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之窗，戰爭之眼：文學裡的政治，東亞世界中的漢詩

「漢詩」與東亞文化圈

「漢詩」，通常是指產生於中國域外，但使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聲韻、句式規則，進行吟詠和寫作的文學形式。

即使語言、文化和審美趣味在不同文化圈中各有偏好，但「漢詩」獨具的「唱和」形式，以及共享的文學典範，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共同的文化資源，都使「漢詩」成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而獨特的溝通媒介。當異文化相遇時，「漢詩」成為交流的管道，藉此觀覽彼此的文化軟實力，這也是所謂「行人之辭」或「賦詩外交」傳統的賡續。

在《左傳》記載「賦詩外交」的時代，外交使節間交流晤對的「行人之辭」，是直接取用自《詩經》中現成的詩句，但明清以後的近世使節文化中，更看重使節即席依照對方所押詩韻，以捷才和學養援筆立就、互相唱和的能力。為了在這樣的場合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這時的漢詩不僅是檢驗、理解彼此國力與文化教養的「詩戰」，也成為賓主間的一種文化默契與國力的較勁。

伴隨朝天使、燕行使等使節文化的浸淫，在東亞文化圈中，不論是官方或私人的交際場合中，「漢詩」的唱和吟詠，都可說是宛若「儀節」的一種文學活動。我們甚至可說，「漢詩」是東亞文化圈裡認識異國與異文化的一道窗口，因為共享著同樣的文學形式和傳統，因此更有機會讀懂「他者」漢詩中的異質性，並且觀摩學習。

東亞文化圈中，日本與韓國都是漢詩寫作傳統底蘊深厚的國家，如韓國新羅末期的崔致遠（857-？），曾在以詩賦取士的唐代科舉中考取進士，被稱為「東國文學之祖」；日本漢文學則從平安時代以貴族為主體的漢文傳統，發展到以京都五大寺院禪林僧侶為核心寫作的「五山文學」，乃至江戶時期藩士儒者競為漢詩的現象，皆可謂百花競妍，各擅勝場。

而在晚清「開眼看世界」的風潮下，輯錄與閱讀異國漢詩，也成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渴求。如活躍在咸豐、同治年間的的董文渙（1833-1877）輯錄有《韓客詩存》，知名學者俞樾（1821-1907）則有煌煌鉅製的《東瀛詩選》。過去中國詩人對域外漢詩的看法，多半還是有自居漢文化中心的意味，採用一種遊觀四方列國文學之盛、風俗之美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域外漢詩。

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後，這樣的情勢卻發生了重大的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