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公道伯 vs. 熱血教師：農運份子劉崧甫與簡吉的獄中日記

1925 年的二林蔗農事件，對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有關鍵的影響力。

劉崧甫（1898-1971）作為當時二林蔗農組合的常任理事，於 1925 年 10 月 23 日被捕入獄，直到 1926 年 7 月 16 日獲釋，為二林事件坐牢八個多月；劉氏《獄中日記》的發現與整理，能使我們對二林事件進行側面而深入的了解。

不過，提到日治時期農民運動者的獄中日記，就不能不想到簡吉（1903-1951）。

簡吉從一名鄉村教師，搖身變為台灣第一個全島性農民組織「台灣農民組合」的領袖，可以說深受劉崧甫等人領導二林事件的影響。[1] 1929 年，簡吉因為農組大會公開決議支持台灣共產黨，於 12 月 20 日被捕入獄，1930 年 12 月 24 日獲釋；他對獄中生活與見聞的記錄，就是 1995 年出版的《簡吉獄中日記》。

因此，簡吉日記與劉氏日記的入獄脈絡、時代背景，大致相符，我們能以此為基礎，將兩者進行比較，從日記的內容了解日治農運人士的不同面相。

漢學鄉紳 vs 日文教師

劉氏日記與簡吉日記最引人注目的差異，就在語文使用方面。簡吉日記全用純粹的日文寫成，劉氏日記則約有五分之四是以中文寫成，五分之一是用日文。

如果說簡吉的慣用語文表露了他新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身分，那麼劉崧甫的慣用語文，就代表他的教養背景，正跨在新舊交接的界線上。舉例而言，劉氏日記愛寫漢詩、常常談論漢籍典故，例如 1926 年 2 月 7 日〈自作獄中感想〉：

雪地霜風冷囚人，日坐攻書夜獨眠，無心黑鉄窗前鳥，薨薨蚊蚋與我親。

另外在 1926 年 3 月 6 日引用了明儒鹿善繼《認理題綱》的話；5 月 11 日特別記載了文天祥與項羽的故事等。然而須注意的是，劉氏日記大部分仍是以北京話、台語、日語詞彙夾雜的白話文寫成的，這表露出劉崧甫不只是融會新舊學，也處於語文交混的文化背景中。

相對於劉崧甫明顯的漢文素養，簡吉則展現出一個新式知識分子的姿態。

簡吉日記不但全用日文寫成，也完全沒有出現漢詩或漢籍典故。比起劉崧甫善於取用漢文資源，簡吉倒是更常記述、評論報刊上的世界時事。例如 1930 年 3 月 22 日記述了日本人在亞洲各地的煤礦開發情形、4 月 22 日摘錄了有關美國科學發展的新聞等等。這種對新聞時事的頻繁關注，是劉氏日記較少見到的。

文學感性 vs 分析理性

劉氏日記與簡吉日記第二個顯著差異，可以劃分為文學感性與分析理性兩種不同性格。劉崧甫常在日記中，以充滿文學性的修辭，表達他的各種情緒。例如 1926 年 1 月 15 日，透過對蚊子的抱怨，影射他對社會的不滿：

這是以諷刺的筆法，表達他的激憤之情。又如 1926 年 2 月 3 日：

寂寂寞寞的霧夜獄裡隔壁的友人們都靜肅肅的睡去，唯有獨我翻來覆去的沒事做了睡鄉的客人哩！恰好時鐘鳴了十時了忽然那獄房外像是那貓頭鳥雄雌二羽的聲啼著『苦コ！苦コ！苦！』的喚著那一羽就啼著『久！久！久！久！！。』的答著足足啼了半夜害我眼光光的也沒有睏去。〔……〕豈不是底說我們在獄裡受苦久了的意思嗎？咳！有惻隱心的貓頭鳥兒啊？你亦知道我們受苦久了麼？

這是以移情的筆法，傾訴他在監獄中的苦悶。另外，劉崧甫也極常記敘自己對家人的想念，尤其是對其祖母的思念之情，還有各種家書對自己帶來了安慰；除了對基本社會正義的關注外，他也時常思考人性的善惡問題。因此劉氏日記展現的是一個情感充沛的作者，對身心處境、社會環境有敏銳的感覺與觀察。

如果說劉崧甫思想，較重視哲學式的人性問題、善惡問題，那麼簡吉的思想，就展現出社會學式的進路。最有代表性的，也是簡吉的最後一天日記，1930 年 12 月 24 日記道：

由此可見，相較而言，簡吉偏向客觀描述與分析式的記載。他幾乎不記載自己的情感狀態，不諷刺時局、不移情於風景、不義憤填膺地控訴；就算是朋友來信，也只記敘有關政治運動或是日常生活的討論。

