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定公這個人，史書記載不多，只知道他是那位倒楣的魯昭公的弟弟，名叫公子宋。從史書的記載推斷，魯定公的年紀可能和孔子差不多，現在也過五十歲了。
作為堂堂國君，魯定公當然也不想當三桓的傀儡，在孔子進朝廷參政以後，經常提倡尊重國君，還試圖「墮三都」，魯定公當然知道這是為自己好，所以他很想拉攏孔子，但又不能讓三桓產生警覺。所以魯定公只能很謹慎的試探，看能跟孔子合作到什麼程度。
一次，定公問孔子，君臣之間應該怎麼相處，他的問題是：「國君能夠指揮大臣，大臣應該侍奉國君，這個道理該怎麼落實呢？」（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回答說：「國君應當在『禮』的指導下使喚大臣，大臣應該抱著『忠』的態度侍奉國君。」[1]
初聽起來，會覺得這一問一答都平淡無奇，但放在三桓專權、孔子努力推行「墮三都」的歷史背景下，就能夠理解它背後的深意了：魯定公表達的理想，是希望自己有足夠的權力指揮大臣，大臣們也應該無條件服從自己。
而孔子的意見，是在尊重君權的大前提下，強調雙方權利、義務對等，國君也不能為所欲為，要符合傳統的禮法精神；放到魯國的語境裡，就是國君應該尊重大貴族的存在，不要試圖跟大貴族翻臉、把他們斬草除根。
更露骨的試探
另外一次君臣對話，可能發生在更私密一些的場合，沒有外人在場，魯定公對孔子的試探更大膽了一點，這段對話的內容更多。
還是魯定公先發問：「聽說，一句話就能讓國家興盛起來，所謂『一言興邦』，有這回事吧？」
這話乍聽不知道什麼意思，在當時的語境下，還是暗示國君和三桓的關係，讓孔子表態站在哪邊。在定公看來，興邦喪邦，就在孔子這一句話。
為什麼說它是暗示君臣關係的呢？因為後面孔子的回答，就把這意思挑明了。孔子說：「話不能說得這麼容易。有句俗語叫『為君難，為臣不易』，您要能好好體會當國君的難處，也就有點『一言興邦』的意思了。」
孔子傳遞給魯定公的意思是：您這國君也不能夢想為所欲為，把不順眼的都掃蕩一空。君臣互相忍讓一些，理解一下對方的難處，這日子才能過下去。
魯定公還不滿意，要追問到底：「據說一句話就能讓國家垮臺，所謂『一言喪邦』，這話對嗎？」
孔子還是模稜兩可的回答：「話也不能這麼隨便說。有句老話說，『我也沒覺得當國君有多麼享受，不過，看到我說的話沒人敢違抗，還是有點開心。』你想啊，您作為堂堂國君，如果說的話有道理，臣下沒人反對，那當然是好事兒。可萬一您說的沒道理，大家還是不敢違抗，一窩蜂照著去做，那不成了一句話搞垮國家嗎？」[2]
孔子這表面意思，是勸魯定公不要為所欲為，要說有道理的話，才不會給自己、給國家帶來災難，聽起來似乎都是很平常的道理。但回到兩人談話的大背景，魯定公只是個被三桓操縱的傀儡而已，他並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威，做好事和做壞事的能力，他都完全沒有，因為這個魯國根本就不是他的。
那兩個人又為什麼囉囉嗦嗦這麼多「興邦」「喪邦」，難道他們二位都是精神病嗎？
當然不是，魯定公還是在試探孔子，他說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都沒有主語，其實是在請孔子表個態，你要是跟我站到一起，我們合作就能興邦！你要是把我出賣給三桓呢，就是喪邦了。
孔子的回答還是跟上次一樣，把問題給魯定公推回去。而且孔子重點指出，國君如果權力太大、為所欲為，那對國家就是災難。這應該是在警告魯定公，不要重蹈你哥哥魯莊公的覆轍，不要試圖用武力消滅三桓，那對誰都是災難。
魯定公這位國君如果想放縱一下，這是唯一的可能性，其他的就真沒有了。
只想當個調和派
