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大師
西方的政治思想概括來說，從古希臘至今約可分成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哲人柏拉圖以降，至十五、十六世紀的「古典時期」：此期間主導的政治理念是「善治」，也就是認為，透過理性思辨和道德追尋，人類社群的理想應當是去實現至善的秩序。
第二個階段則是從《君主論》撰述者馬基維利、《利維坦》作者霍布斯活躍的年代算起至今的「現代時期」：其主導的理念是包含尊重個體性和自由的和平共存，認為政治社群的存在，就是要公正地建構起社會通則（共同規則）和程序，使個人及其意志在不侵犯他人權利的前提下得以各自發揮。
待到十七、十八世紀科學理性大行其道之後，更出現了某些看法，認為人類經由科學知識增長和理性引導歷程，可以打破傳統中諸多迷信禁忌，並能透過不斷加強對自然界的人為控制，來造福社群、更充分的實現自由。後來便在這樣的大傳統下，伴隨近現代民族國家興起所帶來錯綜複雜的歷史牽引，一步步地鋪造出西方的政治思潮。
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正是二十世紀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思想家之一，他一生從事跨學科的探索，整合經濟學、方法學、理論心理學、政治學、思想史、法哲學等學理，建構出一套發人深省的社會哲學。此外，他更為個人自由、自由市場法則等主張尋找理論根據強化辯護，論證何以中央規畫、高度集權、迷信科學理性萬能的社會主義非僅是通往奴役之路，尤且在理論上得以論證出是不可能成立的。
儘管海耶克於 1930 年代經濟學界早已享有盛名，其思想主張在他人生中頭七十多年卻一直不為西方主流學派所接受。然而他擇善固執、不隨波逐流，直到 1989 年柏林圍牆被推倒，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崩潰以至蘇聯解體，人們才驚歎海耶克終身堅持的學說蘊含了一番深邃洞見，而這套思想理論至今仍非常具有啟發性。
貴族的後裔
1899 年 5 月 8 日，海耶克誕生在維也納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父和父親都是著名的生物學家。他的曾曾祖父是成功的企業家，經營紡織事業，對當地社區發展頗具貢獻，1789 年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地利大公的約瑟夫二世（Josef II）封為貴族。海耶克的德文全名中有「von」這個銜詞，便是源於曾曾祖父的封爵。
海耶克的母親來自維也納的富裕家庭。他的外祖父為奧國的高級政府官員，亦是蜚聲國際的統計學教授，與城內知識階層交往密切，還在維也納中心地帶擁有一所內含十個房間的居宅。海耶克年少時常流連外祖父家，也就在這裡結識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第二代傳人之一的龐巴衛克。龐巴衛克是海耶克外祖父的好友，經常相約爬山。
烽火中學習
中學時的海耶克十分聰明，但也是個懶惰的學生。據他自己所說，他曾被迫兩度轉學，高中一年級時還因為拉丁文、希臘文、數學三科目同時不及格，慘遭留級。
1914 年歐戰爆發，隨著戰事吃緊，尚在念高中的海耶克 1917 年 3 月被徵召入伍，跟奧匈帝國的陸軍野戰砲兵隊前進義大利戰場。翌年 10 月，奧匈帝國大軍兵敗如山倒，海耶克所在部隊進行了兩輪的撤退行動，期間由於他染上了瘧疾，最後被遣回維也納。
海耶克早年受家庭的影響，對生物學格外感興趣，經常幫父親搜集罕見生物的標本，並拍照做紀錄，日後更愈來愈關注演化理論。然而一場歐戰，卻徹底地把海耶克的學習興趣從自然科學轉移到社會科學去。
海耶克回憶這場大戰時說道，戰場上的奧匈帝國部隊，由不同民族組成，混雜著十一種語言，在當時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他看著多民族的奧匈帝國走向瓦解，不由得深深關注起維繫政治群體的問題：例如，究竟是什麼因素把不同的個體連在一起，形成一個政治社群或邦國的呢？政治上的我者和他者的劃分是基於什麼因素造成的呢？另外，他也表示，自己置身義大利戰場時才決定日後要研習經濟學，特別是讀到奧地利經濟學派創立人卡爾．門格爾的《國民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時，更為他的論說著迷。
海耶克退役後，回到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學和經濟學， 1921 年順利取得法哲學博士學位，兩年後獲頒政治科學博士學位。
跟隨米塞斯
維也納有「音樂之都」美稱，二十世紀初更可謂是歐洲文化之都，主導了西方分析哲學數十年之久的邏輯實證論倡導者維也納學派，便是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活躍於此地。海耶克所屬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中，對創立「邊際效用」和「主觀價值理論」兩套論述貢獻良多的頭三代代表人物，包括門格爾（1840-1921）、維塞爾（1851-1926）、龐巴衛克（1851-1914）、路德維希．馮．米塞斯（1881-1973）等，都在維也納發展他們的經濟學論說。
