。」，除了醫療系統外，西方教育體系的引進，是教會在臺灣的另一項重要工作。

巴克禮（Thomas Barclay）牧師於 1875 年來臺，負責推動南部教會的教育工作，其中包含設立教會學校、翻譯聖經，以及推動白話字，也陸續成立長榮中學、長榮女中等學校。馬偕則以逍遙學院的形式教育，陸續建立淡江中學、女子學校、臺灣神學院及真理大學。教授科目包含：天文、地理、動植物、礦物、物理、化學、地質、歷史、衛生、算術、醫學、音樂和體育等。具備西方現代知識的信徒，成為臺灣社會接軌當代的基礎。
  這些信徒具備許多西方現代知識，也讓基督教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1895 年，日本進入臺灣各城時，許多地方的談判代表都與基督教有關：澎湖的林學恭傳道師、臺北的李春生、臺南的巴克禮都是當地的協商代表。經過教育的洗禮後，臺灣社會對基督教觀感逐漸改變，從早期被批評的洋教、紅毛番、信教者是「靠番仔勢」，到推動臺灣現代化的中堅分子，足見基督教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得到了正向的回饋，逐漸成為「臺灣的基督教」。

其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彭根」家族的改宗故事。彭根祖籍福建泉州，來臺後在屏東工作，由於與鄰人衝突，無依無靠的他深感恐懼，聽到可以「靠番仔勢」，就決心改信基督教。隨著鄰人報復之心淡去，他卻已習慣去聽道理、坐禮拜，領洗後決定在屏東開設教會，他成為屏東教會的首任傳道師，協助不同教會的開拓。

彭根改信基督教後，他的兒子彭士藏也因此獲得教育機會就讀神學院，成為南部教會的本地傳教士。後來，彭士藏的六個兒子，除長子早夭，次男為牧師外，其餘四子全部為醫，第四子就是在二二八中擔任調解委員的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也就是彭明敏的父親。從靠番仔勢而改宗，家族中出現不少醫生和政治人物，彭根家族故事不只是單純的階級翻轉，更是教會透過教育，參與並改變臺灣社會的見證。

臺灣的第一份報紙——教會公報

「語言的紀錄依賴文字，而文字的紀錄則需要傳播媒介。」

為了引進西方知識，教會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推行語言、文字和傳播媒介。教育工作必須搭配閱讀和書寫，由於漢字學習困難，也沒有良好的閩南語書寫系統，傳教士希望學習者能「我手寫我口」，便以羅馬字母為主體，創造一套閩南語書寫系統——白話字（Pe̍h-ōe-jī）。這套白話書寫字系統便於書寫，也利於學習，提高了臺灣人的識字率，，這也讓日治時期的臺灣，有一段時間可是「羅馬字社會」呢！

傳教士們透過教會、醫院和學校來推廣白話字的學習，除此之外也翻譯白話字聖經，甘為霖牧師更編有〈甘為霖臺語字典〉，其中也紀錄了不少閩南語詞彙。臺灣文化協會就曾在蔡培火的建議下，將推廣白話字訂為文協的重要工作，並希望出版白話字書籍，可惜未獲日本政府的允許。在日本與中華民國時期，都因為強調官方語言而禁止白話字，而這也顯示白話字對常民社會的影響力。

除此之外，教會也因為傳教、推行白話字的需求，而出版臺灣第一份報紙——《臺灣府城教會報》，1885 年由「聚珍堂」發行，後來成為今天的《臺灣教會公報》，聚珍堂則是成為今日的「臺灣教會公報社」。《臺灣府城教會報》為了讓常民能獲得訊息，主要以白話字書寫，內容除了教會事務外，也有國際時事、西方資訊、社會記錄。直到 1969 年，中華民國禁用閩南語和白話字，《臺灣教會公報》才改以漢字書寫，發刊至 2023 年已近 140 年，是臺灣的第一份報紙，至今仍持續記載臺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交通、風俗等消息。
 

來自異鄉，但始終與臺灣人並肩同行

基督教再次來臺至今已近 160 年，已不再只是西方宗教或洋教，教會因為傳教需要，藉由在臺灣推行現代醫學、建立當代教育系統、提升識字率，協助當代知識普及，發展報紙和白話字書寫，更與臺灣人一起經歷這塊土地的各種變化。教會在臺灣的互動經驗，促使教會發展出獨樹一格的「本土神學」，強調基督徒應該參與、了解，並在各自的位置努力行動，長老教會也因此參與臺灣的民主運動，成為推動臺灣社會的其中一份力量。

教會不將自己留在教堂裡，而是努力成為社區可信賴的夥伴，今日臺灣也過著聖誕節，許多人都曾踏入教會、參與教會活動，身邊也多少有基督教的朋友，這都是教會與社會積極互動的結果。臺灣對宗教的包容，也讓身為臺灣社會一份子的基督徒們相信：「不論宗教為何，我們都為了這個島嶼努力，也為這座島嶼祈禱。」長時間對臺灣的投入、付出，也代表臺灣教會，自始自終都是臺灣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