史書裡面孔子和魯定公的交流，就是上面這些。可以看到，魯定公是個不甘心當傀儡的人，一直試圖拉孔子跟自己合作，找機會跟三桓寡頭們一決高下。用更通俗的話說，就是魯昭公想給孔子一道「奉旨討賊」的衣帶詔，但孔子沒敢接受。
這不是因為孔子膽子小，而是不符合他的政治立場，他是貴族、寡頭和國君這三種力量之間的調和派，一直希望各方都遵守尊卑秩序，和平共處，而不是上下級撕破臉打起來。
孔子和魯定公之間的關係，可謂是微妙而且危險，稍微過線一點，都會引起三桓的警惕。後世人說伴君如伴虎，對孔子來說真正的危險，是陪伴這位生活在三桓嚴密防範之下的國君。
在當官的幾年裡，這選擇曾經不止一次擺在孔子面前，如果他沒那麼瞻前顧後，再急功近利一點，和魯定公結成鐵桿主奴關係（後世人熟悉的「君臣」關係），一起下手算計三桓，也未必沒有成功的機會。那樣的話，魯國就開創了戰國「變法」的先河，戰國七雄裡就要多一個魯國了。
但為什麼孔子不敢和魯定公「合作」？
也許是他不想冒風險，但孔子也不是真膽小的人，他還想過和陽虎共事（反叛）呢。後來他周遊列國，不止一次遇到危險，他遠比弟子們沉得住氣。
也許，孔子預感到權力都集中到國君一個人手裡後，會出現另一種失控的局面：暴君專制，為害天下。在孔子時代，這方面的典型是兩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紂。這背後其實藏著別的歷史問題，不全是一個「暴君」造成的，但孔子時代的人還是習慣把它解釋成暴君現象。反過來，在寡頭共和制度下，倒沒有暴君為惡的可能。
在《禮記》裡面，孔子專門談過「專制獨裁」的危險：如果國君能直接指揮士（不經過中間的大夫），那國家的治亂，就全由國君的個人素質來決定了。如果國君是悖逆之人，他統治的國家就會走向徹底的失序、無道，《詩經》裡有一句「那個無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國君！」就是對悖逆、專權之君的控訴。[3]
孔子腦子裡預存的歷史借鑑太多，就像下棋一樣，他看了好幾步遠，沒有盲目的樂觀。但這樣的從政心態恰恰建立不了什麼功業，沒法對歷史產生影響。真正在歷史上轟轟烈烈、有一番大作為的，往往是短視之輩，只爭朝夕，看到眼前一點點利益和建功立業的可能，甩開膀子就幹，最後確實改天換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斷送進去了。後來的商鞅、李斯是這種人，陳勝吳廣、劉邦項羽也是這種人。
從這角度講，後人又沒能完全理解孔子，要麼把他看成全知全能、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要麼是完全不通時務的書呆子。其實這兩樣都不準確。
孔門弟子編寫《論語》、記錄下孔子和魯定公的對話，已經是這兩人死後的事情了。到那時，三桓還在掌控魯國，這些紀錄呈現的倒是一種乖巧姿態，畢竟，在國君的拉攏誘惑面前，孔子還是沒敢背叛三桓，對後來的孔門弟子，這會有點護身符的效果。
得意權力場
參政兩三年之後，孔子已經適應了政界高層的角色，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完全融入了權力核心。在《論語》裡，孔子有好幾次拿自己和昔日的貧賤之交做比較，覺得自己收穫很多，而且很有道德操守。
孔子給當官叫「事君」，就是侍奉國君，這當然是名義上的，事實上他還是為三桓打工。
孔子曾經抱怨說：那些地位低下的人，怎麼能跟我一起當官、侍奉國君呢？他們只知道患得患失，什麼沒下限的事情都做得出來！[4]
孔子這是在罵誰呢？應該是跟著他發達起來的暴發戶。因為孔子是小貴族裡面的異類，有很多窮親戚，學生裡面也有不少窮人；等孔子當大官以後，有些窮親戚、學生也抓住了當官發財的機會，這裡面有子路這種能人，也有無德無能的勢利之輩，為了名利醜態百出，甚至可能打著孔子的旗號招搖斂財，所以孔子就破口大罵了。
