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末期出現的新一波民主運動，屬於一個全新的世代。在國民黨的默許下，這個世代首次集結於《大學》雜誌，發出改革的聲音。
然而新民主運動真正的胎動，卻是張俊宏參加臺北市議員選舉、康寧祥興辦《臺灣政論》，以及蘇慶黎出版《夏潮》。它們對臺灣未來有不同的想像，代表的都是臺灣民間的聲音。它們同時掙扎著出現，不只宣告新一波民主運動即將誕生，也讓後來的民主運動多采多姿。
誕生於和平富裕社會的新世代
1950 年代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是臺灣戰後第一波民主運動。其參與者中的本省人全都成長於日治時期、接受日式教育，部分成員甚至曾經參與反殖民運動。外省籍的成員則不但在中國誕生，也在中國成長。
前者經歷殖民統治的生活屈辱、殖民政府的敵意、戰爭的匱乏，然後是國民黨新政權治理下的亂局和屠殺。後者則經歷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的殘酷、顛沛流離和妻離子散。
新一代民主運動者的生命經驗則完全不同。他們若非在臺灣出生，就是在臺灣成長。他們成長的時代中戰爭已經過去，匱乏和流離失所也都不再。生活物質條件甚至堪稱優厚，因為當時全世界的經濟正處於二次大戰後的景氣和繁榮。
「亞洲四小龍」拜冷戰之賜，得以將初級工業產品銷往規模巨大的美國市場。香港一個研究機構分析一百五十個新興國家過去五十年的經濟表現，其發現是：新興國家經濟得以成長唯一的因素就是出口，特別是工業產品的出口。巨大的美國市場對亞洲四小龍出口的開放，導致了這些國家經濟的快速成長。
出口對經濟成長的效果，在貧窮國家更為顯著。從 1950 到 2010 的六十年間，以十年為一期做觀察，每一期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五○年代是奈及利亞和土耳其，六○年代是臺灣和新加坡，七○年代是馬來西亞和羅馬尼亞，八○年代是埃及。
這些國家有一個共通點：經濟起飛的起點都在貧窮階段，平均國民所得都不到三千五百美元。臺灣和這些國家都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從貧窮到富裕的過程。經濟快速繁榮最顯著的政治效果，是為威權政府帶來相當程度的正當性。
因為經濟迅速成長，高等教育也快速擴充。軍公教家庭的子女因為擁有教育補貼，只要循規蹈矩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相較之下，農村及本省中低收入家庭小孩雖然非常不利，可是也非毫無機會。新一波民主運動的領袖中，有許多出生於鄉下終得以接受高等教育，如姚嘉文、林義雄、許信良、陳菊等。
在太平洋的另一邊，這個年代同樣是美國高等教育大規模擴充的時期。「大兵法案」提供退伍軍人免費的高等教育，對高教形成大量的需求。臺灣戰後出生的新世代，也拜美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充之賜，許多人得以獲得獎學金前往美國接受研究所教育。
集結新世代的《大學》雜誌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默許下成立的《大學》雜誌，是這個新世代的首度集結。
雜誌創設於 1970 年，當時總編輯楊國樞三十七歲，社務委員沈君山三十七歲、丘宏達三十四歲、張紹文三十四歲、施啟揚三十六歲、郭正昭三十三歲、陳少廷三十六歲、陳鼓應三十五歲、劉福增三十五歲、張系國二十六歲、劉述先三十五歲、張玉法三十五歲、張俊宏三十二歲、許信良二十九歲。
年齡最大的楊國樞和沈君山雖然在中國出生，其大學教育（臺灣大學）和成熟期卻都是在臺灣度過。其他更年輕的成員，則都是在政治安定、經濟起飛的時期成長，不少人甚至有機會到美國接受研究所教育。
這些新世代中不乏黨政要員的子弟，如沈君山、楊國樞、丘宏達等，他們的父親都和國民黨有淵源。沈君山的父親沈宗瀚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的農業專家、曾任農復會主委，丘宏達父親是萬年立委，楊國樞的岳父曾任警備總部副總司令。
《大學》雜誌的出現和結束
《大學》雜誌的出現和結束，都是獨裁政權內部矛盾的顯現。威權獨裁政治因為對言論的壓制，使得社會只有一種聲音，甚至沒有聲音。理當宣示社會多元利益、提供資訊給行政機構的國會，因為從不改選而且和臺灣本土社會毫無聯繫，因此完全失去表達社會多元利益的重要功能。
戰後出現的知識界新世代，對獨裁政權也懷著重大的疏離感。結果是：威權政府只能依靠其見識不足、訓練不夠的公務員，在現代世界中盲目航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高階領導人，之所以起意邀請知識界新世代聚會發表意見，也是因為發現無法仰賴公務員做決策。
