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原來臺灣東部人不少！從原住民、荷蘭到日本人，人群雜沓的東部拓墾史

回顧漢人移民在臺灣拓墾的歷史，俗稱為「後山」的花蓮、臺東是最晚被納入官方統治，也是漢人移墾風潮最晚展開的地區。連橫在《臺灣通史》書中如此寫道：
 

臺東，天府之國也。平原萬畝，可農可工，而森林之富，礦產之豐，久為世人所稱道。顧開闢二百餘載，而少有經營之者。

至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請設立卑南廳以前，中國史書中鮮少記載漢人在東部持續的拓墾活動。因此，連橫指出：
 

然當荒昧之時，天氣瘴毒，野獸猖獗，生番出沒。而我先民如陳文、賴科、吳全輩，入其地、闢其土、利用其物產，勇往不屈，險阻備嘗⋯⋯

基於紀念先民墾荒的懷古之情，連橫在《臺灣通史》中歷數陳文、賴科、林漢生、吳全、黃阿鳳與鄭尚等六人的拓墾事蹟，以為誌記。仔細考察這六人率領移民進入花蓮或臺東的年代，年代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跨至咸豐元年（1851）。換句話說，在整整 158 年間，歷史可考的漢人移墾紀錄只有零星六次，且最後多半不了了之，難以守成。由此看來，清代臺灣東部拓墾果真是披荊斬棘，儼然是不可能的任務嗎？

那些從漢人視角出發的故事

從漢人開發史的角度而言，漢人移民有規模地、持續性地出現在臺灣東部，確實是清末開港通商、廢除入山禁令以後的事。因此散見在文獻中的少數東部拓墾紀錄，就成為連橫等史學家津津樂道的英勇事蹟。然而，現今的我們看待歷史，事情當然不是古人想的那麼簡單。
  攤開史書，關於東部的紀錄多是描寫荒煙蔓草、兇番出沒，讓後山呈現一幅人跡罕至的犯罪淵藪景象。少數與東部原住民有關的紀錄，會記載原住民「潛心向化」，翻過山區向官府納稅輸餉。這才讓後山的原住民，能夠罕見地被漢人史書記載下來。同理，我們也可以想像，自荷蘭東印度公司踏上臺南的土地以來，漢人進入東部的足跡大概不會像文字史料中寥寥可數，只是因為沒有被寫下來，而被埋沒在歷史長流中。

清朝初年的崇爻八社

以花蓮舊名之一的「崇爻」為例。崇爻一詞自十八世紀初期，開始頻繁出現在清代文獻中，例如藍鼎元《東征集》中有一紀事〈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這八社大致包含現今花蓮市延伸到秀姑巒溪的八大部落。藍鼎元在文中開篇就提及：
 

自古以來，人跡不到。

在藍鼎元的形容中，來到這裡的漢人就好像是闖入無人之境。不過往下細讀便會發現這裡的「人」其實遠比想像中還要多，只是在漢人文化中心的視角下，經常忽視原住民的存在。而崇爻地區的原住民，也在康熙年間就清廷輸餉納稅：
 

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略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前往招撫，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

藍鼎元為南澳鎮總兵藍廷珍的堂弟，以儒生身分伴隨來臺，參與討伐朱一貴的戰事。在臺灣期間，藍鼎元都擔任藍廷珍的軍中幕僚。朱一貴事件時，當北部一名反抗軍首領黃來被官兵擒獲後，供稱臺灣山後尚有三千人躲藏。因此，藍鼎元等人便派遣營弁前往東臺灣視察，此後根據情報寫下這篇紀事。在他看來，後山崇爻地區人跡不到，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才有陳文、林侃兩人因海難漂流該地，此後吸引通事賴科、潘冬等人前往招撫。以上故事皆有被連橫收錄於《臺灣通史》書中。

在學者康培德關於花蓮南勢阿美族的研究中，他指出漢人社商是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起，開始在名為「崇爻」的村落（臺語音：tsông-ngâu）代官府收取社餉，並享有「贌社」權利。這也使「崇爻」逐漸為被清代寫作地方志的文人們認識，視為東部後山會固定納稅餉的一個地區。康培德認為，此時的「崇爻」在歷史記載中的位置仍然很不固定，可能是涵蓋現今花蓮南勢、秀姑巒、海岸等阿美族分布區域的集合稱呼；但論族群，則可能是專指居住木瓜溪流域的太魯閣族木瓜群。

