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對自己的歷史世系，留有很多記載。在文王之前的發展中，他們最看重的先祖，一位是公劉，另一位是太公，而這兩位先祖受重視的理由有類似之處。
依照周人自己的說法，公劉之前，周人流竄於戎狄之間，是公劉帶他們渡過渭水，到達「豳」，也就是關中平原。公劉帶他們離開了戎狄式的生活，進入文明。《詩經．大雅》中清楚地描述了公劉將周人帶到這裡，趕走當地原有的住民，開闢出一塊新的農業土地來。周人定居、發展農業，是從公劉這世開始的。
那太公呢？太公再度帶領周人遷居，來到「岐下」，也就是「周原膴膴」的周原。周人來到之前，這個地方有「混夷」居住，太公帶領周人趕走了可能並不從事農業生產的混夷，將這塊肥美的土地付諸農業生產，為周人創造了更繁盛的生活。
將公劉和太公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我們赫然發現，原來周人有武裝殖民的傳統，至少存留著武裝殖民的鮮活記憶。他們的崛起，就是靠兩次關鍵的武裝殖民：第一次公劉帶領打下豳，移居到豳墾殖；第二次太公帶領拿下周原，再度移居到周原墾殖。部族發展遭遇瓶頸、困境時，武裝殖民是最佳的解決辦法。
這樣的部族記憶，對周公的決策應該有相當的影響。二次東征後，他處理東方問題的基本方針，就是啟動傳統的記憶，發動新一波規模和野心都遠遠超過先祖公劉與太公的武裝殖民運動。封建的本質，就是武裝殖民。
周公的智慧不只在於決定在東方布滿封建區域，更在於選擇派什麼樣的人到什麼樣的地方進行封建。找到對的人，給他對的族群勢力，指定一塊特定的地點，讓他們前往，先征服，征服之後定居再墾殖發展，這是封建的實質內容與程序。這樣的程序當然不是一天兩天能完成的，封建不是現成、簡單的派任，派去了、上任了就好。「我來、我見、我征服」，然後還要「我墾殖」，一步一步辛苦前進，才能完成封建的任務，才產生了西周林立的諸「國」。
這就是為什麼封建的過程，前後要花四十年的時間，從成王一直到穆王。從時間的角度看，周公訂定下來的封建策略，到他死後仍然忠實地信守推動著，換了好幾位天子，封建大業並沒有停頓，也沒有改變。
這是周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他們之所以能為中國文明奠定堅實基礎的根本理由。周人是一群政治奇才，他們最早意識到什麼是「統治」，最早設計出有效運用全力達成統治目標的方法。周公是這份智慧的核心、標竿人物，然而這樣的政治能力，顯然不是周公一人所擁有的，在周公之前有其來歷，因而即使周公不在了，封建還能持續穩定地進行下去。
昭穆制：輩分認同與同輩共權
周人原本就有武裝殖民的經驗，而且到商代晚期，周人內部已經建立起明確的族長制。族長握有很大的權力，部族內部顯然也已高度分層化，組構了一個層級（stratified）的社會。
西伯昌，也就是後世所稱的「文王」，是一位能力卓越的族長。從各種史料上看，文王的本事與成就，都指向於高度的聯盟手腕。他懂得如何利用周人的資源去籠絡附近的各方勢力，環繞著周人建立起一個能夠有效協同運作的組織。這是周人快速壯大的祕訣，也是商人不得不接受他為「西伯」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是族長制，如果不是擁有巨大的權力運用並能分配資源，文王就推動不了這樣的聯盟。而要將資源集中供族長分配，這個社會的內部也非得有嚴明的層級分別不可。層級化是在這種生產低度發展階段時，能讓資源集中累積的唯一辦法。層級化的社會有助於周人在西方崛起，然而等到周人勢力進一步升等，開始進行封建動員時，原本的優勢很快就變成問題。
