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活人殉葬搭建城牆──從鄭州商城遺址,追溯中國「國家」觀念的起源
作者:楊照

二里頭一號宮殿是目前為止大部分考古學家認可的夏代遺址,也是現在發現最早且最完整的一塊夯土宮室遺址。從斜坡台階到每個柱洞分布的狀態,配合周代古籍記載,可以大致還原出宮室模樣。我們發現,夏代宮殿的建築方式和後來周代留下的文獻記載,基本上沒有太大出入,讓我們很容易就能解讀考古平面圖上的意義,畫出應該還滿可信的還原圖。這顯現了從夏到周在建築形式上的傳承關係。

二里頭一號宮殿考古圖。(Source:遠流出版)
二里頭一號宮殿還原圖。(Source:遠流出版)

傳統中國建築有一種特別的模式,稱為「堂間建築」,現在反而在日本保存得最完整。堂間建築最大的特色在於建築的重量靠複雜的屋頂結構和梁柱來支撐,相對地,牆壁完全不承重。一套完整的梁柱結構就撐起一塊空間,那就是「堂」,建築由這樣一個一個「堂」組合起來,所以是「堂間」。

「三十三間堂」是日本京都一處有名的觀光景點,名字就說明了該建築引人注意的重點,那是由三十三間「堂」一字排開形成的長屋。因為牆都不承重,所以三十三間房的空間可以全部打通,連續展開。堂間建築不只是隔間不承重,外面的牆也通通沒有承重功能。

所以,日本的傳統建築都可以將所有的牆拆下來,徹體通透。建築與庭院之間可以完全沒有牆壁隔絕,人坐在屋內廊下,就直接面對庭院,產生了特殊的空間美學。如此的堂間建築才造就了今天日本的「和式」風格。在中國的堂間建築與日本的和式建築裡,西方建築概念中的牆都是可以拆掉的。

這種建築原則竟然可以遠溯到夏代。堂間建築樣式和夯土有關,就是靠夯土將柱子牢牢夯進一層層堅實的土裡,柱子才有辦法承受那麼大的重量,而不需靠牆來承擔。如果不是配合夯土來立柱子,如果柱子承重有限,我們可以想見,這個文明的發展一定很快就會動起讓牆來承重的念頭了。

這種宮室建築樣式從夏代開始一脈相承,持續發展,到了小屯挖出的遺址,我們看到夯土層上留的柱洞有複雜的排列,而且深淺不一,顯然藉由立起粗細不同、高矮不同的柱子,建築物的表面與內部空間已經可以有各種變化。再下來,宮室就從原來的一間變成宮室群。小屯就曾出土一批宮室群,所有的宮室空間連成面積驚人的一大片宮室群。

周的建築風格和夏、商沒有什麼顯著差異。比較有意義的是,從西周考古遺址中,我們已經看到後來延續兩千年之久的中國宮室建築標準的空間安排,包括其方位走向、各個建築主體聯絡與轉彎的方式,以及所圍出來的空間形狀。這套規範最晚到西周就已告確立。

中國的宮室建築從夏朝開始奠定基礎,有些根本元素一直沒有巨大改變。從出土的門軸石來看,我們確認當時已經有門,而且不是推拉門,是有門軸的轉動門。那時也有完整的承霤 [1] 設計用來排放雨水。

宮室建築的炫耀威嚇意涵

不過有一些東西後來改變了、消失了。夏、商宮室建築中,一般都有「奠基坑」或是「奠基石」。在許多宮室遺址裡都能看到類似的現象。陝西扶風出土的奠基坑相對人道,裡頭埋有大約四十隻狗。鄭州商城有一個奠基坑是最恐怖的──許多與商朝有關的現象都很恐怖──裡面埋了四個人,年齡大約從十五歲到二十二歲。據後來的研究推測,這些人絕對不是死後埋下去的。把活人埋進奠基坑,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功能。

鄭州商城遺址。(Source:by Robinlun, via Wikimedia)

從宮室建築中的奠基坑讓我們了解到,在那個時代,夯土的進行應該帶有某種宗教上的神祕意義。伴隨著夯土的進行有特殊的儀式,而且顯然是需要用到「殉」的儀式,需要以生命為獻。

鄭州商城的奠基坑就是用了「人殉」。甲骨文中有很多關於人殉的記錄,數字最大的牽涉到兩千個人殉。商人那麼大手筆,可以一次以兩千人為殉。我們不敢說商人是否真的那麼殘酷,但可以確知夯土會用到人殉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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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和工具精進帶來這個循環:透過戰爭和掠奪,把別的聚落的人搶回來;有了足夠多的人,就可以築牆;築了牆,就可以有效保護自己,別人無法來攻擊我,我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去侵奪更多的聚落,綁來更大量的人力,做更多的事。要維持這個循環,涉及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能從奴隸身上榨取勞動力,能有效地管理奴隸。

在這個脈絡下,奠基坑的現象就比較容易說明了。奠基坑是對實際執行夯土工程的奴隸進行巨大且實質的恐嚇,以死相嚇。它顯示了奴隸主取奪奴隸生命的權力:你們的生命控制在我手中,你們乖乖築城才能活下去。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要有祭壇,以及為什麼夯土也運用在祭壇上。如果就商朝的例證來看,祭壇最重要的目的是祭自己的祖先,是要展示:我能打贏你,你該聽我的。我們之間誰強誰弱,是由超越的力量來決定,是在另一個領域中,我的祖先比你的祖先強(我比你強,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你別妄想有一天你有機會拿我怎麼樣。

