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羅斯福與百日新政
「回首那段日子，我真想知道我們是怎麼度過的，」勞工部長法蘭西絲．珀金斯談到不斷加劇的大蕭條，說道：「今日很難重現 1933 年的氛圍，喚起那時因未及紓緩的貧困與長期失業所帶來的恐懼。」當時經濟已跌至「谷底」，美國產業陷入癱瘓，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失業，而在職者的工作時數也大幅減少。
人們失去了世代相傳的農場、房屋和小型企業。數千家銀行倒閉，帶走了數百萬人的存款和積蓄。各城市與各州的救濟資金已經用盡，糧食危機爆發，飢餓的人們在街上遊蕩。資本主義的未來，乃至於民主本身的未來，都顯得十分嚴峻。「我們已經無計可施。」赫伯特．胡佛總統絕望地說。
白宮助手羅伯特．謝爾伍德（Robert Sherwood）觀察道：
謝爾伍德的立場與那些相信「領導者是受時代需求召喚而來」的人一致，但他認為，「當逆境襲來，且問題大到個人無法解決時」，人們便開始焦急地尋求指引，要求領導者「走出相框，堅定表示自己就是人民所需、至關重要的那個人」。
但正如我們所見，只有機會是不夠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面臨的焦灼景象預示了巨大的失敗，也預示了巨大的成功。領導者必須做好準備，迎接時代挑戰。沒有任何領導者在正確診斷這個國家的弊病，並且宣告自己是「人們需要、至關重要的人」上，會比「老醫生」更有備而來──小羅斯福在溫泉鎮獲得這個親暱的稱號，他在那裡以建築師、開發人員、計畫主持人、首席諮詢師、療程指導者以及心靈顧問等「集於一身的身分」，直率地與他的小兒麻痹症病友們互動。
羅斯福「醫生」已做好貢獻的準備，要以坦率、親切、不可思議的自信與不可動搖之決心，採取一切必要行動來振興國家。他打算對這個癱瘓又沮喪的國家施行持續且重振士氣的新領導作風。畢竟，他曾刻骨銘心地親身經歷過這一切。
富蘭克林．羅斯福就職典禮（1933 年三月四日）的前一週，記者艾格尼絲．梅耶爾（Agnes Meyer）在她的日記寫下：「這個世界真的在我們腳下震盪。」經歷了三年的急劇衰退之後，金融體系的「維生器官」（即國家銀行）紛紛關閉。不論實質上或精神上，這個國家的經濟體系都已進入垂死掙扎的狀態。
這種將國家描繪成一種病入膏肓的政體的極端語言，其實一點也不誇張。事實上，在羅斯福所謂「眼下急迫的重大疾病」（即搖搖欲墜的銀行所引發的嚴重循環危機）背後，尚有「已經蔓延到我們經濟體系的痛處」此一更為有害的境況。我們曾是、且可能持續成為什麼樣的政府和國家，完全沒有定論。
「恐慌瀰漫在空氣中。」即將上任的羅斯福內閣成員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回憶起大蕭條這個可怕的末期疾病時這樣說。
農村裡，數百萬個家庭因為無力履行抵押合約或償還債務，失去了他們的農場。來自愛荷華州的一位農村律師表示，在他的職業生涯裡，他從未料想到會眼睜睜看著「中年男子和家人走出破產法庭時，帶著家具、幾匹馬、一台推車和一點存貨，那些是他們工作了二十五年僅剩的東西」。
城市中，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失去工作，其餘有工作的人只能賺取微薄的薪資。救濟處的糧食即將耗盡，使得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忍受飢餓，還有數百萬人營養不良。到處都沒有明確的保障機制。
各州銀行在二月中旬紛紛關閉，「大蕭條的全面衝擊」來襲。在經濟衰退的最初幾年，大約五千家小型銀行倒閉，其中大多數是農村銀行，數百萬個美國人的積蓄化為烏有，不僅掠去了他們的安全感，也奪走了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1933 年的冬天，沒有任何經濟復甦的跡象，整個銀行體系存在致命漏洞的傳聞開始蔓延。全國各地城鄉的人們急忙提款，他們手裡拿著包包大排長龍，要求立即釋出他們的錢，打算拿去藏在床墊下或埋在自己的土地裡。
