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什麼樣的自由？半世紀前，因《自由中國》而生的自由論戰

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
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
……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
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
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胡適

「自由」中國

1949 年 3 月底，不管是軍事或是民心，中國共產黨幾乎取得的全面的勝利。

作為自由主義的信仰者，胡適看到中國共產黨統治區域極度欠缺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後，語重心長地寫道「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正因為有這種「反共、挺自由、救中國」的目標，儘管時局再怎麼嚴峻，雷震、許孝炎、傅斯年、俞大維、王世杰、杭立武等心繫於中國前途的知識份子和政商要角，還是不畏艱辛地從各地趕至上海，期望可以研商出一個具體的執行方法。

就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中，眾人逐漸凝聚出共識──誓以自由與民主的價值作為武器，來對抗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極權政治。具體的做法便是開辦一種能「振起輿論」的刊物，就這樣，被喻為 1950 年代臺灣在野言論的代表刊物《自由中國》，在這場會議之後逐漸醞釀而出。

1949 年 11 月底，待確認教育部和臺灣省政府皆願意補助創刊經費後，以胡適為發行人，實際由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終於在臺北創刊。

在〈發刊宗旨〉裡頭，胡適是這麼寫的：

從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如此理想且遠大的抱負終究未能實現，而高舉自由主義的雷震以及《自由中國》雜誌社，最終也以涉嫌叛亂的罪名被逮捕與停刊。

一切的故事，都要從 1950 年代中國國民黨進行「改造」開始說起。

中國國民黨的「改造」

1950 年代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在蔣介石的主導下進行改造，貫徹黨對國家機構控制，同時也確立了「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政治體制。

在進行「改造」的同時，黨內高層為了要避免發生中國大陸時期的派系鬥爭，遂建立一支以蔣經國為首的情治單位（特務系統）。這個特務系統平時除了進行情報搜集，還致力於將黨的影響力深入政府機構、國省營事業，甚至軍隊與學校之中。

為此，雷震不只一次槓上執政當局，甚至撰文批評「三民主義是國家的主義，軍隊應屬國家所有」，要求廢除校園內三民主義的課程以及禁止在軍隊中建置國民黨黨部。

毫不意外地，此番言論立刻遭來各方的非議。在某次公祭的場合中，蔣經國甚至氣急敗壞地將雷震拉到一旁，斥責他：「你們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思想」，隨後又補上「你們這批人，本黨不知道吃了多少虧，今日你們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

不出半個月，蔣介石也在公開場合中怒斥雷震等人提出的建言是「此等行動與匪諜及漢奸無異，為一種寡廉鮮恥之行為」。

很明顯地，雷震所嚮往的自由主義路線，已經和當權者漸行漸遠。後來，一篇抨擊時政的專文，更是將兩方的緊張關係提升至極點。

1951 年 6 月初，適逢《自由中國》第 4 卷 11 期出刊，由社內編輯夏道平主筆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將矛頭對準了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指謫該部為了謀取高額金融詐騙破案獎金，故意讓特務人員喬裝為高利貸或買賣匯率者，吸引貪小便宜的民眾落入圈套，最後再以「擾亂金融罪」的罪名逮捕。

該期刊物一出，立刻引起時任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的彭孟緝不滿，除了向蔣介石、陳誠等人告發外，還派數名武裝特務至《自由中國》報社前「站崗」，以茲警告。

中央政府與自情治人員高規格的「待遇」，讓《自由中國》社方最終只得接受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與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的建議，於隔期刊登〈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藉以說明社方無意批評政府經濟管制政策。

看當這種「被道歉」的舉動，讓遠在美國胡適相當不以為然，具信表示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觀點，另一方面，胡適也抗議特務機關介入言論自由。最終，胡適以辭去「發行人」一職的舉措，向政府表達最沈重的抗議。

 

實際上，儘管《自由中國》的言論曾數度引起執政當局的不滿，但考量到中華民國在國際（尤其是美國）間的觀感，當時政府並沒有做出太多的行政處分，頂多是利用「站崗」、禁止公家機關訂閱、或是免除雷震黨內要職等消極的抵制作法。然而，言論自由的筆者們怎麼可能就此罷休呢？

雙方的直接衝突就引爆於 1956 年。當年《祝壽專號》刊出後，正式惹惱了當權者，底下黨、政、軍、特各級單位也響起了全面進攻的號角。

《自由中國》的「祝壽專號」

1956 年 10 月，適逢蔣介石 70 歲大壽，在要求各級單位不要舉辦過多的祝壽活動之餘，也要求總統府函知各機關「切望全國報章雜誌，爭請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動陳輿情，集納眾議，虛心研討，分別緩急，採擇實施。」

眼見中華民國總統釋出如此「善意」，《自由中國》編輯怎麼可能不乘勝追擊、暢談當前「不」自由之處呢？

如下表所示，該期一共有 16 篇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點，恐怕就是由胡適主筆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  蔣總統祝壽〉以及旅居香港的徐復觀所寫的〈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了。