所謂的「邊際效用」，乃反對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價值論的說法，認為物品價值是人際之間一種主觀心理現象，根源於效用，以物品稀缺性為基準。人對物品的慾望往往隨慾望一次次獲滿足而遞減，倘若物品數量無限，慾望能夠完全得到滿足，慾望強度就會遞減到零。
維塞爾是海耶克大學三年級時的經濟學受業老師，而米塞斯雖不曾在課堂內教導過海耶克，但海氏 1921 年畢業後便跟從米塞斯主事的公營部門從事經濟學研究工作。海耶克更參與米塞斯每隔兩週於下班後，在辦公室和十幾名年輕學子與留學生就經濟學理論、方法學相關議題進行的座談會，熱烈的討論由辦公室延續到晚餐桌上，又意猶未盡再轉移到咖啡店裡，直至深夜為止。從 1924 到 1930 年間，海耶克都是這個座談會的定期參與者，態度十分積極。
對深受米塞斯影響、日後被視作奧國經濟學派第四代領頭人的海耶克來說，參與座談會也讓他認識了包括哈伯勒、馬克盧普、奧斯卡．摩根斯坦在內一批各有所成的年輕經濟學者。儘管維也納戰後百廢待舉，像 1920 年冬天維也納大學甚至資源匱乏到沒有煤炭供應而必須臨時關閉，但此處終究人傑地靈，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領風騷的思想家和大師級人物。
海耶克日後能成為跨學科的思想大師，可說和當時維也納大學學風頗有關係，那時學風對學生有一種期望，就是作為大學生，不應只囿於自己的專業學問。所以海耶克在修讀經濟和法學課程外，也花了相當時間旁聽其他學科如藝術史、古希臘劇等。而維也納大學和主流德語大學一樣，除了全職教授外還有很多「業餘教授」（Privatdozent，又可稱「私講師」），也就是取得在大學正規課程外講課資格的老師，他們開設各式各樣的課程。據海耶克形容，當時課程的選擇多不勝數，差不多每位講師都是出類拔萃的角色，否則便沒有學生修讀他的課。
大學時的海耶克對心理學也深感興趣，曾在 1919 年底冬天跑到蘇黎世一所著名人腦解剖學的實驗室學習。他畢業前完成了一篇哲學心理學論文草稿，內容是關於外來刺激如何透過人的神經系統，讓大腦和心靈經過分類、類比程序，轉化為各種心理認知及概念。
可是，由於維也納大學兩位重要心理學教授在戰時辭世，餘下的一位也患重病，所以海耶克當時沒能進一步在心理學上發展，但他在撰寫此篇論文草稿時，懷疑起當時在自然科學方法上影響如日中天的恩斯特・馬赫的理念大有問題。海耶克相關的看法，成為了日後其社會科學方法論上的重要基礎，這篇草稿也是他 1952 年所出版《感覺秩序：理論心理學基礎的探索》（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一書的藍本。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海耶克於 1923 年 3 月造訪美國，待到 1924 年初。他有系統地研究聯邦儲備制度的發展和美國當時的貨幣政策，並搜集中歐主要國家的經濟資料，從中留意到關於工業波動及周期等問題。返國後海耶克繼續跟隨米塞斯工作。米塞斯在 1927 年成立了奧地利商業周期研究所，邀海耶克出任研究所主任。這時期的海耶克是名專業經濟學家，針對 1929 年經濟大蕭條的研究，奠定了他日後在貨幣理論和貿易周期理論的權威地位，邁出走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大步。
藏不住的早慧天才
二十多歲時的海耶克主要用德文寫作，陸續發表了重要的經濟學論文，這些早期著作引來當時倫敦經濟學院諳德文的利奧尼爾．羅賓斯教授關注。海耶克這時期的主張簡略地說，是認為：
- 價格制度，乃是經過時間來動態地協調市場上的經濟活動。
- 價格或利息的真正或自然數量／比率，若是透過刻意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而受到歪曲，將導致經濟失衡。
- 這種歪曲帶來的影響不單會改變市場上一般價格水準，更會誤導企業的投資決定和貨品的生產模式及建構，最後導致供應與需求的分配錯誤。
- 此種不平衡，必須等到市場來一次大調整才能恢復。
海耶克指出，在上述情況下，貿易出現一盛一衰的周期自是無法避免的。
羅賓斯這個經濟系主任十分贊同海耶克的分析，同時也明白到此位著重微觀經濟學基礎的奧地利學者之主張，正可用來抗衡當時由劍橋大學的凱因斯所提出且愈來愈風行的主張政府可以在需求不足時對市場進行干預的「宏觀貨幣理論」學說。1931 年，羅賓斯便邀請海耶克到學院來演講，再請他擔任訪問學人，一年之後正式聘為講座教授。海耶克在英國的學術生涯，因此開展了。
海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任職到 1950 年，才轉往美國的芝加哥大學任教。留英期間，海氏泰半待在倫敦。二次大戰爆發後，倫敦經濟學院撤退到劍橋，那段時間他主要在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授課。
最先有系統地把海耶克的思想介紹來華人知識界，並且直接影響了胡適和殷海光對自由主義之看法的周德偉，便是在 1933 年來到倫敦經濟學院，受業於羅賓斯和海耶克。聞名國際的華人經濟學家蔣碩傑，1940 年代也在劍橋跟隨海耶克學習貨幣理論。海氏的第三位華人學生林毓生，則是 1960 年芝加哥大學博士生。林毓生 1983 年出版《思想與人物》一書中，有篇名為〈海耶克教授〉的文章，生動地把這位大學者令人敬重的行誼表述出來。