銀行手頭很少會有存款來滿足突然而龐大的需求。在咆哮的二十年代[2]席捲全國的投機熱潮中，銀行用存款人的錢投資股票，而這些股票現在大多一文不值。隨著銀行的現金和資產減少，於是開始有了最低提款限額。很快地，即便有限額也讓銀行手頭的資金吃緊。面對排在銀行門口那些越來越不守規矩的客戶，各州州長們接連下令所有銀行無限期關閉。
對數以百萬計的人來說，這樣的艱難時期就是末日。一位居民如此回憶道，芝加哥這座偉大的城市「似乎已經死了」，她當時走在一度熱鬧擁擠的洛普購物區，「我看到的幾個人似乎都精神恍惚地走著。在那些死寂的街道上，有一種可怕、不尋常的氛圍」。這個國家的脈動十分微弱，幾乎偵測不到。
如果需要證明這一齣可怕的戲碼已到了最後階段──那麼在就職日的黎明時分，傳來一則消息，說對國家的財富和金融資源具有絕對影響力的紐約州州長，已經暫停了所有銀行業務。如今，全國一半以上的州內銀行都關門了，其餘的僅在有限的基礎上營運。幾個小時之後，當證券經紀人等待著開始交易的信號時，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理查．惠特尼（Richard Whitney）站上主席台宣布，由於不確定的未來，交易所即將關閉。
對於總統當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來說，「整個紙牌屋」可能在他有機會宣誓就職之前坍塌。羅斯福是撲克牌老手，他對這些牌略知一二，就如同他了解面對毀滅性疾病時，信念、鎮定、希望與行動的重要性。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至幾年裡，羅斯福多次用醫生和患者的引申比喻，來解釋國家政體的弊病。他通常會將這些比喻擴展成完整的寓言，用來描述「新政醫生」將採取的實驗性治療，這不僅是為了打破金融體系的嚴重循環危機，也是為了挽救發生這些弊病的情境。
羅斯福醫生立刻明白必須採取三條進攻路線。首先，在任何正當的經濟復甦開始之前，必須扭轉無助、無能、恐懼與恐慌加劇的感覺；接著，必須立刻應對金融崩潰；最後，隨著時間推移，必須改革經濟和社會結構。
羅斯福在接下來一百天內採取的措施，阻止了迫在眉梢的銀行危機，啟動了一場將永遠改變政府與人民之間關係的重建歷程。
在過去和即將開始的事情之間，劃出一條清楚的界線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就職日以祈禱開始，以行動結束。他的一言一行都傳達出明確的願景，即這一天不僅僅代表守衛工作由一個政黨轉移到另一個政黨。某種龐大又折騰人的東西已經結束，一些嶄新又充滿希望的事物開始了。這天所精心打造的政治舞台的核心，在於主張一種被摒棄已久、無所畏懼的領導力，以及抨擊這個國家萎靡的心理和經濟狀態。
那個星期六早上，在所有內閣成員、工作人員、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羅斯福參加了在聖約翰聖公會教堂舉行的特別禱告會。他告訴他們：「向上帝禱告是開始本屆政府的正確途徑，這將帶領我們走出絕望的深淵。」二十分鐘的儀式結束後，羅斯福仍跪在地上，「將他的臉埋在雙手中」。
那天上午，當他稍晚在國會大廈等待典禮開始時，這位總統當選人即興為自己的談話加上一句新的開場白：「這是全國奉獻的一天。」顯然，他即將發表的談話是一場國內佈道，旨在提供「更大的意義」，將團結人民視為「一項神聖的義務」。
阿拉巴馬州參議員約瑟夫．希爾（Joseph Hill）的妻子見證了羅斯福鼓舞人心的意志，她看著這位待就職的總統緩慢地將自己挪到講台上。她說：
「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對他來說，需要費多大的力氣才能控制他殘疾的 腿。他能克服這樣的身體障礙，讓我覺得他很偉大。我從未見過像他臉上 那種表情──那是信念，是勇氣，是全然的欣喜！」
