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5 月,烈日炙人的屏東牡丹鄉,這個臺灣最南端、人口只有 5,000 人的山地原住民部落,召開了一個協調會。
雖然辦在南臺灣小部落,這場協調會卻是國際級:在座有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屏東縣政府,會議更涉及地球另一端的英國愛丁堡大學,還有 146 年前 16 位失去頭顱的牡丹勇士亡靈──
原來今日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博物館庫房中,收藏著 4 具恆春牡丹勇士的頭骨,而這 4 具頭骨,可望在一個多世紀之後,由子孫迎接回恆春家鄉。
究竟為什麼,牡丹社勇士的頭骨,會出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的博物館庫房?又是為什麼,在異鄉漂流 146 年後,這些頭骨終於有機會回家呢?
首先,讓我們回到謎團的起點:牡丹社事件的石門戰役。
恆春山谷中,16顆下落不明的勇士頭顱
發生在 1874 年 5 月 22 日前後的石門戰役,是牡丹社事件首次較大規模會戰。
這場戰役,最後以日軍慘勝、牡丹社戰士遁退作終。根據記錄,日軍 6 人死亡(一說 7 人)、約 20 多人受傷;牡丹戰士當場戰死 16 人(包含頭目阿祿古父子)、 14 名重傷不治。
根據多份文獻記錄,那 16 位當場戰死的牡丹勇士,如數被日軍士兵割下首級,作為戰利品。長久以來,人們只知道這些勇士的頭顱被割下,但對於這些頭顱被割下之後的遭遇,卻幾無所知──
它們被草率丟棄在峽谷戰場的荒煙漫草之間了嗎?還是,在之後作為「順服友好」的象徵歸還牡丹族人了呢?又或者,它們被攜回日本,成為某位軍官家中展示架上赫赫戰功的炫耀?
這個持續一百多年的謎題,終於在 2019 年「故事 StoryStudio 」團隊的調研工作中,出現曙光。
去年春天,我和故事 StoryStudio 調查研究團隊,在參與屏東縣政府「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的計畫工作時,尋獲兩篇史料文獻:第一篇是由一位美國醫生史都華‧艾爾杰(Stuart Eldridge)於 1877 年,也就是牡丹社事件後 3 年,所發表的〈福爾摩沙牡丹人顱骨筆記〉[1]。另一篇則是 1907 年由英國解剖學家威廉‧透納(William Turner)所刊出的〈有關婆羅洲土著、馬來人、福爾摩沙土著、圖博人的顱骨學文稿〉[2]。
雖然兩篇文章時隔 30 年,但艾爾杰醫師和透納教授,竟不約而同地,在文章中透露手上收藏了幾具「牡丹人」(the Botans)頭骨。
此時的你內心是否也浮現了一個超大問號:一個美國醫生和一個英國解剖學家,這兩位看起來跟臺灣八竿子打不著(根本隔了大半個地球吧),到底是為什麼會跟日軍在臺灣南端與原住民作戰割下的頭顱扯上邊?
