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為何美國人要發動革命？他們在不滿什麼？他們想建立什麼樣的國家？在美國的開國元勳心中有很清楚的藍圖，他們汲取了古羅馬共和、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養分，開始在這片新大陸上構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一個擁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共和國......
開國元勳並沒有期待這部新制定的憲法會改變美國人的性格。他們不是天真的烏托邦人，對人性看法很務實，這點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他們不太相信，或根本就不相信，宗教或是什麼節儉法令能夠改變人的行為。確實，他們相信教育。他們當中有幾位堅信教育可以改變美國人、啟蒙美國人。不過在一七八○年代，他們大體上仍然秉持對於人類的既定性一種實際的、不講感情的理解，來進行他們的任務。
對於「利益」這個東西，他們知之甚詳。麥迪遜「依照通俗的意義」，將「利益」界定為「立即增加財產及財富」。他們承認「利益」這個東西無所不在，無法避免，也尊重其力量。他們很多人都說：「利益是人我之間會有的最強紐帶。」他們說，利益是州與州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唯一的黏合劑」。
一七七六年起，他們開始明白期待大多數人為眾人的福祉犧牲個人利益未免愚蠢。開國元勳並不是那些對人民的期待超過自身能力的夢想家。事實上，現在的我們都讚賞他們的現實主義以及他們務實接受人性的態度。這樣的讚賞，或許是因為我們總是希望他們和我們是一體的，我們竭力收合他們和我們之間始終存在的差距。
然而，我們自己打從心底知道他們實際上和我們並非一體，他們和我們有別，他們和後來每一個世代的美國人都有別，原因在於一道巨大的文化鴻溝。
古典的公民人文主義傳統
他們代表的是一個出現不久旋即覆滅的古典世界，不同於後來的世界，不同於我們現在這個世界的世界，你必須要有想像力才有辦法復原全貌。他們確實相信民主，但他們相信的民主不是我們現代這種民主。他們相信的是由貴族領導的古典民主。在這種民主中，「整個社會受到了政府所示範的美德的薰陶」。
對他們而言，政府不是團體及個人爭逐利益的競技場，而是道德精進的手段。費城會議時，詹姆斯．威爾遜曾經在會上說，「人心的化育和提升」是政府「最高貴的目標」，若換成現在美國，有哪一個從政者會說這種話？在開國元勳朝向平民的、自由的未來邁進的路上，傑佛遜算是身先士卒（雖然是不經意）走在最前頭，但是就連他都會在一七八七年呼籲他維州的同僚：「珍惜……人民的精神，保持他們的關注力。不要把他們的錯誤看得太嚴重，要啟發他們、教化他們。」每一個開國元勳都以道德老師自居。他們不論是怎樣隱性的功利主義，不論潛在是如何的自由主義，對於民主政治又是如何的熱切，他們都不是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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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聯邦黨人雖然接受利益、商業等現實，但是卻沒有放棄所謂公民人文主義傳統，這套價值觀從古代傳襲下來，幾乎主導了十八世紀英美世界所有菁英的思想。不過至十八世紀末時，這支古典傳統幾已被現代金融及商業發展馴化、弱化、腐蝕殆盡。只是其遺緒猶存，而且聯邦黨人仍然相當堅持。聯邦黨儘管對各州的政治領導階層感到幻滅，但是他們在一七八七年猶未放棄希望，認為社會中至少還是有一些賢能與德性之士能夠超越眼前的物質利益，致力於公益。他們孜孜矻矻追求「政治領導必須是一種品格的領導」這樣的古典理想，例如傑佛遜就說：「政治治理的藝術，全在於誠實。」
這種政治領導的理想，核心在於「不營私」（disinterested）。聯邦黨人經常把這個詞當作公民道德的同義詞來使用，相當程度反映了公民道德當時遭受各方利益的危害已愈來愈嚴重。按照詹森博士的界定，不營私的意思是指「超然看待個人利益，不受個人盈利的影響。」當年的開國元勳要是講到這個詞，他們指的都是這個意思。但是今天的我們已經遺忘昔日這種意義的大半。我們無法想像有人可以超越金錢利益，面對可能有的利益猶然不自私、不偏頗，而這正好也反映出我們距離十八世紀是多麼遙遠。
古典的「不營私」理想，根基在於獨立及政治面向的自由。人唯有獨立自主、沒有利益瓜葛、不依靠金主付錢，才可能具備這種美德。傑佛遜等共和主義理念者或許始終還是在期望美國的一般農家可以維持獨立與自由，從而免於金錢的誘惑，但是另外有些人卻比較清楚。就算他們當時沒有比較清楚，不久之後的獨立戰爭也會讓他們清醒過來。華盛頓幾乎從一開始就知道你無法期待眾兵士「唯獨不受利益的影響」。即使是軍官團，其中也只有「少數人……遵守不營私原則」，這些人相較之下「不過是滄海一粟」。
