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過去，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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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1 年清朝覆亡以後，在近代中國起伏跌宕的政治運動下，清朝長期被視為一個閉關自守的政權。無論是晚清的革命黨，乃至於後來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都將近代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清朝政府對世界局勢變化的無知，而清朝閉關鎖國的形象也深刻地烙印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記憶中。
不僅如此，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亦傾向將近代中國現代化的挫折，歸因於清代中國的封閉與停滯。這兩種對近代中國的解釋範式，不僅長期在史學界佔據主導地位，至今仍廣泛地左右普羅大眾的歷史視野。
事實上，關於清朝閉關鎖國的歷史敘述，很有可能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特殊政治意識型態下所形成的產物。
另一方面，由於清朝統治族群的多元性，其內部的資訊情報傳遞除了通過漢文文書之外，亦經常以滿、蒙、藏與察哈臺文等多語文為載體，反映在今日世界各地所保存之卷帙浩繁的清代多語種文書。
隨著近年來清代多語種文書的整理、出版與數位化的推進，部分清史學者們開始重視清代滿、蒙、藏與察哈臺文諸語史料的解讀與運用，並得以發掘其中蘊含大量漢文史料所沒有記載的珍貴訊息。
透過梳理今日分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軍機處檔案，我近年重點考察了清朝在歐亞大陸深處所經營的情報網絡，及其在十八世紀初對印度蒙兀兒帝國的認識起源。
作為人類歷史中悠久的古文明，清朝的中國和印度之間有著什麼樣深厚的歷史淵源與文化交流？
自公元 646 年玄奘法師撰成《大唐西域記》後，印度的佛國形象更是深植漢文世界，即便在十六世紀末以降，隨著蒙兀兒帝國的建立使得印度開始逐步伊斯蘭化，清代漢文文獻中印度的佛教形象依然佔據著主導地位。
如果只閱讀清代漢文文獻，很容易得到「清朝對於印度的認知沿襲前代而又停滯不前」的印象。然而事實上，清朝最晚在十八世紀初，便已經對蒙兀兒帝國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十七世紀下半葉，居住在今日新疆北部的準噶爾蒙古人迅速崛起，並在其領袖噶爾丹博碩克圖汗的帶領下，一方面與西藏地區的政教領袖保持良好聯繫，一方面又進逼東方的喀爾喀蒙古諸部，對清朝在內亞的權威產生了極大的威脅。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不惜傾全國之力對準噶爾汗國展開了一系列的複雜的作戰計畫。
根據現存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清朝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便已經試圖對準噶爾人進行情報蒐集，最晚在 1720 年代清朝就已經針對準噶爾人形成系統性的情報蒐集網絡，其中位在今日西藏、新疆與喀什米爾交界處的拉達克王國曾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1717 年，準噶爾汗策旺阿拉布坦派遣軍隊經由今日新疆南部潛入西藏，成功奇襲拉薩，殺害了當時統治西藏的拉藏汗，西藏因此落入準噶爾人的勢力範圍。直到 1720 年清朝軍隊在康濟鼐等藏人武裝勢力的協助下進入西藏擊敗準噶爾人，並在 1721 年將避居在青海等地的七世達賴喇嘛迎回拉薩布達拉宮，此後清朝才逐步開始對西藏進行相對實質的掌控，而在此之後清廷方面也得以通過西藏與拉達克建立聯繫。
根據藏文《七世達賴喇嘛傳》，七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坐床後，曾經在 1723 年於拉薩接待過兩位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所派遣來的使者，達賴喇嘛對於兩位拉達克使者相當友善，並邀請他們參加了藏曆新年的宴會。在 1724 年初，這兩位拉達克使者辭別達賴喇嘛，離開拉薩。