前者希冀蔣介石可以學習艾森豪的元首風範，進而當一個「無智、無能、無為」的領導人；後者的批判則更為辛辣，直嗆蔣介石用人不善，導致「國家是整個失敗了」。 全刊的最後，以自由民主反共立場為基礎的編輯團隊，仍不忘向政府單位疾呼六點建言：

1. 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建立反對黨
2. 扶植有力的反對黨
3. 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
4. 實行軍隊國家化
5. 保障司法獨立
6. 教育正常化
7. 從速召開反共救國會議

就在眾聲擁戴蔣介石之際，《自由中國》卻選擇反其道而行，公開指謫蔣介石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的缺失。原本以為沒有人敢購買這一期的刊物，沒想到，出刊後便湧現大批搶購風潮，也締下超過 10 刷的紀錄。

那麼，被影射的黨國人士又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向毒素思想總攻擊！

伴隨《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的熱銷，政府機關報《中央日報》首先發難。

《中央日報》傳出未來將不再刊登關於《自由中國》的任何廣告，來自軍方的《軍友報》、《青年戰士報》、救國團的《幼獅》以及黨方色彩濃烈的《中華日報》則群起圍攻，除了發動筆陣攻擊《自由中國》的言論外，有些文章更露骨地進行人身攻擊，認為《自由中國》已被中國共產黨滲透，淪為「赤化」的雜誌社。

另一方面，由蔣經國所領導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也以「周國光」的名義[1]，向各級軍事機關以及黨部、官方報紙發出「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

隔年一月，甚至更近一步出版了長達 61 頁，24000 餘字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小冊子，上自國軍下至黨在地方的民眾服務處都可以拿到這本刊物。內文開宗明義指出雷震等人所主導的《自由中國》是「企圖不良，別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發出反對主義、反對政府、反對本黨的歪曲濫調，以達到顛倒是非、混淆聽聞，遂行其某種政治野心的不正當目的。」

文中也進一步告訴你，批判者的動機與模樣，像是「長居國外的所謂知名學者」（指胡適）、「在野政黨份子」、「所謂自由主義者」、「失意的官僚政客」（指雷震）、「好出風頭的所謂政論家」、「不滿現實人士」以及「盲從附和份子」。

說到底，凡是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自由教育、批判總裁等言論者都會被扣上企圖顛覆政府的帽子，甚至是「共產黨同路人」。

在國民黨政府的過去經驗中，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善於鼓動人心，才會讓自己的政權面臨如此之窘境，當前的政府正全力籌備反攻大業，如此倡議自由與民主的人，便是和過去的共產黨的路數一模一樣，是我們「思想的敵人」。

除了具體剖析何謂「毒素思想」外，這本小冊子還刻意營造一種思維──正因為這群學者、失意政客始終顧及個人私慾，從來不懂國家發展的偉大目標，所以才會想要傳遞「敵人的思想」，藉以擾亂國情。

可惜的是，我們無法得知這本「破解」兼「打臉」的教戰手冊到底有多少人看過，又影響了多少人，但從《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中刻意列舉 10 項「最好的言論標準」[2]來看，卻又圖顯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於言論自由的想像──即「有限度」的自由，亦為自由。

後記

《自由中國》一刊誕生於國共內戰期間，是由一群懷抱著自由主義信念、堅決反共者倡議而生，最初希望可以藉由支持蔣介石政權達到對抗共產勢力的目的。

然而，伴隨著「改造」後的中國國民黨逐漸成為強人威權的政黨型態，面對意見相左者，不僅冠以「毒素思想」、「最反動的言論」等枷鎖，甚至還動用黨政軍特的資源群起圍攻。胡適最初嚮往的「自由的中國」，也逐漸淪為「有限度的」自由中國。

至於 1960 年代刊載於《自由中國》的〈大江東流擋不住〉一文，以及雷震被指控涉及「為匪宣傳」、「知匪不報」而身陷 10 年牢獄之災，就又是另外一段「不自由」的故事了。

[1] 根據當時《自由中國》編輯的查證，中國國民黨三軍黨部先後化名為「周國光」、「劉光漢」、「王師凱」，作為對各級單位行文之代號。見自由中國社，〈國民黨豈可重演違法競選的故技？〉，《自由中國》，第 22 卷 8 期，1960 年 04 月，頁 242-244。

[2] 所謂「最好的言論標準」指的是：1.不違反三民主義 2.不違反反共抗俄國策 3.不違反國家民族利益 4.不違反領袖意旨 5.不為共產主意幫兇，及對匪俄種種政治陰謀寄予同行 6.不帶有蔑視國家，及崇拜個人自由主義色彩 7.不自我鄙棄民族文化傳統 8.不曲解政策，或故作驚人之論，以聳動聽聞，煽惑群眾 9.不散播悲觀頹廢思想，助長失敗主義，壓低軍民同仇敵愾情緒 10.不妨礙國內外團結。見〈向毒素思想總攻擊〉（052-01-05-011-004）。最後查閱日期：2019.05.01。雷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