在這個與往昔截然劃分的日子，羅斯福詢問首席大法官，與其在宣讀誓言後只簡單說「我願意」（就像之前的三十一位總統做的那樣），他是否可以重複總統誓言的每一句話──我，富蘭克林．羅斯福，鄭重宣誓……。
羅斯福試圖為他說出的每個字眼都灌注一種更為個人的承諾。他喜歡以各種方式讓人出其不意、打破先例，在就職演說發表之前，他就傳遞出一種準備要承擔責任、鼓舞人心的意願。
取得現實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的平衡
羅斯福一開始就直面嚴峻的形勢。「現在正是說出真相的最佳時機」，他宣稱要「誠實地」處理國家局勢，「只有愚蠢的樂觀主義者才會否認眼前的黑暗現實」。但他有一句名言，「我們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恐懼本身」。這句話已經獲得標誌性的地位，以至於就職演說的其他內容相形失色。
這句話的來歷仍然不明，羅斯福的演講撰稿人雷蒙德．莫利將其歸功於羅斯福長久以來的助手路易斯．豪爾。愛蓮娜則認為靈感來自就職典禮前幾天，他在華盛頓五月花酒店看到梭羅（oreau）的一段文章。無論這句話出自何處，羅斯福都賦予了這段聲明強大的力量，在演講一開始，這句話便像釘子一樣釘住了歇斯底里的普遍情緒。
羅斯福演說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市民百姓的理解和同理。他憑直覺認為人們需要聽見的，是他們不該為個人悲慘的境遇而受到指責。他堅持「美國人民沒有失敗」，並引用《出埃及記》，說這個國家沒有「遭受過蝗災」。經濟體系失敗的原因，既非神的懲罰，也非商業周期的自然衰退，更不是缺乏資源。相反地，他堅信「富足就在家門外」。
羅斯福堅定表示，失敗是由於缺乏領導。這種領導空窗使得人們在面對「不擇手段的金融家」時全無防備。
然後，隨著問題日益嚴重，領導階層拒絕採取充分的補救措施，在最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時保持被動。修復需要透過「坦誠而有活力的領導」，正如這種領導方式曾帶領人們度過「我們國家生活中每一個黑暗的時刻」。藉由這樣的振興，他確信美國人民將再次崛起。
灌輸共同目標和方向
羅斯福的語言恰到好處地迎合了這個共同凝聚的重大時刻，既崇高又虔誠，卻又不矯揉造作。在他演講的核心，他呼籲建立一個領導者和人民之間的新契約，一個根基於「承認我們彼此依賴」的契約。
為了共同利益，我們必須「是一支訓練有素、忠心耿耿、願意犧牲奉獻的軍隊」向前邁進，展現出「迄今只有在武裝衝突時期才會被激發的責任統一。」羅斯福認為，他的當選是人民給予他的禮物。作為回報，他將努力履行人民對於「領導的紀律和方向」的要求。本著這份遺贈的精神，羅斯福承諾：「我與你們一起面對我們共同的困難。」
最重要的是，羅斯福明白「國家需要採取行動，現在就行動」。因此，他允諾將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提供健全貨幣，並防止房屋和農場因為無力履行抵押合約或償還債務而被徵收，並且「禁止用他人的金錢進行投機買賣」。一如既往，在表層的願景之下，是務實行動的筋肉與骨架。
告訴人民他們能期待什麼，以及對他們的期待是什麼
羅斯福告訴國人，他準備建議國會一系列「受災國家」需要採取的措施。然而，如果國會成員未能對「前所未有、必須立即採取行動的需求」做出回應，他就會向國會要求「能夠對付危機的最後手段──向緊急情況宣戰的廣泛行政權力，那將如同外敵入侵時，我被賦予的龐大權力」。
此時羅斯福提起林肯的先例，林肯基於最高統帥的權力，發布了《解放奴隸宣言》作為行政命令。而對於自認是「人民管家」的老羅斯福而言，這個職位授權他去做任何人民需要的事，除非憲法或法律明令禁止。這並非獨裁者或救世主的言論。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人民的名義呼籲民主力量的復甦，也呼籲在不失去其本型態的情況下，建立一個能應對「每一種壓力」的憲政體系。