情形或許正如亞當．史密斯示警的：社會開始商業化、文明化，也開始分工之後，一般人對於自身國家內各種利益及侵占情事會逐漸失去判斷力，只有「少數人，因為沒有和什麼侵占情事有牽連，才會有閒暇、有興趣檢視別人的侵占行為」。所以可見當時在美國，以及英國，能夠自由且獨立超越市場競爭的，還是少數人。就連傑佛遜都曾經承認只有「擁有自然賦予之天分及美德的少數人，才有辦法經由公民自由教育改造成值得眾人接受，並且能夠保衛公民同胞神聖的權利及自由」。換句話說，聯邦黨人這就是在說「只有從十八世紀認定為正人君子的那一小部分人當中，才找得到人來擔當無私的政治領導人」。
仕紳願意犧牲個人嗎？
在十八世紀，要仕紳犧牲個人，為公眾服務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時期尤其是如此。也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很多革命領袖，尤其是「小有財產」，在國會任職的革命領袖才會常常抱怨擔任公職負擔很重，希望能夠解除這種負擔，去追求個人利益。定期從騷亂不安的官職暫時退休，到鄉下的莊園休養生息，在當時是典型可接受的行為。不過，特別是在北方，美國的政治領袖會想要退休，常常並不是要回鄉下養老，而是要去熱鬧忙碌的城市從事法律職務，好好賺錢。
簡而言之，美國一些準仕紳有很多事情讓他們難以保持典型的獨立性，並免於商場的影響。美國的仕紳能夠像英國的貴族地主那樣向佃農收租，過著悠閒生活的不多。當然，南方有大量的莊園主依靠奴隸的勞動，也是過著悠閒的生活。在美國，他們這一群人顯然最接近所謂「自由而獨立之仕紳」的理想。但是他們有一些人卻兼營酒館，而且很多都必須天天照管自家的物業，沒有辦法像英國的仕紳地主那樣過得很輕鬆。他們家的工頭不是英國仕紳家那種管家，所以這些莊園主儘管對外表現的是貴族的姿態，但其實卻總是忙著做生意。他們的生計常常隨著國際貿易的變化而變化。他們對市場的依賴常常使他們有一種不安，相較之下，英國的那些貴族地主雖然也致力於企業發展、整頓，卻從未有過這種不安感。不過，這些南方大莊園主至少比較接近傳統的「無私仕紳領導」形象。他們知道自己這種形象，並且在其歷史中把這種形象運用到了極致。
商人不管接受過什麼教育，不論享有多少閒暇，只要還是商人，就難以具備儒雅的不營私品格，但是擔當政治領袖時若要眾人都能夠接受，這卻是必備條件。殖民地商人大部分公眾生活都不活躍，原因就在這裡。
漢彌爾頓知道人大部分都是自私的搜刮者，做不出高貴無私的行為，但他自己不想當這種人。所以他拒絕土地或金融的投機買賣，他曾經用嘲諷的口吻說：「因為一定要有一些公眾傻瓜明知眾人不會感激，還會冷嘲熱諷，但還是寧可為公眾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因為我的自負告訴我應該做這樣的傻瓜，把自己的情況做最好的安排而可以服務眾人。」漢彌爾頓和後革命美國時代（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的每個人一樣，始終堅持這一個古典概念。
華盛頓的左右為難
華盛頓始終堅守這種古典共和價值。最能夠彰顯他這一點的，莫過於一七八四、八五年冬維州議會送給他一百五十股股份這件事。這一百五十股股份是詹姆斯河公司（James River Cooperation）和波多馬克運河公司（Potomac Canal Company）的股份。他對這一份贈予非常頭痛。接受顯然不可能。他說，這些股份也許可以「視同養老金」。但是這樣，大家就會認為他是「依賴者」，他的道德令譽就會跟著受損。然而，他卻又熱烈相信這兩家運河公司所作所為。確實，他長期以來就一直夢想靠這兩條運河發財。他認為那些股份也許可以作為「最大、最穩定收入的基礎」，任何人從事投機買賣，巴望的無非就是這個東西。另外，他也不想對同胞顯得「不敬」，或是因為拒絕股票贈予而顯得「做作不營私」。
他該怎麼辦？華盛頓一輩子決定事情，很少有像這次這樣左右為難的。幾乎每個認識的人，他都問了意見。他寫信給傑佛遜、州長派崔克．亨利、威廉．蓋瑞森（William Grayson）、班傑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喬治．費爾法克斯（George William Fairfax）、納森尼爾．葛林（Nathanael Greene）、亨利．諾克斯，甚至是拉法葉（Lafayette），要求他們針對這個股份分配的問題給他「最好的訊息和建議」。他問說：「世人會用什麼眼光來看待這件事情？」他的道德名聲會不會因此而玷汙？收下這些股份會不會「奪走我行為中最值得稱道的首要事物？」這個「首要事物」，指的就是不營私。如果不是因為華盛頓這麼認真，這件事情將會變得很可笑。他寫給人家的信自稱他心裡對這個問題水波不興。但是那一封接一封的信卻顯示他實際上很苦惱。這不是今天的政府官員碰到利益衝突問題時所表現的那種顧忌，因為在一七八四、八五年冬天，華盛頓當時並沒有擔任公職。
