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飲品：咖啡如何創造出反抗的文化

咖啡作為「Drug（癮品）」

戴維。考特萊特（David T. Courtwright）在他的著作《上癮五百年》 中，嚐試把英文「Drug」定義為一個中性的概念﹕「癮品」，也就是泛指所有可致成癮或可改變人精神狀態的物質，由強性的（Hard Drugs）鴉片、大麻、可卡因、安非他命、酒精，到弱性的（Soft Drugs）如煙草、可可、茶、咖啡甚至糖，皆在此列。

它們均曾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或因其對人體的刺激性，或因其背後強大的政治經濟利益，戴維．考特萊特稱之為精神刺激革命。眾多癮品之中，以咖啡、酒精、煙草使用最廣，對人類文明及社會結構影響最深，故被稱為癮品的「大三宗」，當中又以咖啡為首。

咖啡獨特的刺激作用使其有別於酒精、大麻、可卡因等可致幻藥物而廣為人接受，特別是因教義所限而禁酒的穆斯林。咖啡的交易、製作及消費模式催生了咖啡館的出現。

最早的咖啡館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東，然後在穆斯林世界迅速傳播，並於十七世紀傳入歐洲的英國及法國。德國學者、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哈伯馬斯認為，咖啡館在歐洲的出現，特別在英國，為訊息傳播及公共政治討論提供了最佳的舞台，從而形成了特定的「公共空間」成為對抗專制統治及孕育現代議會民主及自由思想的搖籃。

「據說，歷史上最嚴重的暴亂在展開他們邪惡的罪行之前都得先呷口咖啡（history's greatest rebels were said to have imbibed coffee before committing their heinous crimes）」學者 Steve Pincus 如是說。

在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內，嚐試把公共空間定義為不受任何權力制約，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並進行討論的特定空間。這樣的空間具有三項關鍵特質：

一，開放，它公開予公眾自由參與。
二，平等，不論社會地位出身，公侯將相，販夫走卒，在這裡皆可平等地交流。
三，包容，這個空間容許所有參與者就著所有不同的背景、價值和信仰的議題進行討論。

它的概念原形源自古希臘的公民大會，但真正意義的公共空間要到十七世紀，隨著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代議政制議會，以及咖啡館這些民間論壇的出現等等因素齊備才形成。在那之前的封建社會，消息是封閉的，因此不具備形成公共空間的條件。

然而，阿拉伯學者 Krrababa 認為，早在十六世紀，咖啡館出現於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公共空間及其反抗專制的文化己初步成型。蓋因一方面，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文化滿足了公共空間開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屬性。與此同時，咖啡及咖啡館的魅力，在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幾乎無可替代，巨大的需求形成的市場動力，令時人不惜以挑戰統治當局權威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追溯咖啡館出現並傳播的歷史，便能理出咖啡館在反抗專制運動形成的角色及機制。

咖啡及咖啡館的起源

人類最早種植，同時也是當今最為廣泛種植的咖啡品種「Coffea arabica」，阿拉比卡種咖啡，最早源自阿比西尼亞（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非洲衣索比亞（Ethiopia）。最初是作宗教用途的，當地土著把它視為神聖的祭品獻予神靈。

咖啡在世界範圍的傳播，主要歸功於阿拉伯商人。據記載，咖啡最早約於 1450 年前後傳入阿拉伯世界。其時，阿拉伯人掌管著紅海及印度洋地區的貿易，是東西方貿易的橋樑。咖啡的傳入迅速在阿拉伯世界傳播，包括中東，鄂圖曼帝國及其後的歐洲。

學者指出，葉門的蘇非教徒（Sufi Muslims、穆斯林的分支）相信是最早飲用咖啡的阿拉伯人。他們重視咖啡能夠提神的刺激效應，認為飲用咖啡能夠讓他們更好地做好崇拜以及維持教徒間的關係。因此在完成參拜後，他們會不分男女，傳遞同一隻碗，飲用碗內的咖啡，以顯示彼此友誼，並成為一種儀式。

也就是說，與今人利用咖啡提神來提高生產力的經濟動機不同，當時的葉門人飲用咖啡是基於宗教及社交目的。再加上可蘭經禁酒，咖啡獨特的提神作用，就讓它成為酒精的最佳代替品，而被穆斯廣泛接受。結果，咖啡在十六世紀迅速地在開羅、大馬士革及鄂圖曼帝國中傳播，並成為他們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

歷史學家指出，因為早期煮咖啡需要大量的大型器具，不便於流動，為了進行零售，便需要有一個地方進行定點銷售，這就導致了咖啡館（coffeehouse）的出現。據記載，最早的咖啡館應該是 1555 年，由兩個敍利亞商人在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創建的，他們同時也是最早把咖啡由埃及及敍利亞引入鄂圖曼帝國的人。