陳文、林侃不是第一人

每歲贌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

從藍鼎元《東征集》的文字記載中，我們知道通事是駕小船載著食品、日用品與原住民交換鹿肉、鹿筋與鹿皮。這項交易行為每年固定一次，被視為當時贌社貿易的一環。有趣的是，陳文、林侃等人可能不是抵達當地的第一批外來者。攤開《熱蘭遮城日誌》，我們可以看到多則荷蘭人造訪臺灣東部的紀錄。

1638 年 3 月，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丹麥籍商務員魏瑟林（Maarten Wesselingh）寫信告知公司，他已經造訪過卑南（臺東平原一帶）北邊名為 Sakiraya、Ullaban 和 Daracop 的村莊，建立友好關係。《熱蘭遮城日記》記錄了魏瑟林的考察活動：
 

卑南與其鄰近村莊的居民收藏很多鹿皮，用這些鹿皮交易鐵鍋，cangan布，珊瑚和針線之類的東西。最後寫說，他去看過在卑南北邊一小浬處的一個海灣，發現該海灣可使戎克船進來停泊，並適合登陸，而且除了會背風的東風與東北風之外，其他所有強風均可躲避。

1639 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與卑南原住民的交易活動。荷蘭人會駕戎克船到卑南，換取鹿皮、山羊皮，再沿海路回到熱蘭遮城。
  早在十七世紀上半葉，臺灣的東北部海岸可能就已經有原住民與漢人之間的貿易，是藉戎克船完成的沿岸貿易網絡。1643 年，當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後，在東北角的平埔族聚落金包里（Kimauri）遇到一名日本商人喜左衛門（Quesaymon），並得知金包里人與花蓮的原住民之間存在長久持續的黃金貿易。此後，荷蘭人、漢人也逐漸進行探查，滲透進這塊東北角貿易市場之中。

來自日本的漂流難民─文助

除了荷蘭人曾經來訪之外，一場意外的風雨也讓日本人到訪臺灣東部，並且留下珍貴的史料。西元 1803 年（日本享和三年，清嘉慶八年），一艘原定從北海道順流而下到江戶的商船「順吉丸」突遇暴風，漂流到被泛稱「崇爻」範圍中的秀姑巒溪口。一小群船員上岸後，有多人因病去世，最後僅剩船長文助能夠活著，輾轉回到日本。其故事被德川幕府的官員記錄下來，現今的我們可參考《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書中，於 2011 年由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翻譯出版。
  文助在秀姑巒的阿美族部落居住四年，稱此地為チョプラン（Choppuran），應該為阿美地名 Ci’poran 的音譯，漢人文獻則常記為「芝武蘭」、「芝舞蘭」或「四匏鸞」，以臺語發音也頗為相近。「チョプラン島」指的則是秀姑巒溪口的獅球嶼。

在書中，文助在秀姑巒的生活呈現豐富的多元族群風貌。文助回憶道，該地原住民時常與秀姑巒溪上游的チョーガワ（Chogawa）、イワタニ（Iwatani）部落進行貿易，偶爾則會相互獵首。前者可能就是常被稱為「崇爻」的太魯閣族木瓜群，後者則是布農族丹社群。此外，文助也結識定居在部落附近的漢人商販，並發現會有瑯嶠商人定期駕戎克船來訪，與當地原住民與漢商交換獸肉、獸皮。因此，文助觀察到當地人所用的瓷器、鐵鍋、刀斧、獵槍、長毛等，似乎都來自臺灣府。待在チョプラン四年後，文助趁某次有漢人商賈來訪，便與阿美族人道別，跟隨商人回到府城，並在官府的幫助下順利返鄉。

當我們翻開《臺灣通史》的〈東部拓墾〉篇章，所見的陳文、賴科、林漢生、吳全、黃阿鳳與鄭尚等六人事蹟，可以視為流傳在清代地方誌書寫中已久的漢人拓墾故事。對連橫而言，花東一帶初無歷史，有則自此六人的開拓開始。然而，隨著現今有別於官方地方誌的歷史材料紛紛出現，若我們仔細檢視《熱蘭遮城日誌》，或原住民遷徙的口傳歷史等紀錄，則會發現漢人拓墾的事蹟僅是花東歷史上零星的點綴，在清末的「開山撫番」以前，可能存在著更多原住民之間，或原住民與歐洲人、漢人之間的跨域互動。讓「開山撫番」前的歷史跳脫出「先民開拓」的框架，東部歷史可能迸現出另一種鮮活的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