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牛仔褲、聽電臺、喝可樂：鐵幕背後的蘇聯百姓日常生活

「我們假裝工作，而他們假裝付我們薪資。」是一個在西方報紙比在蘇聯還要流行的笑話。不過，正如蘇聯老百姓在蘇聯崩潰之後發現的，蘇聯的職場除了有容忍低產能的優點以外，還有其他優點。職場因為設有商店和飲食部，所以對它們的雇員來說是一個稀有商品的來源（這個來源有多棒端視乎一家工廠、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政府部會多有權勢）。

職場也是一個增進同事情誼的地方：女性可以和辦公室同事喝茶吃蛋糕共度許多快樂時光，男性可以在樓梯間分享一根香菸（甚至一杯伏特加）。如果經濟學家是以工作時的愉快度而不是生產量來做為衡量經濟的指標，他們可能會得到更佳結果。
 

布里茲涅夫年代對普通蘇聯公民來說是好年頭。從蘇聯統治最早期就一直承諾的全民福利保障，就是在這個時候完全實現。1956 年第一次引入的法定最低工資提高了，退休金也是如此。男性可以在 60 歲早期申領退休金，女性可以在 55 歲申領。本來僅限領薪資者享有的福利現在擴大至集體農場農人。

對一個剛發展起來的國家來說，難得的是它的社會層級化程度減低了，平等主義精神盛行。這是西方常常有所不見的一面，西方評論者喜歡指控社會主義專門製造不平等和特權。蘇聯當然還是有不平等存在，而蘇聯人自然也會假裝他們的社會不存在不平等，但與世界其他地方比較而言，蘇聯的不平等程度相對要小，也不是一種向上走的趨勢。

就蘇聯中產階級而言，他們擁有的特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這個中產階級以壯觀速度成長。在 1941 年，蘇聯受過高等教育或中學教育的人是兩百四十萬，到 1960 年增加至八百萬，到 1980 年代之末又增至三千兩百萬。這些人當中當然很多都加入了共產黨，這個黨的人數持續上升，到 1976 年近於一千六百萬。

這些人看重和希望擁有的特權包括一間鄉間小屋、一間小型都市公寓、為長大小孩購買一戶「合作公寓」的新可能性、國外旅遊，以及買得到一些外國奢侈品和一輛汽車。但這一類商品仍然沒有足夠數量可以分配給每一個人，也沒有足夠的工作讓所有人有足夠的薪水和地位可以購買這些商品。很多從事白領工作的高中畢業生有五百盧布薪水，而藍領工人可能可以月入三百盧布。
 

當戰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升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緩慢下來以後，難免會出現大量潛伏著的不滿情緒，這是因為很多人的期望在過去二十年來大大提高了。 
 

憂慮的知識分子與地下刊物

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病懨懨的感覺。他們在赫魯雪夫時期那種興沖沖的樂觀心態消失了：標誌這種變化的分水嶺是 1968 年對捷克斯洛伐克的鎮壓。他們感覺社會愈來愈物質主義。那些有物質憧憬的人一樣感到挫折。在美國觀察者約翰．布希內爾（John Bushnell）的診斷，蘇聯人民變成了悲觀主義者，他們聆聽布拉特．奧庫德扎瓦（Bulat Okudzhava）的哀傷歌曲，愛講一些有點政治意味的淫穢笑話，但也會講一講以下這一類自嘲的笑話：
 

發問者：「月亮上有生命嗎？」
講師：「沒有，同志，蘇聯宇航員發現月亮上沒有生命的跡象。」
發問者憂愁地說：「那裡也沒有嗎？」 

不管這時期有多麼重視經營私人生活，一種初步的、與政府無關的社團生活（associational life）還是出現了，它專注於保護自然環境和保存歷史建築。這些關注一般來說都是自由派的關注，但在非自由派和潛在民族主義者的一邊，老兵也成功地爭取到退伍軍人組織的獲准成立──這對在二次大戰作戰那一代人來說極其重要，他們本來就一直透過固定的豪飲聯誼會保持和自己軍事單位的非正式聯絡。

在赫魯雪夫年代欣欣向榮的「厚雜誌」繼續存在，但大部分都換了總編輯，對政治內容（特別是反史達林主義的內容）也有了更大限制。《十月》（Oktiabr）──《新世界》的保守派競爭對手──靠刊登一篇弗謝沃洛德．柯切托夫（Vsevolod Kochetov）執筆的〈所以你想要什麼？〉而引起關注：這文章以緬懷史達林的情懷攻擊腐化性的西方影響力。

讓「厚雜誌」愈來愈感到競爭壓力的是「地下出版物」（samizdat）：它們是一些自行出版（因此未受審查）的手稿，討論各種敏感的問題（從政治到宗教到瑜珈不一而足），以打字機打印和靠著人手相傳。「境外出版物」（tamizdat）是「地下出版物」的一個較小型親戚，專門傳播被禁的西方文學作品。
  到了 1980 年代，女性的受教育比率和勞動參與比率都盛況空前。賺取工資或薪水的女性增加了兩倍，從 1960 年的兩千萬增至 1989 年的近六千萬，構成了勞動力的百分之五十．六。在全蘇聯，10 歲或以上的人口中（以 1979 年為例）有百分之六十的女性受過中學教育或高等教育（男性的比率是百分之六十九），而這種比率甚至見於烏茲別克（傳統上女性最弱勢的共和國之一）。

女性以更大的數量入黨，在 1976 年佔全部黨員的兩成五，在 1990 年佔三成。然而，就像娜塔莉亞．巴蘭斯卡婭（Natalia Baranskaya）在刊登於《新世界》的中篇小說〈一個和任何週末沒兩樣的週末〉中鮮明描繪的那樣，雙重負擔──全職工作加上採購、做家務事和照顧小孩（全被認為是「女性的工作」）──讓女性不堪負荷。（這篇小說並沒有明顯提到避孕藥不可得的問題，因為那對審查官來說將會是太超過。）不管政府提供了多少托兒所和幼稚園，蘇聯職業婦女都只有在一個不工作的婆婆幫忙下才會忙得過來。 
 

日益膨脹的西方影響力

西方在蘇聯是個強大的存在：不只做為一個妖魔還是做為文化磁石而存在。根據一項調查，半數的莫斯科勞動人口收聽西方的廣播電台。年輕人以「阿歷斯」或「麥克」而不是「薩沙」（Sasha）或「米沙」（Misha）相稱。到了 1980 年代，甚至中年人也可能會被人看見穿著牛仔褲和黑色皮夾克開車前往鄉間小屋（不過他們因為很晚才學開車所以駕駛術欠佳）。

在鄉間小屋裡，自從唐納德．肯德爾（Donald Kendall）（故事編按：前百事可樂首席執行長）首創用百事可樂來交換「蘇托力伏特加」之後，他們就會輪流喝百事可樂和伏特加，而廚桌上的百事可樂瓶子象徵著世界主義禮儀。
  在美國蘇聯學的圈子裡，曾有過一個時間流行談所謂的「趨同」（convergence）。根據這個理論，蘇聯社會在現代化之後無可避免會變得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個人主義和更加多元化，換言之是更加像西方社會。在蘇聯，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好理論，儘管他們主要感興趣的趨同是得到西方產品的機會的趨同，即得到西方產品的機會和西方人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