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紋、血痕、毛髮鑑定──穿越《臺灣民報》，重回日本時代的 CSI 犯罪現場

筆者小時候跟爸媽一起看《包青天》，覺得展昭真是好帥。不過到了學生時代，接觸到《CSI：犯罪現場》之後，才發現《包青天》其實早已落伍；靠託夢找犯人，這太不符合現代價值觀了，執法者就應該要「科學辦案」啊！看到刑事鑑識科學家們在電視上大展身手，用科學知識跟鑑識技術，還給被誣陷的人清白，替冤死的人找出真兇，就覺得現代科學真的太神奇了。

不過，《CSI：犯罪現場》演的畢竟是二十一世紀美國人的故事，而且真實世界的調查員也沒有電視上那麼厲害。那臺灣呢？鄉民常說司法不公，是不是因為我們現代化的歷程比西方晚，辦案比較「不科學」的緣故呢？

事實上，「科學辦案」的概念，比你想像得更早在臺灣出現。

科學的新偵探法：辦案七步驟

1895 年，日本人來到臺灣進行殖民統治，也把現代化制度跟思潮帶進臺灣。偉大的賽先生——「科學（Science）」，當然也位列其中。活躍在 1920 年代的一票臺灣知識分子，或許不滿意日本的殖民統治，但倒是不排斥殖民時期所接觸到的西方思潮，甚至還像海綿一樣，急於吸收新知。

這個現象，可見於 1923 年由臺灣人所創辦的《臺灣民報》。《臺灣民報》懷抱強烈的臺灣人自主意識，對總督府統治多所批判，也發表了許多具有國際觀跟現代化思維的文章，例如 1924 年 4 月 21 日在《臺灣民報》第二卷第七號「科學欄」上發表的這篇〈科學的新偵探法〉：

這篇文章的開場白，直白地道出作者及時人有多麼詬病當代警察（以及更早期的官府衙役）的辦案手法；而對於所謂「科學辦案」，又多麼寄予厚望。就讓我們繼續來看看，這篇〈科學的新偵探法〉介紹了什麼樣的科學辦案法吧。

一、照相現場的狀況

照相技術如何被運用在刑事偵查呢？日治時期的照相機當然拍不出像今天一樣的高畫質照片，但對於紀錄案件現場的物品遺落狀況已相當有幫助。甚至部分細微跡證、物品距離等，已經可以用相片測量、鑑識出來。由於以下各階段的鑑定也幾乎都會用到照相，可見照相對這個時代的刑事偵查貢獻是多麼大啊！

二、指紋

當時人最看重的跡證登場──指紋。指紋獨一無二、可以辨識出當事人的特性被特別強調，同時介紹了採集指紋的方法、各國收集前科犯指紋的制度，以及法國發明家貝蘭（Édouard Belin）發明的神奇機器：相片電送機（就是傳真機），可以用來遠端傳送犯人的相片指紋。最重要的是，這麼神奇的機器，是誰才買得到呢？答案是日本，在 1924 年 2 月購置了一臺。

三、足痕

這段基本上是在說明鑑識現場遺留足跡的技術。除了可以用照相紀錄足痕、石膏或用蠟重建模型之外，也可以從靴痕判斷嫌犯的職業、性格，從足跡方向跟距離等特性判斷遺留者的年齡、性別。據本文所言，若犯人留的是腳尖向內的足跡，那麼兇手高達八成機率是日本女子吧！

四、血痕

這裡沒有講到血型，而是講要如何採集肉眼看不見的血痕。另外也提到用血清分辨人血、動物血的技術，以及用血液噴濺方向判斷當事人的行動。

五、毛髮的鑑定

此段告訴我們，可以用表質、髓質、皮質三個部份去判別案發現場的毛髮是屬於人類或動物，老人或小孩。從現場採集毛髮證據，放在顯微鏡下就能找出線索。

六、頭骸骨的補肉方法

這邊介紹的是法醫人類學中的法醫面部重建技術（Forensic facial reconstruction），透過對解剖學的了解，用石膏將頭骨補上臉部，就可以重建出死者的臉部模型。

七、死屍的科學的研究

驗屍及死亡原因判斷的相關知識也不可少！除了可以透過驗屍來判斷死者的死因，也可以從凶器是否在現場或在死者手上，來判斷死者是自殺還是「被自殺」。

新的科技，新的希望

〈科學的新偵探法〉介紹了以上幾種當代嶄新的科學辦案技術，雖然對現代人而言，許多技術都已經是老骨董了，但這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多麼令人大開眼界！原來細小的毛髮，可以找出這麼多線索？原來就算犯人逃到千里之外，也可以被神奇機器「傳真機」傳送的相片揪出來？解剖跟檢驗屍體，更是能讓死因無所遁形，不會再冤枉無辜了。

神奇的科學還可以怎麼辨別忠奸呢？1938 年 12 月 1 日的《風月報》「海外趣聞」專欄，譯者「默然」翻譯了一篇 Henry F. Pringle 發表於美國 McCall’s 雜誌 1936 年 9 月號上的文章──〈謊言檢察器〉，介紹測謊機的原理跟功用。建立在當時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上，「謊言檢察器」會判讀受試者的血壓、呼吸和脈搏等，來判斷受試者回答問題時是否說謊。

 

這篇文章雖然論及謊言檢察器在美國法律上的應用問題（因為測謊等於是讓被告用自己的證據檢舉自己，但美國憲法保障他們拒絕這麼做的權利），不過卻對謊言檢察器的實用性和未來相當樂觀，舉出了相當多案例，諸如警察辦案抓竊賊、銀行測謊找舞弊員工等，來證明謊言檢察器可以大幅提升辦案效率。

