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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之窗,戰爭之眼:文學裡的政治,東亞世界中的漢詩

2019-01-11

「漢詩」與東亞文化圈

「漢詩」,通常是指產生於中國域外,但使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聲韻、句式規則,進行吟詠和寫作的文學形式。


即使語言、文化和審美趣味在不同文化圈中各有偏好,但「漢詩」獨具的「唱和」形式,以及共享的文學典範,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共同的文化資源,都使「漢詩」成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而獨特的溝通媒介。當異文化相遇時,「漢詩」成為交流的管道,藉此觀覽彼此的文化軟實力,這也是所謂「行人之辭」或「賦詩外交」傳統的賡續。


在《左傳》記載「賦詩外交」的時代,外交使節間交流晤對的「行人之辭」,是直接取用自《詩經》中現成的詩句,但明清以後的近世使節文化中,更看重使節即席依照對方所押詩韻,以捷才和學養援筆立就、互相唱和的能力。為了在這樣的場合中脫穎而出,展現自己國家的文化底蘊,這時的漢詩不僅是檢驗、理解彼此國力與文化教養的「詩戰」,也成為賓主間的一種文化默契與國力的較勁。


伴隨朝天使、燕行使等使節文化的浸淫,在東亞文化圈中,不論是官方或私人的交際場合中,「漢詩」的唱和吟詠,都可說是宛若「儀節」的一種文學活動。我們甚至可說,「漢詩」是東亞文化圈裡認識異國與異文化的一道窗口,因為共享著同樣的文學形式和傳統,因此更有機會讀懂「他者」漢詩中的異質性,並且觀摩學習。


東亞文化圈中,日本與韓國都是漢詩寫作傳統底蘊深厚的國家,如韓國新羅末期的崔致遠(857-?),曾在以詩賦取士的唐代科舉中考取進士,被稱為「東國文學之祖」;日本漢文學則從平安時代以貴族為主體的漢文傳統,發展到以京都五大寺院禪林僧侶為核心寫作的「五山文學」,乃至江戶時期藩士儒者競為漢詩的現象,皆可謂百花競妍,各擅勝場。


而在晚清「開眼看世界」的風潮下,輯錄與閱讀異國漢詩,也成為一種理解世界的渴求。如活躍在咸豐、同治年間的的董文渙(1833-1877)輯錄有《韓客詩存》,知名學者俞樾(1821-1907)則有煌煌鉅製的《東瀛詩選》。過去中國詩人對域外漢詩的看法,多半還是有自居漢文化中心的意味,採用一種遊觀四方列國文學之盛、風俗之美的角度,去理解和定位域外漢詩。


然而,在甲午戰爭之後,這樣的情勢卻發生了重大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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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作者 邱怡瑄
刊登日期 2019-01-11

文章分類 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