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千年史（六）：本土認同的復興與展望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即接連遇上禽流感、亞太金融風暴及非典型肺炎疫潮等危機。特區政府的表現差強人意，使其陷入認受性危機。可是董建華的特區政府卻無視民怨，企圖於2003年強推關乎國家安全的廿三條立法。輿論普遍質疑該法案將損害香港人既有言論及結社自由。

在九十年代末、廿一世紀初，互聯網在香港開始普及。對政治現狀不滿的香港人漸習慣於個人網站、網上討論區、新聞組（Usenet Newsgroup）、及網上電台等空間月旦時事。他們在網絡上動員市民參與由民間人權陣線於2003年7月1日舉辦的遊行，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廿三條立法、宣示對當局管治失誤的不滿、甚至進而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下台。

這次網民的動員出乎意料地成功，最終有五十萬人參與七一遊行，聲勢謹次於八九民運期間的百萬人大遊行。親商親建制的自由黨見群情洶湧，便收回對廿三條立法的支持，最終令特區政府擱置立法程序。此時針對廿三條立法的民間抗爭，亦轉化為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面普選的民主運動（Chan 2005）。

2003年民間網絡政治動員的成功，促成香港人政治主體性的覺醒。他們覺得香港群眾有能力改變香港社會的現狀，亦覺得香港政治該當由香港人作主。這種當家作主的意識令香港人思考關乎本土身份認同的問題。2004年至2006年市區重建局收回喜帖印坊林立的利東街重建、2006年土木工程拓展處清拆中環天星碼頭及其鐘樓、2007年皇后碼頭又被拆卸，一連串事件令年輕抗爭者珍惜本土歷史身份的記憶。他們投入了本土運動，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爭取保育本土社區文化（朱凱迪 2007，陳景輝 2007）。

特區政府在2009年推動建設廣深港高速鐵路。該計劃所費不菲，造價逾650億港元，並且需要清拆菜園村以建設側綫及救援站。此時抗爭者關注的重點，亦由守護記憶擴展至港中融合對本土社區生活的侵蝕（陳景輝 2009）。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共政權打經濟牌以攏絡人心，推出了讓中國遊客不隨旅遊團自由行的政策，以及促進港中貿易的《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這些政策無疑令香港經濟重獲活力，可這也是港中之間不對稱的融合（曾樹基 2012）。這種模式的港中經濟互動令香港極其依賴中國的資金，擠壓本土經濟發展的空間，令香港產業單一化。而這些經濟活動的收益，大多落入大財團及地產商之手，一般市民特別是年輕人獲益不多（呂大樂 2013）。

而大批自由行旅客到港，既令遊客區、購物區及公共交通超出負荷，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長時間接觸，亦使香港人近距離觀察到兩個國族之間的文化差異。部份中國遊客缺乏公德，且抱著有錢便是娘的恩主心態（張春續 2014），令港中文化差異偶爾演化為種種文化衝突。除此以外，大批中國旅客籍自由行之便，見香港零售業品質管理比中國優勝，便於香港搶購民生用品，甚為擾民。部份中國孕婦更利用基本法的漏洞，籍自由行到香港產子，這樣他們那些與香港毫無瓜葛子女便能取得香港居留權，能得享香港的公共資源和社會福利。這一切都令關懷本土的香港人意識到香港正受到中國的全方位侵略，港中矛盾因而逐漸成為民怨的主要來源之一。

中國北京於2008年8月舉行奧運會，香港人的中國認同在同年年初攀至歷史高位。可是同年五月，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多座校舍疑為偷工減料的豆腐渣工程，令大批學童遇害。黃琦及譚作人致力調查，卻被中共政權拘捕控告。同年大批中國兒童在進食國產奶製品後罹患腎結石，揭發中國奶製品廣受三聚氰胺污染。趙連海組織病童家長維權後，遭當局拘禁。中國在那幾年一改早前韜光養晦的作風，盡顯大國崛起、以我為主的本色，對國內的人權、公義置若罔聞。香港人看在眼裏，不免想起香港那挫折重重的民主進程、以及岌岌可危的自由。

對於部分香港人來說，港中融合代表著中國強權對香港的欺壓、亦是中國文化對香港本土生活方式的入侵。年輕一代沒有上一代的大中華意識，令他們對中國尤其反感。自2008年下半年起，認同自己為廣義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持續下降，這在三十歲以下的受訪者中特別明顯。

