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喧囂至沉默──二二八事件後，臺灣各級的參議員們做了什麼？

各位參議員先生，是本省六百五十萬人民的代表，應當充分發揮民主精神，為人民講話，可是近來參議員先生多不敢說話，固然，在二二八事變中，參議員們偶有傷害，但不可因此而不敢講話，民意機關的代表，是人民選出的，因此我們有言責，政府有壞處就要講，不要害怕⋯⋯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第一屆省參議會第四次大會開幕典禮上，面對臺下毫無生氣的參議員們，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的丘念台這樣說著。

將時序倒轉回不久前，一九四六年五月時第一屆省參議會正式開議，雖然戰後政治局勢昏暗，不過對於戰後終能迎接「省內」最高的民意機構，多數民眾還是抱持著高度期待。林茂生所經營的《民報》為此一連刊載了十四天的參議會議事花絮，臺灣廣播電臺也因這股政治熱潮而進行每日實況轉播，每日在參議會外頭想要旁聽的民眾高達上千人，甚至有幾日得將議場從教育會館移師至中山堂，才能容納得下爭相旁聽的群眾。

看見群眾的政治熱情，參議員們也絲毫不敢怠慢，省參議會光是開議第一天就已經收到上百件議案，面對戰後經濟通膨、省籍差別待遇、官員貪污腐敗等政治問題，省參議員們各個直言敢諫。王添灯曾在質詢臺上舉發貿易局長擅自挪用教育處購置教科書的經費；林連宗要求警務處長胡福相要多任用本省人擔任高層人員；林日高則揭舉肥料檢驗局虛報人事費用；顏欽賢也猛力抨擊現下不景氣、失業與流行病的問題，要求政府提出金融政策來解決問題，而這些質詢都得到滿堂的喝采。

只是，不過一年的時間，這些熱絡的場景都不復存在了。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在軍警後續的掃蕩行動中，王添灯、林連宗二人遭到特務「密裁」，被軍警帶走後，從此再也沒有歸來；顏欽賢被列為二二八事件首謀而遭到通緝，差點遇害，因家屬救援才幸免於難；而林日高也曾被軍警拘押，因李友邦的保釋才得以出獄。

面對參議員們接連被捕、入獄、失蹤，省參議會瀰漫著肅殺之氣。即便丘念台於開幕時向參議員們喊話，不過這次大會的情況仍不盡理想，直至閉幕典禮時，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無奈的說：「本次大會的議決案合計只有九十餘件，也就是說：比過去的三次，少得很多。」二二八事件的陰影於議會中揮散不去，同樣因二二八事件而入獄兩百多日的參議員郭國基，於該次大會上提出動議，要求省參議會「請派代表慰問臺灣省參議會王添丁（灯），林連宗兩參議員家屬」，或許能藉此得到些寬慰，不過這也無法改變此後參議員們對於國家暴力的懼怕。雖然議會中的質詢偶有佳作，但再也無法回到多數臺灣人還對政治抱有憧憬的那般榮景。

然而，一切是如何至此的？

二二八事件與處委會成立

事情需要從 1947 年 2月 27 日的傍晚開始說起。

臺北市大稻埕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毆傷菸販林江邁、擊斃圍觀市民陳文溪的事件，一瞬間點燃民眾在戰後政治對於長期積累的不滿。隔日衛兵於行政長官公署前對抗議群眾開槍的行動，更讓民眾憤而轉向佔領廣播電臺，向全島控訴戰後以來政治的昏天暗地，呼籲民眾團結抵抗，整起事件遂因此成為全島性的反抗活動。

3 月 1 日上午，眼見衝突無法無法平息，臺北市參議會決定邀請國大代表、省參議員、參政員等政治菁英們組成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並立即推派代表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省參議員王添灯等人謁見陳儀，並向陳儀提出開釋被捕市民、不准軍警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等請求，成為政府與民眾間的溝通橋樑，而陳儀雖立即答應上述要求，不過日後軍警的槍聲仍不絕，全臺各地的衝突也持續延燒。

3 月 2 日，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下略稱處委會），並於中山堂舉行會議，民眾聞訊後爭相前往旁聽，將現場擠得水泄不通。行政長官公署也派出民政處長周一鶚、警務處長胡福相等五位官員參與處委會的討論。會中先由北市參議員張晴川報告與陳儀會面之情況，接著宣布將從商會、市民、學生、工會、政治建設協會中各選出代表參與處委會，更在主席周延壽的宣布下，也將省參議員、國大代表納入處委會之中。

據《臺灣新生報》報載，當日開會時還能從議場內聽到外頭傳出的槍響。面對外頭持續不止的動亂，現場的代表向官員提出要求，包含停止警察武裝巡邏、要求警隊解散、起用本省人、解除新聞管制等。陳儀也於同日下午進行廣播，宣布不對事件參與者追究、被捕民眾皆能由父兄領回、給予死傷者撫卹以及處委會中增加人民代表，以利共商事件善後事宜。處委會的參與者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不能一概而論，有些人受到政治派系影響、有些人也對政治權位懷有企圖，不過即便如此，多數人仍是希望能夠依循體制內管道與政府協商並推動改革。

