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為何清代臺灣的「孤兒院」都是女嬰？被遺棄的嬰孩與及時出現救濟事業──育嬰堂

當母親含辛茹苦地懷胎十月，等到嬰兒呱呱墜地、哭聲傳出的那刻，理應是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但卻不是每個生命的誕生都銜著祝福，也有些生命的到來充滿著意外與無奈，當然還有點不負責任。自古以來皆是如此。

在衛教、醫療已經相當進步的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方式能盡量避免意外的發生，不過如果當這些意外發生在以前時，人們會如何面對這些意外的生命？又為何被視為「意外」的，大多數是女嬰呢？

駭人聽聞的溺嬰傳統

面對這些意外生命誕生時，人們最初選擇的方式極其慘忍──溺殺或遺棄。溺嬰或棄嬰陋習的出現，主要原因不離經濟問題、家庭制度或性別觀念，在這些被溺斃或丟棄者嬰兒中，大多數的性別都是女性。若從個人的角度來談確切的棄嬰原因，通常是因貧困而難以撫養，或男女私通所產下的非婚生子女造成。
  過去貧困家庭典賣妻兒的事情極為常見，早已不足為奇。 清代乾隆年間出版的《洪江育嬰小識》即提到：「溺女棄孩，在所不免，實因貧為之，非必忍心而出此。」可見當時貧困人家連溫飽自己都有困難，著實供養不起孩子，溺殺遺棄也是情勢所迫之舉。當然也有部分人僅出於生養過多或不善照顧，就將小孩丟棄或殺害。

一般家庭的子女尚且如此，更別說是非婚生子女，在倫理道德的框架下，不僅難以被社會認可，也完全不受法律所保障，因此大多在誕生後就被丟棄於荒山野嶺或想辦法毀屍滅跡。這樣的行徑現在聽來極為慘忍，但當時卻不乏這樣的例子。

也有部分溺嬰的行徑受到社會因素影響，中國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根深柢固，女子的養育尤為不受重視，因此溺女比溺男更為普遍。這種現象早在《韓非子》中就有記載：「見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子。」其次，民間迷信也可能助紂為虐，像是在服忌期間生兒育女，或誕下殘疾的幼兒都會被視為不祥的徵兆。有些地方則會因考慮到女兒未來要負擔的鉅額嫁妝，而降低扶養女嬰的意願。如隋代所撰述的《顏氏家訓》更稱「盜不過舞女之門」，意思即是生育過多女兒必定會致使家庭經濟負擔過重，就連盜賊也不願意前往行竊，因此也推波助瀾了這股溺女風潮。
  福建一帶更有因遺產分配問題，而將新生兒狠心溺斃的傳統；或在戰時兵荒馬亂之際，為求逃亡之便利，女嬰經常是最先被拋下的，情況危急時就連男嬰也無法倖免。這種溺女之風直至清代也沒有消退的跡象。

棄嬰不斷怎麼辦？育嬰堂的誕生

不過這樣駭人的傳統並非沒有人注意到，為解決社會上溺女之風氣，清代官員李鳳翥與福建巡撫朱綱皆曾分別上奏給雍正皇帝，均強調平民百姓常因貧窮而難以扶養女兒，就算是平常家庭也會思及女兒的嫁妝費用而痛下殺手；而且若不加以嚴禁溺女，性別比的失衡也將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為解決溺嬰問題，清政府特地頒訂法令，希望嚇阻民眾溺殺子女，並囑咐地方官員隨時稽查溺嬰情形。各地方官甚至以緹縈救父、木蘭代父從軍等古代孝女的例子，對民眾動之以情。

不過，雖然清廷一再明令禁止，但政府上有政策、民眾下就有對策，即便制定嚴刑峻法依舊無法杜絕溺女事件的發生。因此政府處理的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動用地方資源，著手興辦社會救濟事業，協同富商、士紳、慈善家等社會菁英，設立育嬰堂或保嬰局並聘請乳母餵養，幫助原本要被溺殺或丟棄的嬰兒得以繼續生存。
 