到2013年下半年，只有略多於一成的年輕受訪者認同自己為廣義中國人。認同自己為廣義香港人或純粹香港人的比率亦顯著上升。在2013年下半年，有近六成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廣義香港人，在三十歲以下受訪者中的比率則接近九成。年輕一代愈來愈不願與中國扯上任何關係，在2013年下半年，有近六成年輕受訪者只肯承認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表二）。

這種情況與戰後初期的台灣頗為相似。在日治時期，反日社會運動對中國仍然存有盼望，他們寄望中國能協助他們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吳濁流、鍾理和等知識份子到中國遊歷時，縱被台中兩地的文化差異嚇倒，最終仍然像香港的民主回歸論者那般，一廂情願地繼續效忠於他們心目中那理想化的中國。

但在大戰結束後，中國軍隊進駐台灣，兩地軍民的文化差異造成於日常生活中無日無之的衝突。中國亦沒有給予台灣人自治的空間，全省政治體制均向外省人的利益傾斜。種種切身問題令台灣人再沒有幻想中國的空間，並種下族群矛盾的種子。在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欺壓販賣私煙的孤兒寡婦，激起民憤，民眾於翌日衝擊專賣局。最後陳儀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肅清台灣本土精英，中國軍隊則血腥鎮壓民眾運動。中國自此由台灣人朝思暮想的祖國，淪為外來的殖民政權（陳翠蓮 2012）。香港與中國，在近年正好經歷這種因相識而相分的階段。

在政治主體意識出現後，隨著爭取公民權利的社會運動而來的，就是如何界定誰是公民的問題。西諺有云：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urs，沒有好籬笆、就不會有好鄰舍。但在界定公民資格的過程中，卻很容易會釀成族群間的衝突，甚至會流血收場（Mann 2005）。

在之前的討論中，我們曾提及香港國族之發展，受惠於新移入的遺民、難民所引入的新元素。香港需要一套既能吸納遺民、難民，卻又能阻止香港中國化的歸化制度。但觀乎目前的討論，關懷本土的人士出於義憤，時有較為激烈之言辭（如蝗蟲論，參陳雲 2011）。第一批參與本土運動的年輕人基於左翼立場，始終不肯承認港中之間有劃界的需要。他們無視香港人正面對中國全方位的侵蝕，未能理解憤怒絕非無緣無故，一竹篙的把激烈言辭矮化為欠缺包容的仇外思想。如此那批將本土議程帶進政治的先驅，與本土漸行漸遠，吊詭地被後來者斥責對本土不夠忠誠，雙方互相展開人身攻擊。如是者整場討論日漸淪為各方抗爭者之間的內訌。

新一輪的本土運動風潮，亦可能催化不同年齡層之間的代際衝突。嬰兒潮一代的香港人受益於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能夠憑著香港地產升浪致富，並佔據各行各業中較高層的職位。他們因曾經歷過物質匱乏的童年，使他們覺得自己純粹是靠個人努力白手興家，並因而看不起其未能上位的後輩。年輕一代在出道時則已錯過香港經濟的高速增長，其晉升階梯又被遲遲不肯退下來的前輩堵塞，大大減少他們作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呂大樂 2007b）。

這種代際矛盾亦見於港中之間的經濟活動。港中經濟融合所帶來的機遇，大多由年長的一輩所掌握（呂大樂 2013）。如此再加上嬰兒潮一代深受大中華文化主義薰陶，令兩代香港人在本土意識的問題出現分岐。縱然香港認同上升、中國認同下降的情況見諸於所有年齡層，年輕一代認同香港、抗拒中國的情緒遠比上一代強烈（表二）。

不同世代對本土認同的差異，亦進一步激化香港民主運動的內部矛盾。在2013年，支聯會計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悼念六四慘案的燭光晚會口號。不少年輕人對此甚為不滿：他們悼念六四，只因那是標誌著香港遭世界遺棄的一天、只因他們出於普世關懷而支援鄰近國家的民主運動，他們並不一定視自己為中國人。年輕一代認為主導支聯會的嬰兒潮一代及民主回歸論者騎劫了這次晚會，以主辦者的身份強迫他們認同中國。他們有的呼籲杯葛該年的燭光晚會，有的甚至對支聯會成員作人身攻擊（徐承恩 2013）。

支聯會中的前輩在這場意氣之爭中亦不甘示弱。六四慘案遇難者親屬、天安門母親成員丁子霖為香港年輕人說公道說話，批評「愛國愛民」的口號易惹起國家主義的聯想，卻遭支聯會常委徐漢光辱罵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最後支聯會見群情洶湧，淡化了該句惹起爭議的口號。而縱然2013年6月4日晚下著滂沱大雨，參與悼念的市民依舊擠滿維多利亞公園。雖然之後爭議暫告一段落，但那已為民主運動埋下一段難以磨滅的傷痕。