羅斯福為了強調他的每位內閣成員都是團隊的一分子，當晚便召集這些人（九位男士與一位女士）聚在白宮，在最高法院法官班傑明．卡爾度佐（Benjamin Cardozo）的主持下宣誓就職。
《紐約時報》指出：「內閣從未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由同一位官員主持宣誓就職。」郵政總長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對這一幕還歷歷在目：「新總統坐在辦公桌前，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逐一念出每位內閣成員的名字。」
每位成員宣誓就職後，羅斯福熱情地與大家握手，並將委員會移交給他們。當共同宣誓儀式完成後，羅斯福說：「這完全是個家庭聚會。」他相信，他們「能夠毫無摩擦地齊心協力，為了國家的共同好處和最大利益，肩並肩工作」。透過這種非正式的小互動，法利回憶道：「這位最高行政首長已成功將一場通常拘謹而浮誇的儀式，轉變為一個友好、快樂的場合。」
然而，當天的工作還沒有完成。那天晚上，羅斯福做了兩項重大決定。如果能找到一種符合憲法的方法，使他「獲得對整個國家銀行體系的管轄權」，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宣布銀行一律關閉──又被諷刺地稱做「銀行假日」。
羅斯福要求司法部長與財政部長準備好在隔天第一次的正式內閣會議上，「提出一個關閉所有銀行的合憲方法」。掌握這項權力之後，他將召開一次國會特別會議，使行動生效。他將另外制定一項立法計畫，依據銀行的償付能力，「以有秩序的方式」讓它們重新開業。那天晚上，想必羅斯福團隊的成員都無法入睡。
這個曾經艱辛地重建身體、恢復自信樂觀精神的人，以一種挑戰所有可能性與邏輯的方式，被選中來重建整個國家，努力復興國家的精神。這樣一個人能在如此時刻勝任如此任務，這使他的領導具有某種不可言喻、近似於魔法的魅力。
這種領導的魔力具有感染力，一位剛加入政府的年輕律師回憶道，彷彿「氣氛突然變了，微風吹過走廊」。白宮收到了五十萬封表達鼓勵與支持的信件。一位民眾寫道：「這似乎給了人們和我自己希望，讓人重新掌控生活。」全國各地的新聞標題與評論，也不斷重複這種氛圍上的改變，即「生命正在復甦的感覺」：
無為的時代已經結束。
政府還活著。
也許有位領袖來了！
以身作則
富蘭克林．羅斯福上任第一天就令人信服的可靠表現，其實是數十年造就而成。這個年輕男孩為了不讓生病的父親擔心，而將額頭上一道醜陋深長的傷口藏在帽子底下；這個小兒麻痺症患者為了保護家人，總是表現出不屈不撓、神采奕奕的精神──他並非只是戴上面具偽裝自己，而是已經養成一種平靜、自信與從容的舉止態度，無論他四周的風暴有多猛烈。
由於小羅斯福的容貌並沒有像林肯那樣，受到緊繃的思考與焦慮蝕刻，所以人們誤以為他的外在反映的就是內在。「你的丈夫是怎麼想的？」記者約翰．岡瑟（John Gunther）這樣問愛蓮娜。「親愛的岡瑟先生，總統從來不想。他做決定。」不過，把羅斯福的形象描繪成一個神童，一個天生的、純粹出於本能的領導者，這卻掩蓋了一個事實，即他的一言一行都經過了長期努力的思考與準備。
「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努力。」愛蓮娜的朋友瑪麗安．迪克曼如此說道，她看到羅斯福在罹患小兒麻痹症後，為了第一場公開演說，而在他的藏書室裡奮鬥了好幾個小時，只為練習走那一小段登上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講台的距離。山姆．羅森曼提起羅斯福擔任州長期間，說道：「我從來沒有見過比他更努力工作的人。」他記得海德公園那次冗長會議中，羅斯福迅速向各領域的專家拋出問題，吸收大量訊息，加深他對每個政策領域的了解。