處委會的功能與運作

至 4 日以後，處委會通知十七個各縣市的處理委員會，希望以參議會為主體，緊急組織事件處理委員會，並派代表至臺北開會，處委會至此擴大為全省性的組織。除此之外，相較於前幾日主要負責與官民協商，處委會也開始轉型，首先增設聯絡組、宣傳組、糧食組、調查組、總務組等小組，後來陸續增加治安組、救護組、組織組等，擴大處委會所處理的業務範疇。

處委會除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外，也開始實際協助政治事務的處理。例如因為各地交通受阻，糧食供給出現問題，糧食組便向糧食局、工商銀行借貸兩千萬，並派員至中、南部購買米糧；治安組則由許德輝帶領忠義服務隊，組織學生、市民共同維持秩序；宣傳組也派員至南京向中央政府陳情、也向美國在臺領事館等外國單位尋求協助，希望能將輿論訴諸國際，進而向行政長官公署施壓。

同時仍持續與政府展開協商的處委會在 3 月 7 日時，通過〈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包含警察、法院、公營事業等機構應以任用本省人為原則，保障非武裝集會、言論、出版、罷工等自由，而復又再增加十條，除平復秩序外，更希望能夠藉此改革政治。此份報告由王添灯、黃朝琴等人交給陳儀，前些日子保持柔軟態度的陳儀卻當面強硬的拒絕，王添灯等人即在當日晚上向全臺廣播，宣讀〈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並告知民眾被陳儀拒絕之情事。然而，陳儀之所以如此轉變態度確切的理由是：陳儀已經知道中央即將派兵來臺。

陳儀的兩面手法

陳儀在過去對於處委會都採取較低的姿態，不僅答應處委會所提的要求，包含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起用本省人擔任廳長，並於明年開放縣市長選舉等，也同時親上廣播臺三次安撫民心。但私底下卻一面向中央請兵，將整起事件彙報給蔣中正，並請陳誠協助調派軍隊，希望至少先派一個師團。

柯遠芬的日記也提到，其實早在 3 月 5 日時就已經接到蔣中正的電報，確定正在調派淞滬一帶的整編二十一師。陳儀先前所採的低姿態，不過是為了安撫民心，希望國府軍隊能儘速開來。正當眾人還在熱議政治如何進行改革時，卻逐步地落入陳儀的算計之中。

整編二十一師軍隊於 3 月 8 日自基隆登陸，隨即於各地展開掃蕩。陳儀一反過去的委婉態度，開始抨擊處委會「企圖傾覆政府，攫奪政權」，並於 10 日宣布處委會因為「跡近背叛祖國」應該立刻解散。隨後各地的處委會就開始遭到清算，相關成員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因此紛紛遇害。

各地的二二八處委會

由於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後來蔓延至全臺，不僅在臺北，各地都因群眾動亂、地方警察機構無法維持治安，或受後來臺北的處委會宣布擴展為全省性機構等因素影響，先後成立處委會、治安維持隊或相關組織。各地處委會也積極維護地方秩序，並與政府機關持續進行協調，避免衝突的局勢更加擴大。因為有了各地的處委會出面協助維持治安，除部分衝突較劇烈的地區外，其實早在 3 月 6、7 日時多已經恢復平靜，根本毋需國府增派軍隊進行治安維持。

參與各地處委會者眾多，其主要身份多是地方仕紳或民意代表，多數抱持對於地方的責任，因而在混亂的時局中不願選擇沉默，挺身參加處委會的事務。不過這樣的犧牲與奉獻，換來的卻是日後的死亡與噤聲。這些參與者並不知道的事情是，處委會早就被特務滲透，對於未來政治的種種想法，都成了招致殺機的因素。

以處委會宜蘭分會為例，據保密局張秉承呈給南京言普誠（化名）的電報中可以得知，處委會宜蘭分會於 3 月 3 日上午成立，起初先向宜蘭專賣局撥借六百包米，後交由青年區團辦理分配，並於 4 日在曾任參議員的蘇耀邦主持下推舉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擔任主任委員。3 月 6 日《大明報》的報導則提到，因為郭章垣即時請軍警以及各機關負責人，相互簽名宣誓維持宜蘭的和平，並決議由處委會協助保管陸軍倉庫、醫院之武裝，市內秩序已經恢復正常。

可是如此熱心維護地方秩序的行為，卻在林頂立呈給陳誠與蔣中正的電報中，變成劫走槍枝三百餘桿、輕機關一挺、日本刀百把的暴行。據郭章垣親人口述，國府軍隊到來時，郭章垣雖然一開始前往山區躲避，但認為自己並無做錯事，若有誤會也能夠解開，因而又回到宿舍，3 月 18 日凌晨時就被軍警帶走，隔日便於頭城媽祖廟前被槍決，而蘇耀邦也早在 3 日前同樣被槍決於此。