最初，作為咖啡豆的零售商，他們需要有個固定的地方，放置煮咖啡的器具，並且向他們潜在的顧客展示如何正確地製作這種新鮮的時興飲品。但當時的餐館對此一無所知，禁酒的穆斯林世界又沒有酒館（Tavern），因此只能夠自立門戶，開出「咖啡館」這種新興場所，沒想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穆斯林世界無可替代的娛樂場所，並深遠地影響後世。

咖啡館在帝國首都伊斯坦堡的出現，成為了蘇丹脚下，專制王權管轄範圍內的避難所，是穆斯林意想不到的「公共空間」及娛樂休閒場所。當時的咖啡館是只對男子開放的，在那個等級森嚴的封閉年代，不論社會地位、出身甚或職業的穆斯林男人，皆可在此相會。

學者、士兵、商人、工匠或貧民，不分貴賤，只要一杯咖啡在手，便可以展開對話，甚或討論時政，甚或研讀經典，甚或學術討論，甚或詩歌創作，更甚至乎有棋牌，賭博、歌舞、妓女、吸食鴉片等前衛大膽、違反伊斯蘭教義或法律的地下活動進行。總之到了十六世紀末，單單是伊斯坦堡城內，已有超過六百家咖啡館，時人對咖啡館的鐘愛可以用一首詩去形容﹕

The heart fancies neither coffee nor coffeehouse
讓人著迷的既非咖啡或咖啡館
The heart fancies companionship
讓人著迷的是人情
Coffee is an excuse
咖啡不過是個藉口
（筆者按﹕清一色全是男人，這人情真有點基情四溢～XD）

阿拉伯裔學者 Karababa 指出，儘管哈伯馬斯認為，理想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模型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但其實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早已經具備公共空間的初型，因為它符合了開放，平等和包容的三項基本特質。

首先，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咖啡館是相對開放的，所有男子皆可進入。而且是平等的，不論宗教，社會地位或職業，由學者到官員，禁衛兵到工匠，以至貧民皆可在這裡相遇及交流，這在那個等級森嚴的時代，是唯一的例外。它也是包容的，因為他們在裡面可以大膽的討論任何話題，由學術到詩歌，由宗教到國家時政。據史料記載，帝國的禁衛軍們，甚至在這裡批評時政、發泄不滿而且醞釀叛變去挑戰專制當局，因此而成為王權的一大威脅。

儘管哈伯馬斯認為「理性的主體」（rational subjects），也就是資產階級，以及符合現代意義的自由媒體也同樣是公共空間形成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理性地批判時政及當局，而鄂圖曼時代的咖啡館缺乏相關元素。但 Karababa 認為，當時的咖啡館內流行作為娛樂的時政諷刺戲劇表演，經典和學術的討論和批評，還有對宗教的討論，同樣可以成為具批判性的公共討論，也因此公共空間是存在的。

那麼咖啡館是怎樣醞釀反抗文化的呢？他認為是由消費者要求對咖啡館內進行活動的「自由選擇」（freedom of choice）的需求，與由專制當局所維持的傳統宗教價值及社會秩序，兩者形成的衝突所引致的。

首先，當時的咖啡館提供相當廣泛的娛樂及休閒活動﹕閱讀、詩歌、音樂、戲劇表演、賭博更甚至是妓女或吸食鴉片，巨大的需求誘使穆斯林男子投注時間在咖啡館，而不是清真寺。而男人們日夜在這裡聚集，討論時政，以致於批評專制當局的言論越發大膽。

但另一方面，作為保守勢力的正統穆斯林及專制當局，均基於傳統教義去詮釋問題及確立秩序，在他們的理解之中，一個理想的穆斯林，應該是節儉卻勤勞地工作，以賺取家用並維持家庭，並且誠實、不容許貪婪的情況下累積財富，謹守伊斯蘭教義的。

因此，在咖啡館內的消費活動是浪費、不道德及違法的，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在裡面遊手好閒，也是違反教義的，最終只會褻瀆神明。在裡面的大膽言論，更為視為對統治當局的挑戰，更是不能容忍。

因為對這種挑戰的憂慮，統治當局屢次試圖取締咖啡館，奈何作為消費者的需求太大，與咖啡館的利益是千絲萬縷，在開羅等地，咖啡更是通用貨幣，因此咖啡館是禁而不絶。禁制與反禁制的過程是一場持久的拉鋸戰，但基本上都是以專制當局失敗告終，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可算是自由市場的拉力戰勝了專制統治。
 