《論語》裡，在和陽虎街頭對話那一條後面，緊跟著孔子的一句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是性情，來自血緣上的共同遺傳基因，習，是後天的自我定位、個人選擇，近親也可以活得很不一樣。如果孔子這句話是從自己身上得來的體會，跟他有親緣的也就兩個人：一是陽虎這位疑似的同父兄弟，他們政治立場、行為方式確實很不一樣；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孔子的同母兄長孟皮，這位大哥顯然沒任何正面的、值得記錄的言行，如果有，孔門弟子肯定會記載下來的。
緊接著這一條，是孔子那句著名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這就更像是對同母兄長孟皮的失望之言了，因為孟皮一點貴族血統都沒有，純粹的「下」（地位低下），所以愚也是命中注定的。有這麼兩個風馬牛不相干的兄弟，孔子就是中間的一個尷尬角色。
除了道德有問題的暴發戶，孔子還瞧不上另外一種人，就是讀書人裡面的假清高，只會發牢騷、什麼實際工作都不會做的人。
孔子說，有些人可以一起學習，但沒法一起做事兒；有些人呢，可以一起做事兒，但不能一起當官；還有些人可以一起當官，但不能一起搞點變通。原文是：「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這是孔子的人生感悟：從求學到工作，從工作到當官，人生這幾個階段走下來，他覺得知心朋友越來越少，因為他當官以後很重視「權」，這個權不是權力，而是權變，成語「通權達變」之意，就是為了實現正義的目標，可能要走迂迴路線，所謂「曲線救國」，做一些必要的妥協，付出一些道義的代價，讓社會各方面都能夠接受。
孔子覺得，當初一起讀書學習、一起幹事業的老朋友，大都不懂當官的精髓，不理解通權達變的重要性，他們都太幼稚。
孔子還感歎：莊稼苗長起來，未必都能長穗子，就算長了穗子，也未必能長粒收糧食。[5]這是他早年當農民的經驗類比，可能是覺得很多學生當年功課都挺好，但現在不會當官辦事。跟那些人比，他自認為更懂權變，擅長實務。
總的來說，孔子不認為自己是書呆子和職業批評家，他覺得自己是成熟的政治實幹家。他還督促學生們超越老師、盡早建功立業：「後生可畏，你們到了我這年紀，肯定比我還成功吧？人要到四五十歲還沒什麼名氣，可就有點白活了！」[6]
這就是孔子在權力場上春風得意的一面。
卸除層層疊裹的禮儀外衣，撥開由弟子及後人覆加的金身神罩
去除儒家文化光環挹注的神性後，孔子如何在他的時代掙扎、失意又奮起
本書依據文獻資料結合作者精采暢快的文筆，按照時序推演、有脈絡地描述孔子不同的人生階段，夾以塊狀式講述春秋政治、社會、禮儀習俗。在此你將會看到一個人性化、走下神壇的孔子，他鮮活豐富、有亮面與陰影面的立體形象，再現孔子在上古時代寡頭世襲政治遊戲規則中沉浮的一生；並由此得以窺見上古春秋的禮儀制度、日常生活細節，重現少見的春秋歷史風雲與風華。
[1]《論語．八佾》：「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2]《論語．子路》：「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3] 《禮記．表記》：「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4]《論語．陽貨》：「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5]《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6] 《論語．子罕》：「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