加州參議員海勒姆．詹森（Hiram Johnson）對羅斯福的觀察是：「他的不凡之處在於，他隨時準備承擔責任，而且是微笑著承擔。」如果新任總統早已學會為了變得自信而讓自己看起來自信，那麼他特有的抬頭動作，他眼中的光芒、迷人的微笑，以及他那自信、平穩的聲調，又難道不會安撫並壯大整個國家脆弱的神經？在這個無處不是失落和不確定的時代，這種平靜的外在形象對美國人民來說可不是一份小禮物。
打造一支符合行動與變革的團隊。
當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內閣成員在週日下午進行第一次正式會議時，很顯然他召集的是一支無敵的團隊。總統理所當然是內閣這個大家庭的家長。評論家們都想問，那些「大人物」、那些名字喊得出來的超級名人、那些可能競選總統的人在哪裡？乍看之下，這些內閣成員的挑選標準似乎是基於「支持他提名的忠誠度」，而且其中有多數人是羅斯福多年來共事的朋友。
仔細觀察就能發現羅斯福內閣背後的模式。檯面上的內閣人選，民主黨的顯要人物，都隸屬於「依政黨路線行事，反對變革」的舊秩序。面對日益惡化的危機，他們已經陷入正統觀念中掙扎了太久，只等待經濟衰退周期逐漸結束，巨輪開始轉動。而羅斯福需要的團隊，必須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任何變化和緊急情況抱持開放態度。
然而，儘管內閣成員的地緣與政治組成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無論是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自由派或保守派，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他們都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行動傾向，忠於任何可能讓國家擺脫苦難的必要之物。羅斯福希望藉由這個「高手陣容」，為「政府注入一種新思維」，以及一種新的冒險犯難精神。羅斯福無疑是「這場冒險之旅的老大」。
蒙大拿州的托馬斯．瓦許（omas Walsh）是一位自由派鬥士，他揭發了茶壺山醜聞案。羅斯福任命瓦許為司法部長，然而他在前往就職典禮途中因心臟病發而猝死。替補瓦許位置的，是來自康涅狄格州、強烈支持聯邦援助失業者的律師荷馬．康明斯（Homer Cummings）。
對於財政部，羅斯福選擇了共和黨商人威廉．伍丁（William Woodin）擔任部長，他是溫泉鎮基金會的受託人，充滿活力，且擁有異常豐富的腦袋。為了填補內政部與農業部的空缺，羅斯福選了兩位積極的共和黨人──哈羅德．伊克斯和亨利．華勒斯（Henry Wallace）。
在勞工部長一職上，羅斯福選擇了自己在紐約時的工業專員──自由派民主黨的法蘭西絲．珀金斯。羅斯福在擔任紐約州長的兩屆任期內，親眼看見了珀金斯的積極、創新、才智，以及職業道德。第一次聯繫時，珀金斯猶豫不決地說：「勞方是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人當部長，以後應該也是如此。」羅斯福回答：「現在是考慮所有勞動者的時候了，不論是在組織內或外。」於是，珀金斯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閣員，讓小羅斯福打破了另一項傳統。
問題來了：應該如何稱呼她？是否有相對應於「部長先生」的女性頭銜？《羅伯特議事規則》[3]建議稱為「部長女士」，這對珀金斯來說可以接受，雖然當記者偶爾稱呼她「部長女士」時，她還是會感到難為情。珀金斯愉快地回憶道，在內閣中，她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對她居高臨下的口吻」。雖然曾有一次，某位海軍部長在打算講一個故事時停下來，因為不確定是否該在女士面前說。「說下去，」總統說：「她很想聽。」
創造一個共同的中場休息，一段緩衝時間
