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臺商與日商是好友，還是敵人？經濟史家洪紹洋帶你看當時兩國商人如何攜手賺大錢

穿過幾落書堆，再越過層層書牆，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教育中心洪紹洋教授埋首研究室一隅。這段路彷彿穿越時光隧道，而隧道的那一頭，是二戰前後的臺灣，那個脫離日本殖民，剛成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

研究經濟史，談經濟，也談歷史。經濟專長出身的洪紹洋，梳理戰後臺日經濟關係，他讀數據，也翻史料，挖掘那些往來臺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商人，如何在動盪時代中開創商機。

漂洋過海尋商機的臺灣商人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從那一天起，東亞政經版圖重新洗牌。

日治時期，臺灣依附在日本和中國兩大經濟體之下。日本戰敗後，臺灣就此脫離殖民地從屬關係，直到中華民國政府來臺，正式成為獨立經濟體，臺日和臺美的經濟關係由此揭開新的一頁。

日治時期，製糖、樟腦等大型工業由日人經營，商業活動也多由三菱商事、三井物產等財閥控制。「臺灣是島嶼經濟，資源不足，市場有限，必須尋求對外連結才能發展。在戰後初期，臺日之間短暫斷絕的時期，給了臺灣商人很多機會」。

戰事甫歇，小資本的臺灣商人就以靈活身段前往中國探尋商機。洪紹洋說：「一般人容易誤解臺灣和中國之間的商貿交流是以戰後為起點。實際上兩方的人流和物流，應該放在近代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延長線上討論」。

洪紹洋考察回憶錄和傳記，將這群臺灣商人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在戰前就隨日本侵略過程前往中國、滿州國，戰後便留在當地經營兩岸貿易，他稱為「殖民地網絡延續型」。

以黃烈火創辦的和泰商行為例。黃烈火戰前在神戶從事棉布、雜貨買賣，並將事業版圖拓展至滿州國，在長春設立木材加工廠，也從上海進口油品、輪胎等物資回臺銷售。戰後因應臺灣發展交通業，他選擇進口橫濱輪胎、豐田汽車產品，之後更爭取到兩家公司的在臺代理權，累積足夠資本後便在 1953 年創辦味全食品公司，由貿易商轉向食品加工業。

第二種類型則是在戰前經營日本進口生意，戰後初期將進口源頭轉向中國，例如臺南幫。其中包括創辦統一企業的吳修齊、吳尊賢兄弟，早期由日本進口棉布來臺銷售，戰後則將布匹來源轉向當時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事業有成後便成立臺南紡織公司，並跨足食品業。

第三種類型是擁有船舶，不受定期航班的限制，能自由往來兩岸的「創業者」，例如新光吳家。戰後創辦新光紡織的吳火獅，曾打造一艘 150 噸的木船自用，每個月載著麵粉、土布和海產往返基隆與中國港口，雖然戰後未繼續發展海運事業，1950 年代後便以多角化經營成立紡織、百貨、保險等事業。

經濟先行！日資和臺企聯手

臺日間的貿易，直到 1950 年國民政府和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GHQ）簽署「中日貿易協定」後，才恢復正式往來。這段時間「經濟先行」的臺日關係如何重新啟動？曾在臺興建眾多事業的日資為何再度投資臺灣？臺灣企業又是如何在其中獲取利益？

洪紹洋提到，「1950 年代，政府對外資是偏於保守的。尤其當時規定，外資賺的錢如果要匯出投資母國，必須經過政府審核，實際上非常嚴格。而且臺灣被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戰爭，所以外國人來臺投資並不多」。

當時臺灣各種新興事業處於草創階段，設備、原料、技術等方面都仰賴日資支援。在這個基礎上，日本企業一方面提供技術發展，另一方面積極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以這兩種模式重返臺灣市場。

尤其在臺日經濟重開初期，不少日本企業尋求舊殖民地的商業網絡合作。例如永豐商行在戰前是三井物產的合作廠商，1950 年後，三井選擇繼續和永豐合作發展在臺事業，類似的案例都能窺見戰前後臺日互動的連續性痕跡。

洪紹洋說：「以前都說臺灣的中小企業家是拿著一個皮箱到國外賣東西。實際上，在 1960 年代，很多產品都是透過日本商業網絡賣出去，日本商社在國際銷售的網絡優勢是過去比較少討論的」。