第一塊拼圖:定居日本的美國醫師艾爾杰
百年漂流故事的第一塊拼圖,是首位發表有關牡丹頭顱文獻的艾爾杰醫師。
艾爾杰醫師不只於牡丹社事件發生時人在日本,而且一待就是三十年。1871 年,在日本北海道開拓使次官黑田清隆的邀請下,美國聯邦農業部長 Horace Capron 組織科學顧問團前往日本。當時身兼美國農業部圖書館長和喬治城大學解剖學講師的艾爾杰,也以醫學專家身分赴日,隨後被禮聘為「北海道開拓使政府」的醫務總監。駐紮函館期間,艾爾杰除了協助建立北海道第一所醫學院「函館医学校」並親自教授學生外,也創辦了日本第一份日文醫學期刊《近世医説》(內容主要由其學生本多公敏翻譯為日文)。1875 年初合約到期後,艾爾杰搬至橫濱,終其一生在此定居、行醫。
眼尖的你,或許已從艾爾杰的專業、遭遇和時間地點的關鍵字中,拼湊出一點端倪。作為最早記錄這幾具頭骨的人,就讓我們來看看艾爾杰醫師 1877 年在日本宣讀發表的〈福爾摩沙牡丹人顱骨筆記〉中,如何向聽眾介紹他的「研究對象」:
他們是一個體格發展相對完好、中等身高、勇猛、坦率直爽,如大多野蠻人一樣容易激動(impressionable)的種族。直髮、膚色多樣但都是棕色調而非黑色;具備一定農業知識,種植菸葉、根莖作物和稻米;豢養水牛、豬、狗與家禽;生活在父權制度的社會組織下;喜愛狩獵;擁有一點點特定的藝術,以及一種粗糙形式的崇拜信仰,某種程度上掌握在備受尊敬的女祭司手中。
本文所探討的頭骨共有四具,只有一具保持完整,其他三具則明顯體驗到了日本武士刀的堅硬與銳利。我將頭顱以1、2、3、4標號區辨之。1號是完美的;2號失去了左側顴骨、一部分額骨、一部分顳骨、篩骨和近半的顏面骨;3號失去了大約一半的額骨,並且嚴重骨折;4號的兩塊頂骨上緣皆被打凹,並且失去了所有的顏面骨。
(Eldridge, 1877: 163-164)
艾爾杰醫師並沒有交代自己是從哪裡取得這批頭骨、或者有關「牡丹人」的資訊又從何而來。不過引人注意的是,從艾爾杰對這批頭骨及其背景的交代,在他「幾乎沒有必要再提醒」的指涉中,我們可以看到牡丹社事件之於當時日本社會,一定程度上是由原住民犯下「野蠻謀殺」、日軍興師問罪的「膺懲」觀點所構成。
此外,儘管艾爾杰醫師謹守解剖學式的客觀用詞,我們卻能透過這些字句,想像這些頭骨主人生前的殘忍遭遇:他們「明顯體驗到了武士刀的堅硬與銳利」,嚴重骨折、頭頂被打凹、乃至失去了臉部的骨骼。
第二塊拼圖:英國愛丁堡大學透納教授
整整 30 年後,英國解剖學家威廉‧透納,出版了另一篇述及牡丹頭骨的論文,填補艾爾杰醫師留下的拼圖缺角。
威廉‧透納是知名醫學學者,他的研究,奠定了現代醫學對神經系統的認識基礎。1867 年起他在愛丁堡大學擔任解剖學教授,在寫下這篇牡丹頭骨文章時,他已經是愛丁堡大學的校長,並且剛從英國醫學總會主席的職位上卸任。
透納教授 1907 年發表的文章是這麼說的:
在這本小冊中,Dr. Eldridge 寫道,牡丹人是福爾摩沙南部的其中一個原住民部落……。他指出若干關於頭骨的顯著特徵,並留下了許多測量數據……。基於福爾摩沙原住民頭骨的標本極少有機會在博物館中見到,加上 Dr. Eldridge的筆記似乎未曾引起人類學家的關注,因此我認為,依照現代方法來對這些頭骨進行更完整的描述,可能會有所助益。
(Turner, 1907: 803-804)
現在,藉由透納教授提供的資訊,我們得知他是從一個叫安德森(Dr. Anderson)的博士手上得到這 4 具頭骨,而安德森博士是從艾爾杰醫師手上得到了頭骨。
不過,艾爾杰醫師一開始是從哪位「隨著日本遠征軍到那座島嶼的美國海軍軍官」手上,得到這四具頭骨的呢?