——當然，現代的你我都知道，測謊機才沒那麼偉大，它在法律及科學層面上都備受疑慮，實際上也已造成不少冤案。不過，看看 1930 年代的人們，對這類科技創新的實用多麼歡欣鼓舞，好像那個蒙昧、迷信、不科學而迫害忠良的舊時代，都會隨著科學進步而被掃入歷史的塵埃。讀著讀著，筆者都不由自主感染到那股樂觀了。

報紙外的真實人生

現實是殘酷的。看多了這些知識份子寫在報刊雜誌上的先進知識與未來期許，讓我們來看看當時的臺灣社會，到底有沒有以這些科學方法來辦案？

〈科學的新偵探法〉介紹的七項技術中，驗屍已經行之有年。臺灣在清國統治時期，也有仵作驗屍辦案的制度，根據《刑部題定驗屍圖》，仵作跟隱婆分別驗男、女屍。到了日本時代，開始引進西方醫學、化學、解剖學等知識，由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專業醫生，對死因可疑的死者進行解剖驗屍，例如《臺灣新民報》1931 年（昭和6年）10 月 31 日刊登的〈產婦急死　究竟是否謀害　全憑檢驗結果〉就是一個解剖驗屍應用於辦案的典型例子。

 

這個案件發生在嘉義郡竹崎庄的獅子頭，有一位鄭某之妻鄭蕭氏生了一個兒子，但不過 3、4 天時間，母子就雙雙過世，辦完喪事下葬了。鄭蕭氏的父親開始大聲疾呼，說女兒之死有他殺嫌疑，引起了嘉義郡警方的注意。調查發現有個假醫生汪某，疑似與死者之夫鄭某合謀，投藥殺害鄭蕭氏。不過，地方上也有另一種說法，說蕭氏之父知道汪某沒有醫師執照就勒索他，被鄭某出面阻止，結果反而被誣以共謀殺妻之罪。兩種截然不同的故事，究竟孰真孰假？就要等待嘉義醫院的堀川外科部長，到墓地去解剖驗屍，要「慎重鑑定其內臟及胃袋，並分析其所服藥品云」才能夠還給無辜者清白，或給冤死者公道了。

不過，負責驗屍的醫生也可能會搞烏龍，像是 1928 年（昭和 3 年）2 月 19 日的《臺灣民報》，就報導了另一起〈山下醫官糊塗診斷　險些兒弄出冤獄〉的案件。竹南郡後龍庄字大山有位 19 歲少婦李墊，因為缺乏教育跟法律知識，把生下的死胎棄置在附近水溝中。本來這就是一樁「死屍遺棄罪」，不算什麼大事，但因為新竹醫院的山下醫官檢驗胎兒遺體時，判定這是他殺，結果李墊便被以殺人罪起訴，移送到臺北地方法院，就這樣拘留了半年。好在臺北病院的久保博士出面重讀山下醫官的診斷書，發現他沒有證據，而僅僅是憑想像冤枉人，李墊才免於殺人罪的審判。

以上兩起案件，顯示驗屍跟解剖，在日本時代的臺灣社會已經是刑事偵查的常態，民眾也逐漸懂得要爭取解剖驗屍來證明清白或罪行。另外，根據蕭宗瀚〈日治時期臺灣犯罪搜查之研究（1895-1945）〉，1912 年的臺灣總督府，就已開始收集犯罪者的指紋等資料，於 1912 年 6 月公布「個人識別方法處理規程」，是臺灣首次建立以生物特徵作為辨別個人身分並建檔的制度。

1934 年，隨著日本內務省開設防犯課，加強刑事警察的訓練跟鑑識能力，臺灣這邊的總督府警務局，也獲得充分預算擴充鑑識設備、技師與法醫人力，此時已有雙眼顯微鏡等設備，並能進行血液分析。1937 年，警務局更是有了 X 光、紫外線、寫真裝置、礦物顯微鏡、病理組織檢察器等器材，可以針對現場遺留物品進行照相，並鑑識遺留血液、毛髮、唾液、指紋等生物特徵。

以技術、設備、知識及制度面來說，臺灣的刑事偵查已是相當跟得上時代，而且還一直在進步。不過，這是否等同於當時的臺灣，就普遍都在科學辦案了呢？顯然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臺灣民報》不僅介紹了〈科學的新偵探法〉，也經常報導臺灣各地警察濫權、收賄、拷問辦案的問題，在拘留期間遭拷問取供甚至致死的嫌疑人，不在少數。〈山下醫官糊塗診斷〉報導的同一期，《臺灣民報》還另外報導北港郡的一個王姓婦人，因為被警方認定為竊盜犯，遭受嚴刑拷問，最後在獄中上吊自殺的悲劇。另外，雖然臺灣總督府很早就實施了指紋法，但在犯罪搜查的實務應用卻遭遇許多困難，除了臺灣社會對指紋的知識還不夠普及，當時用以紀錄指紋的「指紋原紙」，也不容易使用，鑑識員必須一一用針筆描繪指紋迴路，傷眼耗時。顯示技術進步跟實務應用的整合，還是有不小的距離。

無論如何，臺灣當時能夠建立並採取科學辦案的刑偵程序，已是相當大的進步。雖然〈科學之新偵探法〉的厲害科技，未必能普及到每一個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身上，也仍然有科學不能及的冤錯假案出現，但《臺灣民報》之所以介紹科學辦案，不僅是要引介新知，更是在描繪他們對於當代跟未來的憧憬，把臺灣打造成一個懂科學，以現代文明標準生活的社會。這或許有些理想化，但仍讓人不免想入非非，如果當年辦《臺灣民報》以及系列漢文報刊的臺籍知識分子們，有機會親手形塑一個國家，那將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