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被出賣之前：George Kerr 與東方小島的不解之緣

從1930 年代到晚年，George Kerr（葛超智）老師和臺灣、沖繩、以及日本內地的諸多朋友都有豐富的交流。研究 Kerr 老師人生的同時，還可以透過這些人與老師的互動，來了解當時美國與亞洲的學術交流狀況。

Kerr 老師的人生非常精彩，但他在東京的留學經驗，以及戰前在臺北擔任教師的過往，則是比較不為人熟悉的部分，而這正是本章所要討論的主題。
 

東京留學時代

1934 年，Kerr 老師在就讀夏威夷大學研究所時，本來是以留學中國為目的而開始從事亞洲研究。[1]但在與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蠟山政道接觸後，他決定轉換研究方向。根據當時報紙的記載，蠟山的美國之旅是國際文化振興會所主導「文化交流外交」活動的一環，[2]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打破「滿洲事件以來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誤解」。
 
透過這則和 Kerr 老師有關的 1936 年的新聞報導，可以大略感覺那個時代的氛圍：
 

這個熱愛日本的美國青年 Kerr，來到日本後，持續受到注目，他到農村旅行的時候，新聞繼續做出如下報導：
 

當時去日本留學的美國人，之後陸續成長為執掌日美關係的人物。出席國際文化振興會主辦之日本文化演講會（1935 年）[4]的美國講者，包括有 Hugh Borton、Charles B. Fahs、Edwin O. Reischauer 等人，他們日後都成為主導日美關係的重要人物。而且這些人都和 Kerr 老師有深厚交情。

1935 年於東京舉辦的泛太平洋新教育會議的報告書中，有一篇 Kerr 所寫的文章，題目是「以新教育為目標的 Rollins 計畫」。Rollins College 就是 Kerr 老師在 1932 年取得哲學學士的學校。當時 Rollins College 的校長 Hamilton Holts 是一位熱心推動美國與亞洲進行文化交流的人物。Rollins College 在1920 年代曾接受過兩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5]Kerr 對亞洲的興趣，應該也是在 Rollins College 就讀時被啟發。[6]

Kerr 對亞洲各國和各地區成為列強殖民地一事非常關心。他在東京留學時，曾分別與臺灣、沖繩、印尼、朝鮮、中國、泰國、印度等各地的留學生見面，討論他們被英國、美國、法國、荷蘭，以及日本殖民的感想。[7] Kerr 日後會傾注關心臺灣和沖繩的情勢，應該與彼時和殖民地留學生的交流有直接關連。

1936 年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陸軍青年軍官們所發動的失敗政變。政變失敗後，日本政府急速往軍國主義傾斜）時，據說 Kerr 因緣際會從事件現場附近的建築物內，看到政變發生經過。[8]該次事件後，Kerr 覺得日本政治已經越來越朝軍國主義方向發展。拿文化振興會獎學金來到日本的 Kerr，越來越不喜歡參加振興會舉辦的文化宣傳活動。Kerr 老師擔心自己如果繼續接受國際振興會的金援待在東京，可能會進一步成為振興會的宣傳工具。也許是在這樣的擔憂中，他選擇離開東京，前往臺北擔任教師。[9]
 

在臺灣擔任教師

Kerr 後來到臺灣的臺北高等學校以及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擔任英語教師（1937 年 8 月 1 日至 41 年 3 月）。在邱永漢的小說《濁水溪》（ 1953 ）裡，有這麼一段文字：
 

這位 Lloyd 老師就是 Kerr 老師本人。《濁水溪》作者邱永漢（原名邱炳南）的父親是臺灣人，母親則為日本人，他在臺南出生，也是 Kerr 在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除了邱永漢，邱的學長王育霖，以及父親（林茂生）[11]在二二八事件時失蹤的林宗義，都是 Kerr 在高等學校的學生。王育霖的同學還包括，出生於臺灣，後來成為京都大學哲學教授的上山春平。[12]

Kerr 在臺灣的時候，與世界級的語言學家淺井惠倫，南風原醫院的南風原朝保醫師，以及愛讀書的作家西川滿都有密切交流。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的金關丈夫除了是解剖學者，對於考古學、人類學、民俗學都有高深的造詣，而且還以林熊生的筆名寫過一篇以臺灣為背景，叫做〈船上命案以及龍山寺曹姓老人〉的懸疑小說。金關在 1956 年前後寫過一篇題目為「回憶 Kerr 」的文章。他將臺北高等學校時代的 Kerr 老師描寫為外表是個「身形削瘦、不像一般美國人那般壯碩」的人，他對日本文化史有興趣，而且對於掛軸等日本藝術品的「鑑賞力遠勝過一般日本人」。[13]