1970 年夏天，時任青商會總會祕書長的張紹文偕同陳鼓應，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五組副主任鄭森棨聚餐。當時經營魚產公司的張紹文提及，臺灣主管漁業的政府機構產業知識太貧乏，花大錢接手日本商社急於脫手的遠洋鮪釣這項夕陽產業。鄭副主任回去後轉告了國民黨祕書長張寶樹，張寶樹於是請張紹文邀更多年輕的朋友見面會談。
兩次會談之後，張紹文建議國民黨讓參與會談的知識界新世代辦雜誌，於是有《大學》雜誌的出現。
可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你不可能要知識界提供意見，同時又為他們畫出紅線，只准他們在紅色圈內放言高論。
《大學》雜誌後來和政權的衝突因此可以預見，雜誌解散也是必然的，問題只是以何種方式解散。
《大學》雜誌是新世代知識分子在統治者容許下的集結。雖然在言論上有所突破，卻不能算是民主運動的先聲。第二波民主運動的先聲，應該是張俊宏在 1973 年參選臺北市議員，以及《臺灣政論》的創刊。
國民黨統治下首次公開談臺獨
張俊宏是《大學》雜誌社活躍的成員之一。他出生於南投，父親曾經擔任過南投鎮長。臺灣大學政治系、政治學研究所畢業後，張俊宏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他在黨部工作期間成為《大學》雜誌的主要人物之一。
1972 年應邀到美國訪問途中，張俊宏首度接觸到關於臺灣獨立的出版品。他說，他關在房間裡面，連續讀了兩天兩夜。在這些著作的影響之下，他在他的選舉傳單中公開討論臺灣獨立的議題。張俊宏在傳單中說，一般所謂的臺獨可以有三種內涵。
一是政治主權式的臺獨，不願受中共統治，與大陸分離而獨存。國民黨二十八年來的努力就是在支持這種臺獨。
二是民權運動式的臺獨，臺灣民眾為爭取民權、提高政治發言地位，而做的溫和民權運動。這有什麼不可以？
三是武裝革命式的臺獨，以武力奪取政權，以流血改造社會。張俊宏說，他如果贊成這種暴力革命，為何笨到參加選舉？
這些論述是為了反擊國民黨對他的臺獨指控。他的反擊讓國民黨啞口無言。這應該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第一次對臺獨議題的公開談論。
《臺灣政論》與康寧祥
張俊宏選舉失敗兩年之後，康寧祥興辦《臺灣政論》，自任社長，邀請張俊宏當總編輯。雜誌的發行人是黃信介。黃信介大康寧祥十歲，在反對運動中也比康寧祥資深。二次大戰結束時黃信介十八歲，已經在日本讀完高中，後來返回臺灣進入地方行政專科學校（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前身）就讀。
吳三連於 1951 年選臺北市長的時候，他去當選舉義工。高玉樹在 1957 年選臺北市長，他成為核心助選員。吳和高都是雷震領導的自由中國組黨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參見《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黃信介後來也常和省議會「黨外五虎將」之一的郭國基來往。他在 1961 年當選臺北市議員，1969 年當選立法委員，成為終身職的萬年立委。
黃信介的歷史淵源甚至可以遠溯至日治時期的反殖民運動。「文化協會」的左翼領導人連溫卿是他母親的哥哥，所以他母親對政治迫害似乎更能泰然處之。當黃信介因美麗島事件被逮捕的時候，他母親說，「這是很平常的事。你舅舅也被日本政府關過七年。」
黃信介是資深前輩，可是在胎動時期成為矚目焦點的卻是康寧祥。直到美麗島事件發生，康寧祥都是民主運動中的耀眼明星。他的演說在當時獨樹一格，氣勢磅礡。美麗島事件前後好幾年，他是外國記者和美國外交官來臺灣必須請益的對象。
他於 1974 年名列《時代雜誌》五百名「全球未來領袖」，儼然是臺灣民主運動的象徵和領袖，許多人也將他視為運動的領導人。可是他卻無意當領導人。最清楚顯示他無意領導民主運動的例子是，當國民黨政府在 1978 年因為和美國斷交而停止選舉，姚嘉文帶著黨外人士的共同聲明〈社會人士對延期選舉的聲明〉請康寧祥連署。
康寧祥拒絕連署，並說已經印好自己的聲明〈康寧祥、王兆釧告同胞書〉。即使如此，因為康寧祥在當時實在太過耀眼，民間和運動參與者仍然對他深懷期待。對他的誤會和期待後來引發黨外新生代的「批康事件」。如果民主運動者能視康寧祥為盟友、而非領導人，後來的紛爭和衝突應該都可以避免。
臺灣民族正在形成之中，美麗島事件的歷史記憶將是民族記憶的重要成分。民族認同的鞏固，來自民族成員共享的記憶，其中的榮耀讓我們自信、苦難要求我們奉獻。民族的未來只能由自己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