清代臺灣的育嬰堂

清領初期的臺灣還未有太多溺女事件，由於當時臺灣作為移墾社會，受「渡臺禁令」所約束，不許攜家帶眷的規定導致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社會反倒出現與中國截然不同的「重女輕男」的現象。但是隨著清領中、後期禁令的鬆綁和漢文化的一脈相傳，致使「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又再次成為了社會的主流。

一旦原生家庭的生活陷入困境，棄嬰溺女的遺風弊俗將重新興起。清朝統治的中後期，臺灣民間不僅出現許多刊載阻溺圖文的宣傳品流傳勸世，各地也會舉辦相關演講活動，透過通俗易懂的語言，讓無法讀懂文章的民眾也能理解慈善之道，達到勸人為善、減輕溺女弊習的作用。臺灣的育嬰堂也在此種脈絡之下慢慢發展。根據《臺灣通史》中「臺灣善堂表」記錄，清領時期臺灣各地育嬰堂（局）的置設，有嘉義、彰化、臺南、枋橋（今板橋）、艋舺、新竹、澎湖共七所。設立目的以救濟、扶養因家貧或因不喜女嬰而被丟棄的嬰兒為主，其中以 1796 年嘉義城隍廟旁成立的育嬰堂為最早，而後陸續於彰化、臺南、板橋、新竹、澎湖等地設立。
 

育嬰觀念的轉變──育嬰堂的運作與延續

然而，雖然育嬰堂以收養棄嬰為業，但育嬰堂所能收容與負擔的棄嬰數量還是有限，只能提供固定的財源與人力，而當貧窮家庭過多，超出育嬰堂的負荷時，為節省聘請乳母的人事費，各堂就會採以發放救濟金的方式，請生母自行將嬰兒抱回餵養。

如《臺灣慣習記事》內記載艋舺淡北育嬰堂的實際運作情形：「起初育嬰堂之開業，先在堂內設置乳母堂六房，僱乳母四名⋯⋯貧家之生子而來堂乞救者太多，因經費有限，未能一一加以救養。於是設置堂則，規定養育嬰兒之員額每月五十名⋯⋯」

以育嬰堂實際收容的對象來看，幾乎都是以女嬰為主，有時也會養育殘疾生病的幼兒。除了重男輕女及嫁妝考量的因素外，也加上家庭收養男性的意願較高，但卻很少人願意收養女嬰，有的話也是留作童養媳，日積月累，女嬰的數量就愈來愈多，而如果一直都無人肯領其作養女或媳婦，直到女孩八歲時，育嬰堂就會委託媒婆替她們配對擇偶。根據日本歷史學家夫馬進的研究，女嬰平均約佔育嬰堂內總體嬰兒數量的 90% 以上。而澎湖育嬰堂在光緒18年曾有統計資料示，全堂收容的 33 名嬰兒皆為女嬰。

直至 1895 年日本接收臺灣之後，臺灣總督府並沒有將救濟事業廢除，而是予以保留，並將部分育嬰堂與卹嫠局合併為仁濟院，大致上沿襲清代的制度，也把這些單位轉換為政府慈善事業的一環。1897 年起，日本皇室吉凶、災害、獎勵、成與醫療五種名義賑給「御下賜金」，使慈善事業得以延續，同時也設置新的慈善機構，臺北仁濟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立。

然而，儘管更換政權，台灣在日治期間仍不時會出現溺嬰或棄嬰的情事，每隔一段時間便可以在《臺灣日日新報》上見到死嬰屍體被遺棄的相關報導。直到後來總督府致力於透過學校教育、社教團體、醫院衛教與報章媒體的傳遞手段，向民眾普及西方近代育嬰觀念，棄嬰或溺女的惡習才逐漸從臺灣消失。

無論是清朝時期的育嬰堂或是日治時期的仁濟院、慈惠院，確實提供了面臨危難的嬰幼兒一個容身之處，不過這並非根本的解決之道。時至今日，某些國家仍經常因為性別歧視或是生育政策導致拋棄女嬰、甚至殺害的事情時有所聞；重視性別平權、重新地審視對於生命的態度與價值，或許才是避免這些事情發生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