據考察,牡丹社事件期間,隨日軍赴臺灣的美籍軍官只有兩人:Douglas Cassel(1846-1875)和 James R. Wasson(1847-1923)。前者 Cassel 原本隨美軍亞洲艦隊駐紮橫濱,1874 年春被日本政府禮聘為軍事顧問,在牡丹社事件中負責協助日軍尋找登陸地點,並考察臺灣東海岸具有殖民地潛力的據點。1874 年 7 月間,日軍駐紮的龜山本營爆發瘧疾疫情,Cassel 不幸感染病危,於 10 月初送離臺灣,不久後病逝美國費城。
至於後者 Wasson,和前面提到的艾爾杰醫師一樣,參加 1871 年的美國顧問團來到日本(美國總統格蘭特還親自幫他寫推薦信),在北海道開拓使政府擔任工程顧問。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Wasson 隨日本遠征軍赴臺灣恆春半島指導陣地構築工作,7 月間日營瘧疾擴散,Wasson 同樣染疫,於 8 月中旬送往日本治療,最後雖得痊癒,但未再返回臺灣。
目前,我們還無法確定艾爾杰醫師最初是從哪一位軍官手中獲得這四具牡丹頭骨,但透過以上人物背景的考察,我們至少得以釐清,這四具牡丹勇士的頭骨,是在石門戰場由日軍士兵砍下,呈予美籍軍事顧問 Cassel 或 Wasson 其中一人,復又轉至艾爾杰醫師收藏、發表研究。
第三塊拼圖:印度博物館館長安德森
現在,牡丹頭骨的旅程中,只剩下最後一塊拼圖──那就是從艾爾杰醫師到透納教授之間,所經手的「Dr. Anderson」。
原來,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1833-1900)是一位解剖學跟動物學家,1864 年遠赴英屬印度加爾各答,負責籌設殖民地政府印度博物館(Indian Museum)並擔任首任館長,同時也在加爾各答醫學院教授比較解剖學,直到 1887 年退休返國。
在印度期間,安德森館長曾多次前往東亞各地進行田野調查和文物標本採集,包括 1884 年前往日本和北海道收集愛努人的手工藝品。在透納教授的回憶中,安德森館長「約 20 年前」(按照發表時間回推即 1880 年代後期)從艾爾杰醫師那裡取得牡丹頭骨,正好對應到 1884 年日本文物採集之旅的交流;而隨著安德森最終離開印度回到英國愛丁堡,頭骨也交到他的舊識──解剖學家透納教授手中。
拼湊出這個可能的拼圖後,我們立刻去信向愛丁堡大學解剖學博物館詢問,並獲得愛丁堡大學回覆,確認這批牡丹頭骨直至今日,仍收藏保存於該館的某個庫房中。
沉默的頭顱,終於找回身分
隨著愛丁堡大學校方的證實,我們牡丹社勇士漂流的最後一塊拼圖也正式拼上──
現在,我們終於看見這四具頭骨的旅程全貌。從臺灣屏東戰場,到日本橫濱的解剖研究室,再到英國愛丁堡大學,最後塵封在博物館庫房中,無人知曉。
橫跨半個地球,歷經一百多年的沉默與無名,這四具頭骨,今天終於找回了他們的身分。
這項發現,引起屏東縣政府、中央原民會等單位的關注與重視。根據報導,臺灣駐英國代表處已與愛丁堡大學校方接洽,協商文物返還的可能性與方法;文史學者如陳耀昌醫師、胡川安教授,也積極和公部門與地方溝通,希望共同促成臺灣國際遺骨返還部落首例。
返還計畫如能成功,當是臺灣文史界一大盛事。但不管怎樣,牡丹勇士頭骨的全球漂泊旅程,表面上看來儘管像是一起偶然事件,其實背後映照出一個近現代跨國的帝國科學知識生產網絡──
被砍下的頭顱,最初由 Cassel 或 Wasson 這樣的前線軍官所採集取得,然後交給位處知識網絡前沿的艾爾杰醫師收藏研究;再由具有殖民地官員與博物學者雙重身分的安德森中介轉手,最終抵達帝國中心的學術機構,也就是愛丁堡大學博物館及透納教授手中,產製出各式測量、比較研究的「科學知識」成果。
而牡丹勇士們,從殖民軍隊的戰利品,變成帝國科學的研究標本和測量數據,最後塵封在黑暗的博物館庫房,生前死後,看似都處於失語的狀態。
儘管如此,容我借用比喻,倘若這些人的「肉體生命」結束在 1874 年 5 月下旬,而「社會生命」終止於人們不復記憶的那一刻;那麼,隨著我們再次回到歷史時空中去追索、拼湊與思考他們的故事,這幾位牡丹勇士的生命與精神,也就會在我們之間繼續活下去。
[1] "Notes on the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
[2]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orneo, the Malays,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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