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亞病夫」到「為國爭光」，華人如何看待運動？

每逢棒球國際賽事舉辦時，臺灣人往往陷入熱烈的看球情緒，贏球時歡欣鼓舞、輸球時咬牙切齒，彷彿國仇家恨，這樣的情感也使得不少人開始打趣的說著：「我們的國球不是棒球，應該是贏球吧？」這種對於國際競賽異樣的執著，是如何誕生的呢？

東亞病夫與現代運動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初期，1903 年，《新民叢報》刊出一系列文章，不僅指斥中國人身體羸弱，遭到外國人譏諷為東亞病夫，更呼籲中國人應該要以身作則，強身才能救國。這與過去中華文化強調「勤有功，戲無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大相逕庭。

這系列文章引起了相當廣泛的討論，而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梁啟超將原本用來描述清朝國體病弱「東亞病夫」觀念，偷偷調包成描述身體病弱。要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唯有強身，強身救國的觀念就此進入華人的運動觀。

當時，甫近入中國的西式學堂、傳教士也帶來了歐美教育中的運動觀念，其中以德國、英國的運動觀念最為盛行。德國的運動觀念是受到拿破崙戰爭影響，在愛國情懷下鼓勵國民鍛鍊身體，從軍報國。英國的觀念則與德國大相逕庭。工業革命以後，英國的中產階級大量增加，這些新興的都市居民為追求更好的教育，紛紛將孩子送進公學校。學校鼓勵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參與運動競賽，特別是能夠培養集體精神的團體競技更是受到重視，划船、足球、橄欖球這類相互對抗的運動成為英國運動的標誌。而這些公學校的學子在畢業後陸續成為傳教士、官員、資本家，隨著英國十九世紀末期日不落帝國的腳步踏遍世界。

在現代運動傳進中國後，中國人自然也接觸了這些新式運動觀，但在「東亞病夫」的觀念推波助瀾下，強調競爭與遊戲性的運動本質卻逐漸變調，競爭成為國族榮辱的場所，遊戲就是不流血的戰爭，甚至連運動的方式也默默分成中式與西式。如霍元甲成立的精武體育會，不僅接納了來自歐美的各種運動，同時也鼓勵中國人從事踢毽子、武術、蹴鞠等傳統運動。在這當中，透過洋人的運動在競技場上擊敗洋人顯然更受到一般中國人的歡迎。

足球：從運動競爭到為國爭光的競技

在這些西方傳入的運動中，足球尤其受到中國人青睞，這是因為足球的遊戲方式與中國傳統的蹴鞠較為接近，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傳統的一環。這讓參與足球的人口逐漸增加，從上海、香港等外國人大量出入的租界、殖民地開始往內陸傳播。上海的中國大學生開始舉辦大學足球競賽，華人運動員也漸參與由租界洋人舉辦的足球競賽，在賽場上與外國人直接對抗，宣洩對外的不滿情緒。

這種以運動對抗外國的風氣在 1920 年代逐漸加劇。巴黎和會後，中國瀰漫著一種對列強的仇視與愛國情緒，這種排外情緒使得外國人和中國報紙不斷呼籲中國球迷要保持冷靜，看球時不要「一有失望，即以怒氣加人」，因為這種激昂的情緒「不但公正人及外人球員遭危險，即彼等所崇拜之華方球員，苟未能如所期而戰勝者，亦不免受責罵。」[1] 此類因為看球而影響比賽的情況時有所聞。

1929 年時甚至發生嚴重的暴力事件，球迷因不滿比賽判決而衝場中毆打裁判，迫使以華人為主的樂華隊暫時退出上海聯合會，洋人球會甚至提出沒有武裝巡捕就不和華人球隊比賽，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2]