林毓生文中數次提到，在他們師生往來問學期間，海耶克若從林毓生那裡發現到值得注意的參考文獻或論述，都會徵詢這位學生的意見，並把文獻立刻記錄下來。其中一次更提及某年元旦，林毓生沒留意時刻，延誤了跟老師約好的談話時段，當匆忙趕赴海耶克的研究室時，已在那裡靜候遲到學生的老師竟還抱歉說他臨時要赴機場迎接來訪的女兒，想取消會談但日前找不到林毓生，只好在現場通知另約談話時間。學生對老師這些行誼佩服之餘，肯定從其身教中得益不淺。
海耶克晚年時表示，英國的生活及知識界氛圍最合他性格，亦教他最認同。他更進一步提到，倫敦經濟學院儘管由傾向溫和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所創立和主持，但他們大部分皆非教條主義者，並且十分尊重理念不同卻能獨立思考、有創見的學者。1946 年海耶克成功地把卡爾．波柏從紐西蘭引介到倫敦經濟學院的哲學系任職，便是一個例子。學院裡近二十年學術生涯，海耶克自認為是他一生中在知識上最活躍，也是生活上最愜意的日子。他尤其愛身處劍橋的英式生活。
超越時代的學說
旅英時期海耶克接連以英文發表了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例如：
- 《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
- 《貨幣理論與貿易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
- 《 貨幣民族主義和國際穩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1937）
- 《利潤、利息與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1939）
- 《純資本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
加上他 1935 年為批評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而編著的《集體主義經濟規畫》（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這些書可說奠定了他在經濟學界的領導地位。
1930 年代，他和凱因斯就宏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就業和總體需求間的關係爆發了著名的經濟理論論戰，轟動經濟學界。雖然當時主流經濟學界其他一些領導學人，例如詹姆斯．米德和約翰．希克斯等傾向接受凱因斯的學說，因此學界一般認為海耶克輸了這場論戰。惟在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採取了凱因斯的學說，推行其調控政策，導致 1970 年代出現通脹和失業同時上升的滯脹（Stagnation）困境，人們反過來思考海耶克對凱因斯在幾十年前的批評是否有先見之明，間接助他在 1974 年成為最早期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位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1948 年出版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一書，在海耶克的思想發展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這本書收集了海耶克 1937 年發表的〈經濟學與知識〉（“Economics and Knowledge”），文章被廣泛認為是海氏在經濟學上最有原創貢獻的。從這篇文章起，海耶克日漸察見到純經濟理論的不足，認為要真的了解人類社會發展和自由市場得以運作的基礎，必須從經濟學領域擴展到社會、政治哲學及知識論的範疇。
因此，海耶克於 1941 至 1944 年間，在他主編的《經濟學報》（Economica）上先後發表了〈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Scientism and the Study of Society”）以及〈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兩篇長文，批評唯理主義。這兩篇文章加上一篇論述孔德和黑格爾的文章在 1952 年合編成《科學的反革命：對濫用理性的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一書 。
與此同時，海耶克最為人知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 1944 年戰爭期間寫成出版，標誌著海氏思想從純經濟學往政治和社會哲學的轉向。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後在英美兩地引起巨大回響，透過《讀者文摘》的摘要轉載推波助瀾，《通往奴役之路》更成為暢銷書。海耶克一時之間聲名大噪，但卻也使不少他的經濟學同行認為，海氏已放棄了他的純經濟學專業，變成「不務正業」的評論人。