沖繩的公文書館中收藏許多 Kerr 在臺北教書時的照片。其中有些是臺北高等學校成立第十年的慶祝會（ 1939 ）上，學生們上演話劇的照片。該齣話劇的名稱是「大陸的花嫁」，劇照中有臺北高等學校學生男扮女裝演出的照片。「滿蒙開拓團」是日本殖民中國東北政策的一部分。在話劇演出的同一年，也有出現一部同樣叫做《大陸的花嫁》的電影，[14]內容是描述隨著滿蒙開拓團嫁到中國大陸去的女性故事。臺北高等學校的學生之所以會選擇上演這個題目的話劇，應該也是受到該部電影的影響。整體而言，都和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日本殖民中國東北一事普遍抱持肯定與期待的態度有關。

Kerr 在高等學校是一位有親和力的教師。臺北高等學校新聞部的《臺高》第九號刊物中，有一篇他自喻為桃太郎的文章，他上課的時候會用日語講笑話，也會在黑板上畫些類似龜兔賽跑之類的諷刺漫畫。Kerr 老師曾雇用一位叫做 Kuna（Ryu Sei-Kon）的年輕人幫他整理家務，平常也會教 Kuna 一些英語。為了恭喜 Kuna 在美國領事館找到工作，Kerr也曾至Kuna 家作客，Kuna 的姪女或外甥還幫Kerr描繪了一張人物畫像。看到這張畫像，會不禁為兩人親切和睦的關係發出會心微笑。該張素描目前收藏於沖繩公文書館中。

Kerr 老師也是積極關心種族問題的人。沖繩公文書館中，有一封 Kerr 寫給英國 The World Review 雜誌的信。內容就是在抗議該雜誌對美國加州日裔移民所做的歧視性報導（ 1939 年 11 月 5 日）。Kerr 在該封信件說，英國會對納粹政權的猶太人歧視政策提出強烈抗議，但貴雜誌卻在同一時期，對加州的日裔移民做出惡意的扭曲報導，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Kerr 曾以美國與亞洲間的種族文化交流研究者身分指出，日裔移民在美國因為黃皮膚而被歧視，回去日本之後，又常被說成是不像日本人的假洋鬼子，甚至還被懷疑是美國派過去的間諜。Kerr 對日裔移民困境的描述，引起該族群的強烈共鳴。Kerr 老師以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的校址為通訊處，而且自稱是清楚了解「福爾摩沙島上的日本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問題」的人。[15]

Kerr 在 1941 年 3 月離開臺灣，之後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從事亞洲研究。邱永漢在小說中，如此描述以 Kerr 為藍本的「Lloyd 老師」的離別場面：
 
老師表明「我就要回美國去了」（省略）之後，十多位同學（引用者註：臺北高等學校）在大稻埕一家叫做蓬萊閣的餐廳為他舉辦送別會。宴席上，老師說他對臺灣的美麗回憶將永生難忘。（省略）老師與我們之間建立的感情非常牢固。（省略）如果被外人知道我們和老師聚會，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所以老師自己一個人提早（引用者註：離開宴席）回家。（省略）Lloyd 老師離開臺灣後，取道橫濱回去美國。老師離開後，傳聞都說他是被當局強制驅離的。
 
即使只是一篇虛構的小說，還是可以看出 Kerr 老師與臺北高等學校學生之間有著「充滿人情味」的關係。
 

美國第一的臺灣專家

先前提過的金關教授對 Kerr 的形容是：「美國第一的臺灣專家。」戰爭結束，Kerr 重回臺北後曾向金關丈夫教授提起，他知道臺北帝國大學的金關教授和淺井惠倫教授家裡，收藏有很多珍貴的臺灣民俗文物，所以他特別指示前來攻擊臺北的轟炸機不可以炸到這兩位教授的住所。戰後的金關教授被臺灣當局留用，每日處在不知道未來會如何的氛圍中。Kerr 老師在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權提出嚴厲批判，所以他後來與金關教授的聯絡方式是「只能透過第三者用書信往來，因為 Kerr 這個臺字在台灣已成了禁忌」，金關教授留下如此的文字記錄。

本章節主要是針對 Kerr 老師過去較不為人知的東京留學和臺北教學時期進行描述。如果透過這些文字可以讓 Kerr 老師的輪廓呈現得更為完整，那就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島國知音：台灣問題專家葛超智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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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 Kerr，葛超智，一個對台灣有深厚感情的美國學者，美國國防部「X島計畫」首屈一指的「台灣專家」。戰前曾於台北高校等處任教，戰後徵調任美國駐台副領事。以親身經歷寫下《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翔實地記錄二二八事件和披露「四萬換一塊」過程經過。並指出 1941 至 1960 間被視為戰利品的台灣如何被美蔣秘密聯手擺布、出賣的真相。

然而，較不為人知的是，葛超智在生涯晚期對沖繩的研究與關心，甚至是首位用專業的出版品，系統性、整體性介紹沖繩歷史的第一人。

本書由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之子杜祖健博士主編，邀集台灣．沖繩兩地作者書寫與葛超智先生有關的回憶與介紹，是目前唯一能側面深入理解葛超智生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