費城會議中，開國元勳（尤其是麥迪遜）一心牽掛著這種價值觀，繫念著公眾官員必須不營私。麥迪遜是個意志堅定的思考者，絕不抱有幻想。他知道「互相衝突的利益」無所不在，對州議會政治也已經造成傷害。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希望，仍然期望至少在國家層級、而非州層級設置「公眾利益的監護人」，這些監護人必須「具有最高的優點，最外向但堅定的性格。」
我們常常以為麥迪遜是現代利益政治論（interest-group theory of politics）的先知，但是他其實並非本特利（Arthur Bentley）、杜魯門（David Truman）、道爾（Robert Dahl）等二十世紀政治科學家的先驅。他雖然相當了解當時美國社會中複雜的利益，但是並沒有為美國提出多元政治的概念。他認為龐雜的利益交換並不會自然生出公共政策或共同利益。他希望的是在一個擴張之後的共和國內，這些互相衝突的利益及各方會保持中立，讓受過博雅教育的理性人士不營私、不自利，努力促進公共利益。這些理性人士「因為具有開明觀點及道德情操，所以得以超越地域偏見及不公正方案。」換句話說，我們都以為麥迪遜十分現代，但他其實一點也不。他並不期待新的國家政府擔當社會中各方利益的整合者、協調者，而是在國內各種情感及利益的爭端當中擔任無私、不講感情的仲裁者。他甚至還倡議說國家政府應仿照英王在帝國之內應當扮演的角色，在美國這邊擔當超然政治中立的角色。
換句話說，聯邦黨人對於憲法的計畫所依據的信念是認為美國還有一些不營私的仕紳可以擔當中立仲裁者。以這一層意義來看，憲法成了為實現美國革命之希望（即有品德的政治）的一次壯舉，現在回頭看起來也是做後一次決絕的行動。所以這部憲法看似前瞻，但其實也很後顧。聯邦黨人在精力、原創力、憧憬各方面都很年輕，但是卻始終抓著人文主義古典傳統以及貴族式的無私公共領導準則不放。他們所代表的道德社會秩序和一七八○年代出現的那種民粹、個人、貪多務得的世界完全不同。
以上皆非，美利堅合眾國最重要的本質是「共和精神」！
《國父的真相》作者，美國早期史、革命史權威高登．伍德新作
「共和主義」是認識美國本質的法門，
「民主自由」是理解美國如何行動的鑰匙
美國革命爆發於 1775 年 4 月 19 日，文學家愛默生稱這天，「全世界都聽到了一響槍聲」，牽動世界各地王公貴族的敏感神經。因此，美國革命不是發生在歐陸之外、文明邊陲的一小樁叛亂事件，而是深刻影響歷史進程與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但為何美國人要發動革命？他們在不滿什麼？他們想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本書作者伍德認為，美國人是因「理念」而發動革命，也是因「理念」而建立國家。在美國的開國元勳心中有很清楚的藍圖，他們汲取了古羅馬共和、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養分，開始在這片新大陸上構建心目中理想的國家，一個擁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共和國。
但這一切在美國立國短短十年內，就遇到嚴重挑戰。當國土開始擴大，政治事務日益繁複，地方的雜音愈來愈多，美國似乎正面臨分裂解體的邊緣。正如伍德在前作《國父的真相》曾提及，美利堅合眾國的理想原型應該是個國土不大、有善良保守公民、有堅實地方傳統、由有德有才之人治理的「美德共和國」，但後來的歷史發展卻是走向廣土眾民、資本主義、民粹雲起、中央集權的「美利堅帝國」。
這二者的差距是怎麼來的，美國立國時的兩派人馬：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是要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是要披著民主面紗、中央集權的君主立憲國，還是各州自治、地方分權的聯邦共和國？民主的限度在哪裡，如何堅守「主權在民」、「人人平等」的前提，卻不落到民粹的境地。「民主專制」是什麼？為何人民會對自身施加專制暴政？250年過去了，這些問題依舊存在於美國，也困擾著每個關心民主制度發展的有志之士。美國是依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的理念而建國，這場大型的建國實驗還尚未完結。
本書特色
◆深入剖析美國的立國原理，了解美國何以成為美國，美國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立國？其最重要的本質竟然是「共和精神」？美國又為何要積極向全世界外送「民主自由」？
◆理解美國早期歷史、政治、思想發展的優良讀物，搭配《國父的真相》服用效果更佳。
◆作者伍德曾獲美國人文學界最高榮譽「國家人文獎章」、普立茲獎、愛默生獎、班克羅夫特獎等諸多獎項，是美國早期史、革命史的一代宗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