不過，《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也吸引到世界各國關注戰後自由世界何去何從的個人和組織，願意大力支持、參加海耶克在 1947 年所成立，為宣揚自由以及重新吸納德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蒙帕萊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亦稱「朝聖山學會」）。海耶克在頭十二年出任學會的會長，這個國際學會一直維持至今，2014 年的會議便是在香港舉行。
個人生活與情感
海耶克 1950 年加入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直至 1962 年退休，才到了德國的佛萊堡大學任教。在美國期間，他於 1960 年出版了重新闡述古典自由主義的鉅著《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此外，前文提到的《感覺秩序》也是在這個時期出版的。
1951 年，海耶克彙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大師約翰・米爾和他的夫人哈麗葉・泰勒間往復的書信成書（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 Their Correspondence [i.e. friendship] and Subsequent Marriage）。此書屬思想史範疇，除了研究米爾是怎樣受到泰勒的影響，使其後期逐漸傾向社會主義思潮頗有參考價值之外，對海耶克個人來說也獨具意義。泰勒女士認識米爾以前已是他人之妻，兩人相識後一見如故，在思想交流中更是高山流水，彼此深覺相逢恨晚。後來泰勒女士的丈夫去世，米爾終於可以和她結為夫妻，讓理性、感情一併結合，譜成哲學界佳話。
海耶克轉往美國發展，主要和他的婚姻有關。年輕的海耶克在維也納時曾有個青梅竹馬的初戀情人海倫，可惜基於一些誤會，海倫在海耶克 1924 年從美國歸來時已嫁給他人。海耶克之後不久便和第一任妻子荷拉結婚，育有一子一女，但在思想感情上依然鍾情海倫，早於 1930 年代便跟荷拉提出離婚要求，且繼續與在維也納的海倫交往。
1950 年海耶克獨自赴美國，是因為當地某些州的離婚法較寬鬆，即使在荷拉不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成事。此外，芝加哥大學的社會思想委員會又願給予優厚待遇條件，讓他在跟海倫再婚後，能夠同時供養元配的子女和家庭。他彙編米爾和泰勒這本書，大概是覺得自身經歷跟他們有類同之處。1954 年，海耶克開始構思政治和法治之關係以及自由文明的創造力等課題時，便特意花上七個月，與海倫重踏一百年前米爾和泰勒在義大利、希臘的蜜月旅程。
學術生涯筆耕不輟
1962 年海耶克從芝加哥大學退休，之後轉往佛萊堡大學任教。期間除去 1969 至 1977 年在薩爾斯堡外，他幾乎都留在佛萊堡，直到 1992 年 3 月 23 日離世為止。
晚年的海耶克儘管 1974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還是不斷為自由社會的道理進行哲學探索。1973 至1979 年期間，陸續出版了他在政治哲學上的三冊經典：《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s 1-3）。1988 年，他又以近九十歲高齡出版了《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錯誤》（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67、1978 年，先後出版兩冊重要的論文集（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 和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1978 年返回到貨幣議題的本行，發表極為大膽和打破成規的《貨幣非國有化：修正了的論據》（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 The Argument Refined）。
以「著作等身、在理念上一以貫之、無畏無懼地終身為自由上求下索」來形容這位大師，我想是貼切的。
海耶克能取得這連串成就，我想除了他年輕時在維也納大學接受過優良的跨學科教育之外，也與他能遇上良師益友、多年來定期參與米塞斯和一眾同儕的菁英座談會有關。此外，海耶克能夠把握機會在德語世界立足，又能成為英語學術界的權威學人，除了他本身出類拔萃、獲得羅賓斯等傑出學人欣賞外，也跟他總保持開放心靈、勇於迎接新挑戰是分不開的。
我們不難看到，儘管在學問上他是凱因斯的論敵，兩人之間卻是彼此惺惺相惜，既尊重也欣賞對方的才華。1940 年代之後，海耶克突破經濟學的專業，進入政治學、法理學、哲學心理學、思想史、演化理論等領域，認為非如此不足以回應人類所面對知識上的挑戰，這是何等的氣魄！
尤令我佩服者，是海耶克一生對自由的擇善固執。儘管他的學說在大半生中都被主流學界所忽視，但他從來不為潮流所動，只服膺於學問真理。以上種種，都是百分百值得我們效法的，其一生的問學經歷對有志的青年學生更是個好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