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作為全球性的貿易公司，除了經營臺日貿易，也將臺灣商品銷往國外，或把國外商品賣到臺灣。同時，和臺灣中小企業合作，從日本進口原物料，在臺設廠加工生產紡織品、收音機、橡膠鞋等產品，再透過日本商社的國際貿易網絡銷售至第三國，形成所謂的「三角貿易」模式。

說到這裡，洪紹洋鑽進書堆，翻出一本《三菱商事臺灣史（1952-2011）》，「三菱商事當時就和新光、遠東、奇美合作，從日本引進技術，從事紡織加工、橡膠鞋、家電用品，再賣到國外。這些商事一開始只是做商業買賣，後來也開始在臺灣投資工業」。

他認為，過往強調戰後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突顯中小企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外資貢獻較少著墨。透過釐清大型日企和臺灣中小企業合資的過程，也可窺見這些外國資本在臺根植、本地化耕耘的軌跡。

冷戰、美援，還有日圓貸款

以臺灣經濟史為中心，洪紹洋不以戰前、戰後的斷裂與延續作為分野，而是從臺日、臺中和臺美的對外經濟關係進行剖析。如此一來，就不可忽略二戰之後，長達半世紀的冷戰背景，以及美國對臺灣為期十五年的美援計畫。

「對臺灣而言，美援是一個渠道，日資也是一個渠道，這兩個脈絡看起來各自獨立，實際上也有關聯」。

四處找尋商機的日本商社，自然也將目標鎖定當時的美援。洪紹洋指出，美援中有許多農產品物資採購計畫，日本原本也想利用自身的國際商業網絡優勢，透過投標計畫獲取商業利益，但當時決標都需要美國同意，最終多是美國企業得標。

洪紹洋說：「當時臺灣和日本都從屬於美國，同屬冷戰體系反共陣營的一員。在日資來臺的過程中，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對日本商人而言本來是一個賺錢機會，但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而在 1965 年 6 月 30 日，美援結束的隔日，日本對臺灣實施「日圓貸款」，臺日經濟往來又進入下一個篇章。

爬梳這段歷史，洪紹洋說：「臺灣接受日圓貸款，幾乎都提供給公營事業和公共工程的設備更新。這個契機帶動日本營建業和機電業進入臺灣市場，深耕在臺影響力，一些人也陸續成立貿易公司，專門進口日本重機械，我認為對臺灣而言是一個新的階段。」

此時，作為獨立經濟體的臺灣，在向外拓展經濟的過程中，是否也和日本產生競合關係？洪紹洋認為東南亞就是很好的案例。日本作為戰敗國，對部分東南亞國家採取戰後賠償的經濟合作模式，以對外援助的政策在當地興建公路、水壩、廠房。

同時間，臺灣也企圖將觸角延伸至東南亞，例如前往越南等地蓋紡織廠、糖廠，「臺灣政府為什麼想去東南亞投資？主要是在冷戰體系下想結合反共盟友」。於是，雖然在臺灣，臺灣經濟依賴於日本，但在東南亞，臺日卻是呈現競爭關係，而這也正是洪紹洋目前的研究課題。

「過去我們會研究南北關係、先進國與後進國的關係，但這個角度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南南關係，以及後進國的資源如何援助後進國？」

藏在檔案和回憶錄中的經濟活動

我們好奇，經濟學的訓練背景，為何選擇經濟史作為研究領域？洪紹洋笑說：「其實我本來要念歷史系，結果填志願進了經濟系」。

博士班畢業後，洪紹洋前往東京大學擔任外國人特別研究員。他觀察，研究戰後日臺經濟、日臺關係史的日本學者多由政治史和外交史切入，較少觸及經濟議題，而他的專長與觀點也為學界補充了新的認識。

不同於計量史學，運用統計數字和數理模型說故事，洪紹洋在檔案和史料中抽絲剝繭，親自訪談耆老，也鑽進舊書店揀寶，看似平凡無奇的斑駁舊書，在他眼中都是重現歷史的珍貴材料。洪紹洋說：「我希望以經濟學的訓練，向歷史學取經交流，透過不同學門的多方學習，才能融會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