這樣的書寫風格，與劉崧甫有明顯差異。簡吉比較流露個人感情的，是 1930 年 6 月 22 日給妻子陳何的信，囑託她好好教育孩子，不過，這也是日記中唯一給妻子的信；另外還有少數幾天，記敘到自己對祖母的虧欠之情，這就是簡吉相當自制之情感表露的全部了。

眾生相 vs 自我相

第三個顯著差異，是兩位作者對獄中生活不同角度的觀察。尤其劉崧甫特別喜歡紀錄「他人」的言行，這對今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的當時在獄庶民的第一手史料。例如 1926 年 2 月 10 日、3 月 1 日都記載了獄友思念家人的悲號聲；3 月 9 日記載了「狂人的聲」，這位獄友是犯了竊盜罪的十九歲青年：

類似這樣的記載，令人聯想到當時被殖民者的生活型態與心理狀態，最重要的是，這完全是第一手且無矯飾的觀察紀錄。對於日治時期的庶民精神研究而言，可以做為相當生動的一片拼圖。

相較而言，簡吉日記幾乎沒有這類對其他獄友的紀錄。簡吉對自己在獄中的生活條件，記錄得比劉崧甫詳細很多，這對我們了解日治時期的監獄生活，很有幫助。例如根據 1930 年 1 月 25 日、1 月 26 日、3 月 2 日，對台北與台中刑務所的各種制度（包括普通氣氛、衣服、食物、運動、洗澡、理髮、健康保護＝疾病預防）；還有 2 月 1 日與許多篇日記中，對自己身體狀況的詳細紀錄，都讓今人具體地了解，一個犯人在當時監獄中的生活狀況。

從台灣面向世界的農民運動家

日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迎來了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廣闊的職業發展空間，他們開始面向世界，吸收新知、迎向潮流。就此而言，劉崧甫與簡吉是相同的。不過他們還是因各自的養成背景，在知識取徑方面有差異。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獄中書單窺知一二。

從劉崧甫的書單來看，他涉獵了歐美的教育現況（《現代欧米教育》、《現代欧米教育大觀》）；還有經濟學、農村發展（《台湾都市と農村問題》、《最近經濟學之進步》、《農民離村の研究》）；倫理學、歐陸哲學（《倫理學演義》、《懷疑、知識、信仰》、《經濟和倫理》）。不過劉崧甫還讀了很多傳統漢文類的著作，例如《四書白話解説》、《詩經監本》、《晏氏春秋及新辭》等書，其中竟然連《文武二帝救劫真經》這類宗教善書都有。

由此可證，劉崧甫知識養成，不但有相當傳統的一面，也與底層民眾有共通的思想成分；另一方面，他的眼光也相當開闊，對世界思潮與學術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吸收。

從簡吉的書單來看，他涉獵了法學（《六法全書》、《現代法學全集》），基督教（《基督教概論》、《基督教的由來》），地球科學（《地球的起源與歷史》、《大陸浮動論》、《天地的結構》）等學問，當然還有他在獄中賴以獲取新聞的《人》雜誌。不過最突出的，還是一系列有關世界語學習的書籍：《世界語全程》、《世界語研究》、《世界語辭典》、《世界語自學書》、《世界語言書》、《初級世界語讀本》、《世界語新讀本》、《世界語中級讀本》。

這種熱切追求世界語的態度，與簡吉等人對社會改革的理想有關；透過世界語聯合各民族弱勢階級的願望，契合於簡吉的左傾思想。[2]

上述兩本獄中日記的差異，或許可以溯源於兩位作者的身分背景。

劉崧甫與簡吉的年齡雖然只差五歲，但是兩人的出身有很大的差異。

劉崧甫出身於地主家庭，幼年曾在私塾受過三年漢文教育，而後接受六年的公學校教育，畢業後一直到二林事件之前，歷任地方的保甲書記、會計役、國語講習所講師、協議會員；他的人格養成具有傳統地方紳士溫文儒雅的公道伯特質。

簡吉出身於農民家庭，沒有接受過私塾教育，一路從鳳山公學校到台南師範學校，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畢業後也順理成章地在公學校任教；雖然是身處受薪階層而得以溫飽的知識分子，卻對農民困境有深刻的感觸。

也許正如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劉崧甫與簡吉兩本獄中日記，一窺風格互異的日治時期農運家的面貌。

[1] 參閱陳慈玉，〈導讀〉，收入簡吉著，簡敬等譯，《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年），頁 36。

[2] 有關世界語在日治台灣的發展以及與左翼團體的關係，可參閱李依陵，〈從語言統一實踐普世理想－日治時期臺灣世界語運動文獻〉（檢索日期：2017 年 11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