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林業的工人薪資已逼近當時的老師，但為何還是缺工？

生活不穩定的林業工人

前文提到，日治時期為帝國付出青春和血汗的木材工人，是帝國森林產業中最重要也最不可或缺的基石。聽起來如此重要又危險的工作，平均薪資應該很高………吧？

事時上，這些林業工人領錢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根據你砍了多少樹，或者種了多少樹，總之根據你做的事給薪，但另一種主要的是做幾天、就給幾天，也就是採取「日薪制」，薪水會因應工作的專業和粗重程度而不同。

以 1921 年為例，砍伐和整材是需要專業技術的基礎工作，大多數是日本人擔任，日薪 2.8 圓，雖然也有少數臺灣人，但薪水是日本人的一半，日薪只有 1.55 圓。相較於上述的基礎工作，造林是相對比較輕鬆的工作，一般都由臺灣人擔任，日薪大約減半，以種樹苗來說，日薪 0.67 圓。

但這樣金錢的概念聽起來還是不夠具體，我們以當時的米飯來說好了，1922 年一石米要價約 22 圓，一石米約 180.3856 公升，約 180 公斤，一碗飯大約 70~80 克，換句話說，一石米至少可以煮出約 2250 碗飯不等，以最低薪的 0.67 圓來說，瞎忙一天，一碗米飯吃不飽，還可以再吃個 67 碗呢~~~

如果這樣還不夠，那我們再以蕃薯為例。1922 年蕃薯每台斤 1.5 錢，我們以全家便利商店重量級的蕃薯 226 克以上的數據來計算好了，1 斤約 0.6 台斤，大約兩條超重量級的蕃薯，以最低薪的 0.67 圓來說，67 錢可以買 27 公斤蕃薯，也就是說，進入全家就可以一次收購約 119 條重量級的蕃薯，連還沒放上烤爐的存貨都可以一次清光呢 [1] ～～

當然叫你吃飯，不是真的只叫你吃「飯」，還可以再配其他菜類，或者蕃薯簽，錢當然也不是全部拿來讓自己當吃貨就好，總是有其他日常必須開銷，但若連續做滿一個月，中間配合星期制休息一天，薪水應該綽綽有餘。

換算一下，無論輕鬆或粗重的，砍伐日本工人的月薪應該有 67 圓，臺灣工人則有 37 圓，即便種樹苗的臺灣人，也有 16 圓。若與 1922 年一位公學校教師月薪相比，在公學校任教的老師一個月最少也有 44 圓[2]，老師在日本時代是菁英階級，這樣聽起來感覺在山上賺錢還滿威的，照理說應該很多人投入這行業才對？

然而，實情並非如此。

實際上，山上的砍伐工作時有時無並不穩定，所以林地工作才採做多久算多久的日薪制，而且最根本的問題是，很少人想投入這個行業，因為工作十分危險、交通不方便、生活也不方便，想買杯涼的都不知道該去哪買，也因此，投入此行的人通常是家裡經濟已經相當困頓，不得以才來此應徵的人。

工人的勞動問題

阿里山開發所獲得的資源給足了臺灣總督府信心，於是總督府又陸續於 1915 年和 1916 年分別開發了太平山和八仙山。伴隨林場的開發，當然也需要足夠的人力加入，但卻衍伸出兩個主要問題，第一，人不夠；第二，就算人來了都是新手。

針對這兩個問題，當時很多日本學者提出很多解決方案，其中一位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博士矢田貝寬於 1926 年提出一個全面性的好方法。他說由於工資容易受到市場或現場環境影響，造成人力來源不穩定，時少時多，這使得經營者必須利用農閒時期招攬勞工，這樣的結果就是作業品質不穩定。

他建議應該建工寮，同時選擇有水利之便且又衛生的地方，讓來的人住的舒服，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至於人的來源，可以召集附近村民組成一個專責林業的部落。不過，由於成林期長達 40 到 60 年，因此為了防止勞工逃逸，可以租給他們耕地並且供給生活必需品。

如此一來，不僅解決勞動力問題，也可教他們一些林業技術與知識，進而培養愛林觀念以自發性地保護林地。最重要的是，實行初期為拉攏人，雖然以高工資聘僱，但長久以往，由於逐漸熟練技術，將隨之提高造林成效並增進利益，於是，工資也可以相對變低。

哇！！聽起來好棒棒阿！！！

But！

這樣的概念其實是來自日本林業村的經驗，但日本的林業村落是歷經幾百年才形成，一時之間要移植到臺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總之，聽起來是個好方法，但要實行起來沒這麼簡單，因為臺灣人口產業結構中農業人口幾乎占了一大半以上，這些來山上打工的農閒時期人口，突然間要他們拋棄農業並轉換跑道，確實是突然了點。

雖然難以實行，但類似建議層出不窮，像是 1932 年的《臺灣山林會報》甚至舉辦徵文比賽，針對當時的林業問題，對大眾徵稿，並從中評選出優秀的論文。（咦？辦理如何提升林地工作效率的徵文比賽？好像在哪裡看過類似比賽的樣子？）

