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一名女子，殺死了自己的四位親生骨肉後自殺：劉氏女的悲劇與謎團

「孩子們該怎麼辦？」

聽到這句問話，女子的思緒忽然被帶回到十多年前那一個月色黯淡的春夜，海風裡瀰漫著煙硝與血腥的氣味。家人全都被殺死在她眼前，兇手們不懷好意的獰笑聲迴盪在耳邊，她卻像是靈魂被抽離了身體，站在高空旁觀著這一切事情發生，麻木、冰冷，動彈不得。

怎麼會這樣，該怎麼辦？……。

回過神來，女子漸漸繃緊她纖細的手臂，停止了顫抖。

「忍辱十數年，為仇未報爾。若豈子哉？」

這是一個記載在《臺灣通史．列女傳》中的故事，我們無從得知這名女子的全名，只能稱其為「劉氏女」。根據《臺灣通史》，劉氏女跟隨父親臺灣鎮總兵劉廷斌來到臺灣，孰料道光八年（1828 年）春天，劉廷斌過世，劉氏女與家人買船準備返鄉，卻遇上海盜，劉家十七口盡遭殺害。唯有一名借搭順風船的陌生船客，向海盜苦苦哀求後被丟下岸邊，而劉氏女則因為貌美免於一死，被盜匪擄至安海大宅藏居。
  十幾年過去，劉氏女生下了四個小孩，盜匪也逐漸放下對她的戒心。一日，劉氏女前往觀音寺禮佛，宛如富貴人家的盛大排場，引起了一名僧人的注意，特地前去獻茶；劉氏女見到僧人，卻大感愕異。直到回家，劉氏女才猛然想起——在觀音寺遇見的僧人，便是當年被丟下岸的那名船客！

劉氏女隔天再次前往觀音寺，藉請僧人帶她導覽之名摒開隨從，暗中遞給僧人一封文件，告誡他不可外洩。僧人趁夜無人時出走數十里，趕到泉州城中將文件交給知縣，文中所載，是海盜藏身之處與聚會日期。官員如期派兵搜捕，將海盜一網打盡，全數處決，那四個孩子也被捆綁到劉氏女的面前。

當官兵問到要如何處理孩子時，劉氏女的回答是：「我忍辱十數年，是因為大仇未報……。」

「他們怎麼會是我的孩子呢？」

語畢，劉氏女親手殺死了四個孩子，隨後上吊自盡。

時間不對、地點不明，劉氏女的案情疑點

「劉氏女」這段令人痛心的故事，被作者連橫評為「能智能勇」的女性復仇之典範，可若細究起其中細節，卻有著重重疑點。

第一個疑點，是事件發生的時間。不論是《臺灣通史》或《清史稿》中的「劉氏女」故事，大抵都脫胎自同治十年（1871年）出版的《重纂福建通志》，三種版本的記載當中，都提到劉廷斌逝世、劉氏女一家遇盜的時間是「道光八年」。可是，史傳中清楚記載，臺灣鎮總兵劉廷斌於道光七年三月到任臺灣，在任五年，頗有功勳，原本已奉旨陞調廣東陸路提督，卻在交接之前爆發了「張丙之亂」[1]，為了平亂積勞成疾，卒於「道光十三年六月」。

第二個疑點，是事件發生的地點。《重纂福建通志》所載原文為「盜擠客於岸虜女及橐金歸晏海無有知者時道光八年也」，《臺灣通史》卻將其中「晏海」一詞改寫為泉州晉江縣轄下的「安海」，並理所當然地描寫僧人夜奔「泉州」遞文之情節。然而，《重纂福建通志》列女傳的特別之處，在於該書仔細地依照傳述人物所在之府縣分別編列篇目，奇怪的是，劉氏女一案並沒有被編在「泉州府晉江縣」的篇目中，而是以附錄的方式收錄在「臺灣府嘉義縣」的篇目之後。按照方志編纂的邏輯來看，劉氏女的故事似乎不是見聞於泉州晉江一帶，反倒可能是由訪問嘉義縣的採訪人所記錄，或者是由負責編修臺灣府內容的編輯所補充的。
  第三個疑點，是孤證難明。捕獲群盜、旌表烈女，在清代都是重要事件，歷來不乏地方大員為此奏報，但如今我們試著以道光八年至同治十年（1828～1871年）為範圍來檢索史料，卻找不到明確記載與劉氏女案情有關的檔案，也沒有奉旨旌表劉氏女的紀錄。即使以最早的《重纂福建通志》原文為據，其成文年代恐怕也與案發的道光年間已經頗有差距，所以無人察覺文中劉廷斌卒年敘述有誤。