倘若新興的本土運動真的有能力取代既有的民主運動，這種內部矛盾也未必會對民主運動造成太大的傷害。然而，2003年七一大遊行以來的社會運動，卻有過份注重網上動員、輕視社區組織的傾向（Chan 2005），部分人士甚至樂觀地預言網絡政治最終會取代傳統社會組織（黃世澤 2003）。近年本土意識的興起，亦很大程度是源於網上討論的社會運動。他們的影響卻很多時只局限於網上世界，其組織能力與傳統民主派相比，仍是相當薄弱。這問題在受《香港城邦論》影響才參與本土運動的一群特別明顯，令他們常被對本土運動有成見的對手譏諷為「鍵盤戰士」。

互聯網固然是有效的傳播媒介，但那終究未能完全取代社會組織。在組織社會抗爭以至是社會動員時，均需要社會組織有計劃地透過現實世界的人際關係，以人情進行遊說、並調動人力和物質上的資源。中共政權在這方面早有充足的準備，成立社區組織以滲透入各大少社區，透過街坊鄰里的關係搜集社區情報，亦有完善的層級組織分享情報、調動資源（Kwong 2004）。

在這些組織的幫助下，親中共政團在近年的選舉得到愈來愈多的支持，並威脅到民主派既有根基（費臣 2007）。中共政權在近幾十年，對香港各方勢力奉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並趁機扶植親中共的嫡系勢力，增強對香港政治的影響（徐承恩等 2012）。面對中共政權絲絲入扣的進擊，對目前仍然只活躍於網上而的本土派來說，基本上是無力招架。

本土運動如欲成功開展，溫和的本土派應考慮與較開明的民主派合作，以後者的社會組織藉本土意識興起的大勢加以發展，與推動港中政治融合的親中共政權抗衡。然而民主派中的老一輩始終懷著大中華意識，與部分本土派素有積怨。本土派如欲正式走上香港的政治舞台，勢必舉步為艱。

總結

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並非近年才有的新興事物，其發展軌跡甚至可追溯至香港開埠之前。在香港附近的華南地區一直住着一群長期被中華帝國體系排斥的海洋族群。西方殖民主義的來臨，反倒為這個族群提供上向流動的機遇。他們在香港開埠後，成為了第一批華人精英。香港自此成為東亞海洋族群的一座城邦。

香港的殖民地體系，使其倖免於中國的政治動亂，從而能夠吸納逃離中國的遺民及難民。他們為香港注入海洋族群欠缺的元素，或是太平天國遺民的革新思想、或是華商難民的結社傳統、或是前清御史的傳統經典、或是民國遺民的精緻文化。與此同時西學東漸，各種西方現代思潮亦能在香港發揮影響。香港人自此在大英帝國及中華帝國的夾縫中，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建立起以香港為家的本土國族認同。

在中國赤化後，中國的急速轉變及港中邊界的相對封閉，再加上本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令香港本土意識成為普及的全民意識。縱然香港的主權在香港人不情願的情況下被移交予中國，日益密切的港中關係卻未有消除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年青一代未有受惠於不對稱的港中經濟融合，而中國在政治上對香港的壓制以及港中兩地的文化差異，均令他們對中國產生抗拒感。香港的年青一代就像戰後初期的台灣人那樣，因為與中國人及中國政權的衝突，逐漸建立起抗拒中國的獨特國族認同。

身份認同從來是糾纏不清的一回事。上一代香港人縱然確定自己的本土身份，卻始終有着大中華情結，他們相信自己是一群特別的中國人。他們的獨特，除了令他們有異於深圳河以北的中國人，有時也意味着他們對中國有特殊的使命。這會使他們與自視為純粹香港人的晚輩產生衝突，正如在2013年六四悼念晚會的論爭那般。兩代人對本土認同的不同詮釋，已發展為頗情緒化的意氣之爭。當親中共勢力已透過良好的組織動員取得政治影響力，以促進抗拒西式自由民主的港中政治融合，這場世代之爭對本土自治以及香港的民主發展恐怕會有不良影響。

身為重視本土的一群，筆者只能寄望在香港國族認同的形成過程中，能容得下對話的空間。畢竟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求同存異，共同為本土的自由、民主、尊嚴和福祉奮鬥，建立屬於香港人的自由國度，方為正事。

（全文完）

 

作者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national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