可惜的是上述這些問題，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普遍沒有獲得有效的解決。

儘管當時的日本學者曾向政府呼籲，改善工人生活環境並善待工人，我們無法得知管理者是否有確實做到，但這個問題在未來確實成為某些抗爭運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南投霧社一帶，原本有許多賽德克族族人擔任木材砍伐工人，他們一方面苦悶於為何必須替奪取自己獵場的日本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因為沒有遵照搬運樹木不能拖地的原則，遭受警察斥責甚至毆打，再加上受不了讓人喘不過氣的學校興建工程進度，以及種種累積下來的各種因素，最後在 1930 年爆發了霧社事件。

血汗的木材工廠生活

上游的樹木砍伐後，經由人力、臺車、木馬乃至火車運到山下，接著再透過內部軌道運到製材廠。以嘉義來說，因應木材業的興起，興建了一座全東亞第一的製材廠，又因有錢大家賺，許多人也接連著投入木材產業，促使嘉義一帶出現許多木材行，結果鄰鄉的人也都紛紛跑來這裡找工作。

根據現有的口述記憶，這些人主要來自嘉義東石、布袋，雲林水林鄉、口湖鄉，臺南北門沿海一帶的「海口人」，人力來源和上游木材工人有很大的重疊，主因當然也是因為這些地方難討生活，促使這群人不是上山找工作，就是在製材廠裡做工，或當學徒。

這些人大多互揪一起來，由於彼此有共同的出身背景，情感聯繫較為強韌。到了木材工廠後，如果有牛車的，就會用牛車搬運木材；沒有的，就必須靠人力拖運木材，有時甚至連太太、小孩一起拉進來當免費勞工。總之，在當時木材工廠常常出現一種場景，先生在前面拉車，太太和小孩（甚至太太背上也背著嬰兒）一起在後面推車，艱困中有溫馨。

雖然在官方的嘉義製材廠有大型機械協助剖木材，但大部分的木材工廠並無足夠資金購買這些大型機械，大多透過人力以鋸子剖開，而且通常要好幾個人合作才能將原木處理完畢，其中老闆也不是涼涼在旁邊出一張嘴，他通常必須身兼員工，和大夥一起嗡嗡嗡。撇開打工仔和老闆不說，學徒是最辛苦的，雖然供應三餐和住宿，但沒薪水可領，而且還要一大早起來掃地、擦桌椅，飯後還得洗碗。

不過，許多學徒在這段期間也努力跟著師傅學習，包括如何辨別樹種，如何快速剖開樹木，他們只要眼觀、鼻嗅、用尺量一下，就可以立即判別樹種，完全是真功夫。

不過，也因為了解哪一種樹種最頂級最賣錢，因此會有些不肖學徒偷偷夾帶良材謀私利。當然，大部分的人還是挺老實的，他們學夠工夫，存夠錢後就自己開業當老闆，而且只要有心，就有可能一路從木材零售業，做到鋸木業，甚至直接成為開發森林的投資者，1960 年代開闢丹大林道的孫海，就是一個從日本時代的學徒變成林業大亨的最佳例子。（文章可見，停止機鋸轉動的力量：一位熱血記者，用鏡頭改變台灣森林的命運）

阿里山的林業帶動了全島林木開發，其中之一便是「太平山林場」。1926 年興建土場（現為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入口處）到羅東竹林（現在位於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內）的森林鐵路後，林木集中經由運輸到羅東，並為此興建製材工廠。

林業開發帶動了羅東的發展，同時也吸引了外地人來此處工作，而蘇火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羅東製材廠工作，殊不知這是他人生的最後一站。

蘇火旺死了以後

蘇火旺死了以後，世界伴隨中日關係的緊張，讓整座臺灣島上緊了發條。日本以帝國主義的擴張來解決內部的經濟恐慌問題的手段，短期雖然見效，現在卻招來惡果了：日本的經濟被封鎖了。

日本的除了持續擴張外，只能在自有的領地中汲取資源，這使得日本破壞了自己建立的使森林永續發展的植伐平衡原則，大肆地砍伐臺灣森林，而太平山的林木砍伐量也於此時，逐漸地超越了阿里山。

1937 年起，臺灣進入戰爭時期，總督府為了提升林地工作效率，提倡造林報國運動，而學者們也極力地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相關文章，1940 年代一位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林學科（現為國立中興大學）的學生松崎呈次甚至以此為學位論文題目撰寫〈台灣林業的勞動問題〉（原：台湾ニ於ケル林業勞働問題）。總之，無論從政府、學者或學生，都明顯地感受到整個帝國的焦慮。

至於當時砍伐工人生活如何，由於篇幅和資料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但從當時學者老調重彈的言論，可以知道問題應該尚未解決。

幾年後，帝國瓦解了，但建構起來的勞動結構未隨之毀滅，他披上另一個政權的外衣，進入下一個季節，並且很有可能地，重複同樣的老問題。

[1] 以上度量衡換算，請參考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

[2] 資料來源，請善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