在那個週日下午的第一次正式內閣會議上，珀金斯回憶：「總統在摘述這場銀行界的危機以及其中涉及的法律問題時，他的敘述比我之前聽過的都更加連貫。」羅斯福轉身面向司法部長（這個人花了一整晚尋找能讓聯邦政府接管銀行的合憲方法），然後很高興聽見他找到了 1917 年一個沒沒無聞的先例，該案例授權總統調查和管理存款。
《紐約時報》評論道，在這一小塊權力之上，建立了和平時期「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總統權力行使。在無異議的情況下，內閣立即開始起草一份總統公告，將為期四天的銀行休息日延長至一週。
這樣的休假提供了一段緩衝，「一場大手術之前的麻醉」，一個喘息的空間，如此才能制定一個計畫，以有秩序的方式重新開放銀行。歷史學家亞瑟．史列辛格表示，這種協調一致的歇業，給長期的經濟衰退「畫上了句號，就好像這已經是最低點，爾後一切只會好轉」。
納入所有利益相關者
內閣會議進行到一半，富蘭克林．羅斯福召集兩黨國會領袖，請求他們支持他的計畫──即召開第七十三屆國會特別會議，以制定緊急銀行立法。在總統就職日尚未從三月四日改到一月二十日的那個時代，通常要到次年的十二月才會召開國會會議。唯一例外是 1861 年七月，當時林肯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來處理爆發的內戰。而為了讓遠方的議員歸返首都，羅斯福將國會開會的日期訂在三月九日（週四）。
到了週日，在羅斯福的邀請下，一群來自紐約、費城、里奇蒙和芝加哥的傑出銀行家抵達華盛頓，協助政府起草法案。那些希望採取激烈行動，甚至希望銀行國有化的激進人士，看見政府決定諮詢在就職演說中被指為「不擇手段的金融家們」感到相當不安。
但羅斯福知道他需要銀行界的技術專業與支持，也認為在起草法案的過程中，將他們納入是非常重要的。尋求技術知識也讓羅斯福注意到前總統胡佛的財政部官員。雖然這也「違背了當時的精神」，但這些員工幾個月來一直在為各種拯救銀行的計畫絞盡腦汁。胡佛的無所作為讓他們一再受挫，他們渴望有所貢獻。
為了順利尋求共識，羅斯福邀請全國州長於隔天上午在白宮與他的整個內閣會面。他希望為他們提供「銀行界情勢的全貌」，以期獲得他們的「幫助與合作」。這些州長們迅速行動，通過了一系列決議，承諾全力支持。
就這樣一層一層、一針一線地，羅斯福具體的緊急應變計畫不僅納進他的行政團隊，還納入了國會領袖、重要的銀行家、各州州長──取得了各級公共和私人部門領導者的共識。與此同時，羅斯福一直在計畫以嶄新的方式來呼籲、安撫和鼓勵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即美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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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美國最具代表性、風格截然不同的四位領導人物為借鏡：林肯、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與詹森。他們的領導方式與他們面對的時代特性相互契合，正如鑰匙與鎖頭。每一把鑰匙都是獨一無二，因此無法處處通行，而同一塊鎖頭也不能放諸四海皆準。儘管如此，我們依循歷史脈絡，依舊能在偉大領導者身上察覺到一脈相承的品格與價值。
[1] 共和黨 1920 年派出長相英俊的沃倫．哈丁參選，結果勝選。而他卻是美國公認做得最差的總統之一，因此也被譏為「哈丁謬誤」。
[2] 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指 1920 年代期間經濟繁榮的時期，尤其發生在美國與西歐的大城市。
[3] 《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s of Order）是 1876 年出版的手冊，為目前美國最廣泛使用的議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