夯土必須運用龐大的人力,其人力來源和奴隸掠奪有關,因而夯土也就具備了高度的社會階層區劃的象徵意義。祭壇援引祖先的超越權威,展現給築壇的奴隸人口看,作為馴服他們的重要手段。宮室建築也不只是有財有權的人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而是也有著強烈的炫耀、威嚇之意。宮室建築必然是稀有的,又必然是難以建造的。

城牆林立、方國形成的時代

一旦有能力進行夯土,有能力築夯土牆,就可以為自己的聚落帶來較高的安全保障。不過夯土牆也就隔出了非常清楚的聚落界線。古籍裡其實留下很多線索,只是過去缺乏考古資料的提示與佐證,前人很難沿著線索復原古代原貌。

譬如「邑」這個字,在古文獻中頗為常見,許多古地名都有這個字。與夏朝有密切關係的地名多有「邑」字,如安邑、西邑夏。後來周人曾一度把商人稱為「大邑商」,此時周國力衰弱,必須討好商人。「大邑商」顯然是敬辭。

「邑」指的是聚落,《論語.公冶長》裡有「十室之邑」的說法。邑不會是個大單位,它就是居住的社區單位。不過《周禮》中有對於「邑」和「都」的區別,有王和王室的叫做「都」,沒有的就叫做「邑」。顯然「邑」和「都」有相似之處,只在是否有王室居住來做區別。

《爾雅》中有一句:「邑曰築,都曰城。」過去從字面上解讀都很牽強,很難明白其意。今天配合考古發現才變得清楚可解。我們有理由相信,《爾雅》留下來的是比較古遠的說法,這六個字講的是:要成「邑」,一定先要「築」。築是夯土的配備,換句話說,先築了夯土牆,才能夠成邑。若是要構成一個更大的「王都」,那麼牆的規格要求就更高,需有完整的「城」。

為什麼要特別注意這個「邑」字?過去我們對於古代中國的想像,尤其是夏、商、周三代,一般都援用後來的情況,把它想像為眾多鄉村聚落散布各地,再由一個巨大的中央朝廷來統治。可是考古遺跡愈來愈明白顯示,夏、商、周三代的聚落居住形式,其城牆的比例遠超過這樣的想像。依照目前考古得到的資料和證據來看,三代應該存在著城牆林立的特殊景觀。

在戰爭和農業掠奪快速變動的環境中,原來分布在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北這塊區域的眾多部落,在幾百年間因應調整著。大部分的聚落必須擴大到可以築城的規模,才有辦法安全生存。因為任何因素無法築城自保的聚落,財產就被掠奪,人就被抓走去幫別人築城了。

這是一個普遍城牆化的時代,或者用蘇秉琦先生的說法,是一個「方國」[2]形成的時代。原先分散的聚落如今一一造起城牆,形成一個一個「方國」。鬆散、眾多的聚落,開始進行集中組合。

依照古籍的提示,大概從夏代開始,中國的聚落組織形式有了大幅度改變,幅度最大、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出現了以「城」為中心的較大型聚落,進而構成較大型的區域單位。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聚落形式是「滿天星斗」式,那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基本形式。依照歷史學家宋鎮豪先生的計算,上古時期這塊地域的人口,在夏朝時約兩百多萬人,商朝時約五百萬人。[3] 他是以幾個比較完整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例如半坡、姜寨等為基準,按照一個人約占一百六十平方公尺的分布空間標準來推算的。

姜寨遺址復原圖(Source:Prof. Gary Lee Todd)

讓我們如此假設,這塊區域在夏朝之前約有一百萬人口,分散在類似半坡、姜寨的聚落裡,每個聚落平均有兩百位居民左右,也就是要有五千個聚落分散其間。夏朝的出現也是中國國家的出現,促成了地理上的巨大變動。一個只有兩百人的聚落沒有能力築城,不可能保衛自己。農業興起之後,在戰爭與掠奪的環境中,他們必須開始集中。

假設這邊有一個聚落吞滅了相鄰的聚落,藉著掠奪來的人力,有辦法築起一座城。別的聚落害怕了,或許就選擇過來依附,取得住進城內獲得保護的權利,於是這座城就變得更大。類似的狀況在各地發生,聚落的數量大減,分布型態也變成以城為中心的點狀分布,每座城外圍有一片曖昧的空間,殘留著一些沒有加入別人,也沒有被征服的聚落,他們和鄰近不同的幾個城都維持著友善和平關係。

這樣的新模式促進了各種新石器文化間的聯絡與影響,但也產生了高度緊張與高度競爭的互動。或許就在這種狀況下,出現了三個規模最大的系統(夏、商、周),它們的宮室蓋得最大,城牆蓋得最高,能掌握到的人力最多。

延伸閱讀:木製城牆、潮濕沼澤──波蘭的城堡其實沒有童話故事裡的那麼浪漫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不一樣的中國史1:從聚落到國家,鬼氣森森的時代──夏、商》

中國是怎麼出現的?近百年最新出土的考古成果,讓我們比司馬遷更懂先秦。新石器時代如滿天星斗般的文化遺留,居所、食物、墓葬、器皿……,勾勒出鮮活的生存樣貌與部落演進。


[1]承霤是裝置於屋簷下的長形槽具,用來承接雨水。《禮記.檀弓上》記載:「既葬各以其服除,池視重霤。」

[2]可參考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二○○九年)。蘇秉琦將中國古文明分為「古國」與「方國」,方國相對於古國,是比較成熟、發達、高級的國家。依照他的區分,紅山文化時期是古國的開始,夏家店下層文化則是方國的開始。

[3]可參考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章〈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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