臺南處委會的湯德章的遭遇也與郭章垣雷同。事件中熱心公益的律師湯德章擔任治安組組長，負責組織治安維持隊、協助接管警局的槍械，極力保護當地的民眾不受動亂波及，卻在二十一師進入臺南後被捕，因收繳槍枝的罪名於臺南圓環公開槍決。地方菁英熱衷於公眾事務的行動，在特務與政府的眼中，都是暴行與犯罪。

臥底與密裁

在 2008 年由中研院臺史所所購入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國家安全局檔案以及其後續的研究中，可以看見情治人員如何在各地處委會中臥底、潛伏，對各地人士的活動進行紀錄，並且如何鎖定千餘名嫌疑犯，甚至是執行「密裁」。

保密局所佈建的情治體系遍及全臺，且滲入之深其實超乎想像。在臺北市的二二八處委會中，負責領導忠義服務隊的治安組組長許德輝，其實正是潛伏於處委會之中保密局人員。忠義服務隊亦在事件中，多被人指證毆打外省人、公然打劫等惡行，企圖藉此製造中央鎮壓的藉口。於處委會、治安維持隊臥底的狀況也不僅在於臺北，而各地也有類似的例證。

基隆的保密局通訊員林風（化名）則受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之命，擔任基隆分會組織組長，潛藏在處委會中，負責秘密呈報相關人員的行動。  另一名同樣負責基隆情報的保密局沈堅強（化名）於報告中稱：處委會基隆分會的楊元丁等行動有「越軌傾向」。惟林風在副議長楊元丁遭殺害後，仍不知兇手為何人，根據其他檔案與研究楊元丁之死可能與當地警察系統較有關係。但無論如何，從此也能看見保密局的佈線甚多。

臺南處委會的蔣重鼎，被保密局運用時化名「蔣少華」，關於雲嘉南地區的情報幾乎都會經過其手中，而其在向保密局呈報的文件中，曾表示「（黃媽典）率黨參加叛亂罪跡昭然」、「黃媽典、黃錫鏞、黃慎言等不加究辦恐遺禍將來」，多次要求究辦臺南市參議員黃媽典。而在 3 月 22 日時，黃媽典就遭到逮捕，於 4 月 24 日被公開槍決。從此可見得保密局佈線之精細，且其影響力甚大，這些被保密局等情報員所紀錄的事蹟，都成了後來清算、鬥爭的依據。其餘保密局的檔案中，亦可見得「王添灯已被密裁陳復志已槍斃，及彙報叛徒名單」等內容，許多參議員就在這波整肅行動中喪命。

上述僅是二二八事件中，參議員遇害的一小部分。被列在「本省各地參加二二八事變之臺人姓名冊」等二二八犯罪名冊上的參議員超過一百位，以臺北市為例，二十六位參議員中，就有十九位被列在名冊之上，四位被殺、七位被監禁。其餘尚有花蓮市議長張七郎、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潘木枝、盧炳欽、柯麟，屏東縣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高雄市參議員黃賜、王石定、許秋粽等參議員失蹤或死亡，受害者遍佈全臺。

或許沒辦法針對個個縣市的參議會進行細緻的分析，不過無論是省級的省參議會，或是縣市層級的參議會，皆在二二八事件中付出慘痛的代價。直言敢諫的議員遇害、倖存的參議員生命備感威脅，在議會上暢所欲言的風氣不再。事件中的人們曾經抱著與政府協談的理想，相信政府會願意聽取人民的心聲，但這樣的信任，不僅得不到回應，換得的卻是死亡與夢碎。

結論：議會政治的重挫

二二八參與者甚為廣泛，但協商路線的處委會組織主要參與者還是各縣市參議會及省參議會的參議員，所以當國民政府在事後對於處委會進行追究時，各參議會的受創十分嚴重，各地參議會都發生出席情況不佳、辭任頻繁等情。省參議員韓石泉即回憶，二二八事件後的首次大會，出席者僅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意志消沈，噤不作聲。

後來省政府為了增添省參議會的黨派，任選了民社黨、青年黨各三人出任參議員，但民社黨的任公藩、葉榮鐘、李緞皆婉拒報到。原本熱心公益的仕紳，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紛紛避免觸碰政治，議會政治因此受到重挫。

曾經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後來被稱為議會「五龍一鳳」之一的省參議員郭國基不甘於此，曾於 1948 年 12月時提出臨時動議，「請政府依憲法第 74、102 條之精神保障省市縣議員生命自由案」，多名省參議員予以贊同，希望政府能對參議員的生命做出保證，好讓參議員們能擺脫過往二二八事件的陰影，敢於問政。惟僅得到政府回覆：「會議時所發表之言論及表決應依法負責」，參議員們對此大感失望，後來更因為戒嚴之故，而使得整體氣氛更加緊繃。

惟後來的省主席魏道明、吳國禎作風較為開明，使得提案量維持平穩，議會政治不致瓦解，但相較於過往，參議員們也趨於保守。在一般民眾的眼裡，二二八事件中國家暴力對於政治菁英的碾壓與屠殺，也讓民眾對於政治感到退卻，成為臺灣後來長期籠罩於「毋通插政治」氛圍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