在此背景下，上海華人足球界誕生了一位球星──李惠堂。李惠堂活躍於 1920 年代末期的上海球壇，因為球技出眾而有「球怪」的綽號。李惠堂率領的樂華足球隊在與洋人舉辦的足球競賽中連戰皆捷，漸漸成為上海華人的驕傲，甚至有句「看戲要看梅蘭芳、踢球要看李惠堂」。

除了中國各地的地區聯賽，在戰前亞洲最大的國際競賽──遠東運動會中，中國足球隊亦同樣戰績輝煌，十屆競賽中拿下九座冠軍，足球因而成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這種因競技勝利而全民瘋足球的盛況，讓戰前的中華民國獲得「遠東足球王國」之稱，足球亦成為當時的國球。

國際競賽成為外交工具

過了十幾年，隨著國共內戰進入尾聲，1949 年國民政府敗退來臺，雙方都對外宣爭自己是中國，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時，中國代表權的爭論首次浮上體界檯面，體育界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外交戰略的一環。國民政府透過軍方人力、物力推動運動事務，利用各項運動交流的機會去和各國互動。比如透過棒球連接東北亞，足球聯絡東南亞、籃球和美國等等，而最重要的自然是組織運動代表隊參與競賽為「中國」發聲。

顯而易見的，在逐漸狹隘的外交情勢下，國際競賽成為中華民國發聲的重要管道，在「運動競賽的勝利 = 國民身體強盛 = 國家強盛」的連結下，組織一支能贏球的國家代表隊遠比運動本身更為重要。運動場也成為國家動員的場域，不僅場內需要獲得勝利來彰顯國家的正統性，場外也需要號召國民加入比賽，完成國家與民族的一體感。

在這樣的考量之下，足球成為 1950 年代的國球，也是國家重點運動。透過徵召香港球員，中華民國不僅能與戰前的中國進行連結，也能獲得競技水準在亞洲位列前段的足球選手。中華民國建構了一個延續的足球傳統，以此獲得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支持，特別是東南亞華僑的實際支持。

除了足球外，其他運動也紛紛以勝利為目標組織代表隊，在需要的時候「為國爭光」。

體育外交的另一個選擇：棒球接力成為國球

但隨著中華民國不斷地徵召香港球員，香港足總漸漸開始感到不滿，並出手干預。1960 年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愈來愈難徵召香港足球員，居住在香港的李惠堂向臺灣政府呼籲，必須重視全民運動，培養運動人口，才能繼續在國際賽維持足球隊的競爭力。

1960 年代末期，臺灣政府開始有些積極作為，陸續舉辦了大型的運動邀請賽和亞洲盃資格賽，希望能利用觀賽帶動運動風氣。教育部也在 1966 年開始推動《各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辦法》（也就是俗稱的體保制度），希望透過保送升學的方式鼓勵一般學生多運動。隨後，行政院在 1968 年核定「發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作為教育部體育施政的方針。

1972 年，臺灣政府和香港達成協議，停止選派香港球員，失去香港球員的中華民國足球隊國際成績一落千丈。與此同時，紅葉少棒搭著舉辦邀請賽的風潮一舉躍上舞臺，意外擊敗日本的少棒代表隊，成為中華民國新的外交寵兒。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在國際社會失利的中華民國，反倒在運動場上有傑出表現，中華民國的少棒代表隊屢屢在國際比賽上擊敗各國選手，原本由足球競賽承擔的國家榮辱漸漸轉由棒球運動承接。

華人的運動觀：競技

受到二十世紀初期梁啟超《新民論》以來的國族主義影響，華人的運動觀與競技密不可分，也因此產生贏球歡天喜地、輸球哭天搶地的國家一體感。政府對外積極推動運動外交，對內也輔以體保制度來提升運動風氣。然而，運動過度強調競技時，趣味性就會逐漸消失，也讓「競技」成為今天許多臺灣人對於運動的唯一想像。

[1] 〈在足球場中讀中國近世發達史〉，《中央日報》，1928年3月2日，第7版。

[2] 〈樂華退出西人會〉，《申報》，1929年3月22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