咖啡館在英國

咖啡在十七世紀時由一名土耳其商人引入英國，與葉門的蘇非穆斯林一樣，咖啡的提神作用頗受清教徒青睞。據載，第一家咖啡館出現於 1650 年的牛津郡，然後 1652 年出現於倫敦，從此大受歡迎。到十七世紀未，單單是倫敦己有超過 3000 家咖啡館。

這些咖啡館對公眾開放，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及宗教。因此士紳貴族，平民商人皆混雜於此。基本上，在咖啡館內閱讀報紙或 pamphlet（一種政治評論的小冊子，可視作政治評論雜誌的前身）或進行社交活動成為一時風尚。

為何咖啡館在英國如此受歡迎呢？原因之一是咖啡館內的消費便宜，與酒館（Alehouse）相比更有競爭力。客人只需花一兩便士在裡面點杯咖啡，便可以消磨一整天，與此相比，在酒館內就得一杯接一杯地灌下去，直至酩酊大醉。咖啡提神的效用又廣為清教徒接受，輕鬆的環境氛圍也成了商人政客聚脚議事的場所。

那麼咖啡館如何成為哈伯馬斯筆下的理想的公共空間模型呢？這裡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時代背景。基本上，十七世紀的英國是個動盪的時期，是新舊勢力交錯，王權衰落，自由主義思想與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時代。

自 1625 年查理一世執政後，引起的政教衝突，與議會權爭，解散國會的十一年暴政，到拒絶國會君主立憲、限制王權的要求，結果引發 1642-1649 年兩次英國內戰，查理一世戰敗成為首位被判刑並處死的英國君主，英國進入短暫的共和國時期。

及後克倫威爾崛起成為護國公，直到 1658 年去世，舊貴族及軍官趁勢反擊，復辟王政，迎查理二世返國重行君主政。查理二世在位期間，因要應付三次英荷戰爭的軍費開支，與議會再度發生衝突，引發政府實質性破產一年，金融動盪、政府威信掃地。

期間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輝格黨（Whigs）與代表保王勢力的托利黨（Tories）形成的國會兩黨制初步成形。其後兩黨聯合，於 1688 年發動光榮革命罷黜國王詹姆士二世，擁立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治英國，並於 1689 年通過《權利法案》，確立「議會至上」，限制王權、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英國正式進入君主立憲制時代，成為近代第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而咖啡館正是在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出現於英國，並且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推動著自由思想與民權的發展。

哈伯馬斯認為，在封建統治時代，消息是封閉的，公眾無從得知，政治也因此而只限於於宮庭的密室政治，操弄於國王與貴族之間。

但自經歷內戰與復辟以後，王權衰落，王室名聲掃地，傳統封建貴族勢力瓦解，現代議會崛起，消息不再封閉，也因此越來越引起公眾的關注。而咖啡館就成了當時最理想的消息集散地。

首先，首份符合現代意義的報紙「政治日報（Political Journals）」在這個時代出現，由最初的每周出版，發展到半世紀後的每日出版。與此同時，刊載政治評論的小冊子也大行其道，而咖啡館就是它們主要的零售點和消費場所。

與歐洲大陸，例如當時的法國相比，英國政府對報紙的審查相對較弱。特別是光榮革命之後，王權與封建貴族的風光不再，以致 1695 年，政治審查正式被撤銷，使英國媒體享有當時歐洲獨一無二的言論自由。

哈伯馬斯認為這是建立公共空間往行公共政治討論的里程碑，意味著理性與自由的公共討論可透過報紙呈現於公眾面前，使之成為公共論壇。另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現代模式的政府與議會政治興起，一個新興的階級「資產階級」也登上政治舞台，且成為「公眾（Public）」的主流，成為自由媒體的最大讀者群。

學者 Brian Cowan 指出，王朝復辟以後的英國，公眾對新聞有著巨大的需求，因此提供報紙予客人閱讀，便成了咖啡館招攬客人的手段。結果，學者、政客、官員、記者，紛紛聚集於咖啡館之中，閱讀報紙，討論時政，收集或發放情報。

「一時之間，仿佛每個人都成了政治家」，時人如此記道。對此，哈伯馬斯深表認同，他認為報紙及各式小冊子成為咖啡館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且是客人們主要的討論內容。自由派與保王派的官員、政客、學者們都各自有自己固定的咖啡館作為聚脚議事點，並形成情報網絡。而這些網絡基本上是由報紙來維持的。

一如鄂圖曼帝國，英國境內的咖啡館內熾熱的政治評論與批評，觸動了英國政府當局的神經。英王查理二世及詹姆士二世均試圖遏止咖啡館內的議政之風，但結果也一如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無功而回。對咖啡館及新聞的需求實在太大，已經日漸衰落的王權根本無法與自由市場的拉力相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