究竟劉氏女在何地獲救、所提到的觀音寺所在何處、派兵捕盜的主導官員又是何人，我們皆不得而知。在時空背景都難以確切的情況下，僅存的線索，就剩下「劉廷斌」其人其事。

劉廷斌是誰？

劉氏女隨著父親劉廷斌來到臺灣，才有日後全家需要返鄉一事，這項前提有個根本問題需要釐清：清代武官是否可以攜眷渡臺？

自康熙年間起，臺灣上至文武官員、下至戍守班兵都有三年的任期限制，輪調頻繁，且不得攜家帶眷，意在避免官兵於海外長期發展。雍正年間，針對「年過四十且未有子嗣」之官員，需在赴任前奏報皇帝說明緣由，奉准後方可攜眷渡臺。

此一禁令，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才徹底放寬。乾隆皇帝認為已經不必再將臺灣視為特殊地區，且讓官員攜眷赴任，不至於分心內顧，對辦公也有幫助，遂下令「嗣後臺灣文武各官，無論年歲若干，有無子嗣，如有願帶眷口者，俱准其攜帶，其不願帶者亦聽其便」。此令被錄為戶部則例，並依則例中「外官攜帶家人」的規定，調任臺灣總兵、副將等武職，最多可以帶三十名家人隨行。因此，劉氏女要隨劉廷斌赴任，確實有機會。

根據清史館所藏《劉廷斌傳包》，劉廷斌是四川成都府溫江縣人，十五歲時因父母雙亡，自願入伍以奉養祖母及弟妹，此後四處征戰、屢立戰功，直到三十五歲才返鄉娶妻高氏，有三名子嗣：長子劉錦南，因其軍功承廕為正二品廕生；次子劉桂南，為監生；三子劉夢南，捐為縣丞候選。可惜關於女兒的資訊，傳記中一無所見。

史傳中稱劉廷斌「自奉甚薄，而待士卒甚寬，故人樂為之效用」，張丙事件爆發時，民兵聚眾數萬圍攻嘉義城，劉廷斌入城勉勵紳民堅守三個月，使軍民上下同心、有如家人父子，才得以撐過圍城亂局。道光皇帝原本打算嘉獎劉廷斌的苦勞，豈料閩浙總督程祖洛上奏，怪罪劉廷斌平日不勤訓練、不守汛地，未能防患於前，才導致民亂爆發，皇帝越想越不對勁，另下一旨，竟決定將劉廷斌革職。
  劉廷斌接獲聖旨時，已是重病之身。先前為了搜捕張丙餘黨出入瘴癘山區，讓六十五歲高齡的他染上痢疾，藥石罔效，道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劉廷斌留下一篇遺摺叩謝天恩，隨即病逝。這篇遺摺帶出了一項重要資訊：當劉廷斌逝世時，次子劉桂南、三子劉夢南都還待在四川溫江，只有他的長子劉錦南隨侍在側，並為臥病難起的劉廷斌代筆寫成遺摺。不過，另一篇史料提到，劉錦南不久後也在道光十七年因病而死，留下一名遺子劉堅，年僅四歲。

這些訊息，是否與劉氏女一案有關？

尾聲：寧可不做烈女

既然史料無法給予解答，那就需要一點推測與想像。比如，最令人困惑的是，為何關於劉氏女的故事敘述中，會出現「道光八年」這個明顯的時序錯誤？

或許，我們可以猜測，劉氏一家並非在劉廷斌逝世後出發，而是在劉錦南逝世後的「道光十八年」才啟程，是以故事在年代上產生了單純的誤記。另外一種可能是，若真有劉氏女其人，她作為這個故事最早的敘事者，對於事發時的記憶相當混亂，導致故事打從一開始就將錯誤的年代訊息流傳下去。而這種記憶的混亂，肇因於劉氏女的創傷經驗。

根據《臺灣通史》所載，劉氏女的遭遇，無疑是一場可怕的創傷經驗。她不僅親眼目睹全家十餘人被殺害，自己也被強暴並生下殺人兇手的子嗣，長達十幾年無人知曉的孤獨、無助，讓她必須將創傷記憶封閉起來，順從地扮演一名居於巨宅的富家貴婦，才能繼續存活。而當她遇見了那名成為僧人的船客後，喚醒了塵封的記憶，她勇敢地迅速籌畫自救，卻也引發創傷症狀的反撲，促使她最終採取了激烈的手段。
  傳統歷史書寫者以尊崇義烈的道德價值觀，來歌頌劉氏女的悲慘經歷，但烈女之名，恐怕從來不是劉氏女所欲追求的目標。或許，她只是一個平凡女子，遭遇了難以承受的創傷，必須親手毀滅與那段經驗有關的一切，才能止痛。

或許，她只希望，那一天的事情，不曾發生。


[1]發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臺灣民變，張丙為領袖，自立為「開國大元帥」，國號為「天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