層級化的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不會有完全一樣的利益認同。動員向外武裝殖民，離鄉背井前往陌生的地方，忍受各種未知的考驗與折磨，艱鉅、痛苦是眼前的，收穫、發展卻在看不見的未來。要如何說服大部分人投入這樣的工作中？在權力中心、高層的人，知道擴張的必要性，也明白一旦封建成功了，領有封國可以帶給他們多大的利益，但是權力位階沒那麼高、底層的人呢？他們為什麼要放棄既有的安全保障，參與追求看起來沒有什麼切身好處的事業？
周公另一項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就在看到了這個問題，及時處理了這個潛在的麻煩。他積極提倡、復原了周部族組織中的一項傳統制度，凸顯其重要性。這個制度就是「昭穆制」。西周有昭王、穆王，但昭穆制並不是以他們命名的，其存在遠早於昭王、穆王的時代，甚至是倒過來，接連兩代的周天子叫做昭王和穆王，是因為有昭穆制，受昭穆制的影響。
昭穆制其實是很原始的社群組織原則，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它的核心是輩分區分，也就是突出輩分認同，同一輩的人形成一個緊密認同的團體，追求團體的共同利益。
「昭」和「穆」是對於不同輩分的固定劃分稱呼。一代昭、一代穆，不斷輪流。父親是昭輩，兒子就是穆輩，孫子又變成昭輩，曾孫則又是穆輩。昭穆制的起源很單純，在那個人壽不長的時代，正常狀況頂多就是三代共存，所以用兩個不同名稱就足以明確分出輩分了。
臺灣有些原住民部落到現在仍然保留了「會所制」，尤其是有獵人傳統的部落，會所制的力量很強大、很普遍。會所制就是少年長到一定年紀，要離開家住在會所裡，和同年齡的其他少年一起居住、一起長大。如此一來，同輩之間的情誼甚至會高過對家庭的認同。長大之後，他們理所當然和同輩的人一起去打獵。遇到山豬等猛獸，單獨的獵人就等於是死獵人。打獵必須互相幫助，彼此保護。誰來幫助你？誰來保護你？是你最能信任的人。對於會所制中長大的人來說，他沒問題，一起長大的同輩友伴就是他最能信任的人，也就是他打獵時的依靠和保障。
會所制中必然有一種同輩平等的精神。不管你來自哪一家、是誰的兒子，進到會所裡就都是同輩，同輩身分超越一切，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有會所制的部落，在社會組織上必然相應地發展出一定程度的「共權制」或「分權制」，同一輩的團體中，每個成員有著大致相當的權力。
周人的昭穆制也是著眼於輩分認同，同輩的人組成一個團體，團體內部有著基本「共權合作」的精神。這樣的制度起源很早，在周人發展的過程中一度沒落荒廢了，卻在周公手中有意識地予以復興並擴大。
昭穆制將周人按照輩分，組成特別的二元社會。在儀式上，昭輩和穆輩固定地左右分列。在精神上，同輩形成一個可以互通、盡量泯除成員區別的集體。例如祭拜祖先時，我祭拜的不是我爺爺，而是我爺爺那一輩的所有兄弟，如此強調出同輩的平等身分，同輩成員的平等權利。
就是這樣的儀式安排，使得《詩經》出現「諸父諸母」的說法。正確的周代意義，「諸父諸母」強調的是同輩的叔伯、叔母伯母，他們在親族關係上的地位，和父親、母親是沒有區別的。因為不了解周人這種輩分認同的安排，郭沫若在解釋時犯了嚴重錯誤，將「諸父諸母」當作上古「群婚制」的證據，以為是一個人有好多爸爸、好多媽媽的意思。
強烈的輩分認同，反映在親屬稱謂上。周人說的「父」，和我們今天理解的「父」不是同一回事。只要是和父親同輩的，父親加上叔伯，全都叫做「父」。祖父加上叔伯祖，統統叫做「祖」。在輩分共權的精神下，稱呼及儀式上，叔伯兄弟間，你爸爸就是我爸爸，你兒子就是我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