根據臺北故宮所藏滿文檔案與《清實錄》，這兩位使者隨後路經西寧，由年羹堯派員護送前往北京，這是拉達克王國與清廷雙方第一次正式通使，隨後雙方開始建立正式的往來關係。根據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滿文檔案，可以得知拉達克使者抵達北京以後，清廷內部對於如何處理與拉達克的關係，有過一系列謹慎的決策過程。
由於 1720 年前後清軍在進入西藏的過程中，拉達克王曾配合康濟鼐提供清朝方面相關協助，為此清廷內部曾經討論是否賜拉達克郡王頭銜。然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認為當時康濟鼐從清廷得到的封號僅為貝子，如果清廷晉封拉達克王為郡王則其地位將超過康濟鼐，很有可能導致藏人勢力不滿，這個提案因而遭到擱置。最後清廷內部決議，贈予拉達克王綢緞等禮品，而不提及賞賜封號等議題。
根據拉達克當地的藏文檔案，1726 年雍正帝曾寄送給拉達克王一封藏文信件以及各種禮物。在這封信件中，雍正帝感謝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為清朝所提供的協助，尤其是為清廷打聽並傳達準噶爾的相關情報。1729 年，尼瑪納木扎爾的長子德中納木扎爾即位成為拉達克的新國王，也曾與清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如 1732 年雍正帝曾寄信給德中納木扎爾，提及過去尼瑪納木扎爾曾與康濟鼐一同協助清朝，德中納木扎爾作為新國王應該與康濟鼐的繼承者頗羅鼐一起繼續與清朝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拉達克的統治者有著十分靈活的外交政策。雖然在清代漢文史料中往往將拉達克描述成效忠清朝的蕞爾小國，但實際上拉達克一方面為清朝打聽準噶爾的軍事情報，另一方面卻又與準噶爾人保持著良好的外交與貿易關係。
在 1724 年拉達克遣使至清廷以前，拉達克人早就與準噶爾汗國建立了雙邊關係。例如根據拉達克的藏文檔案，1715 年拉達克國王尼瑪納木扎爾就曾經派遣使者前往準噶爾汗國；1720 年拉達克協助清軍進入西藏的同時，尼瑪納木扎爾亦未曾中斷與準噶爾的聯繫，反而繼續與其維持良好的通使關係。
由此可見，作為小國的拉達克在面對當時作為歐亞大陸兩大強權的清朝與準噶爾時，實際上並未徹底倒向一方，而是保持著靈活的兩手外交政策，藉此將自身的利益極大化，得以和清、準雙方都維持著貿易關係。
事實上，當時清朝也通過西藏方面，得知拉達克與準噶爾人之間仍保持聯繫，因此對於晉封拉達克王郡王頭銜乃至是否相信拉達克寄來之情報等事，都抱持著相對謹慎的態度。
如前所述，1724 年當拉達克使者抵達北京時，清廷內部曾商量是否晉封拉達克王為郡王，並在年羹堯等人的反對下而作罷。1726 年，繼年羹堯後負責清軍西北戰事的川陝總督岳鍾琪，也曾對晉封拉達克王一事做過仔細評估。為此岳鍾琪曾經派遣麾下的參將王剛，前往拉薩向康濟鼐打聽拉達克的真實情況。
王剛在與康濟鼐私下閒聊時得知，拉達克被一個名叫「哈齊」的政權所統轄，每年還從「哈齊」得到許多金援資助，即便拉達克王想歸附清朝，但是除了距離遙遠之外，也害怕被「哈齊」阻礙甚至被斷絕經濟資助。
實際上清朝官方檔案中紀錄中，康濟鼐口中所謂的「哈齊」，實際上就是藏語中的「喀切」（kha che），意即穆斯林。結合相關藏文文獻與滿文檔案，可以確認此處所謂的「哈齊」，正是當時作為南亞次大陸上強大的伊斯蘭政權的蒙兀兒帝國。
在 1726 年之後，清朝更透過拉達克與西藏方面捎來的情報，逐步認識到蒙兀兒帝國的地理位置與政治情況。例如在 1729 年岳鍾琪在上奏準噶爾可能的逃亡路線時，就曾提及「此內哈齊，乃回子最大部落」，據此認為準噶爾人不敢貿然帶兵前往此處。
與此同時，岳鍾琪也清楚的指出通往蒙兀兒帝國的交通路線：「克爾葉東通西藏，南抵哈齊」。岳鍾琪提到的「克爾葉」，實際上指的就是今天新疆于闐縣與西藏日土縣交界處的克里雅山口。
除了以「哈齊」稱呼蒙兀兒帝國政權之外，滿、藏、漢文文獻中也曾以「巴咱汗」之名提及當時印度的統治者。
根據比較多語種歷史文獻，可以得知滿、藏、漢文文獻中的「巴咱汗」，實際上源自波斯文「帕夏」（pādshāh），意即「王者之王」，這個詞在伊斯蘭世界中經常被作為皇帝的稱號。
而隨著拉達克方面寄來的情報，許多關於「巴咱汗」的訊息也隨之被記入滿文檔案中。例如在 1733 年前後，拉達克王曾通知清廷，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曾派遣使者拜訪蒙兀兒帝國的皇帝穆罕默德沙。1734 年，拉達克人曾經數次在寄給清朝的情報中，提及在「巴咱汗」統治下的蒙兀兒帝國軍事強盛與商業發達。
根據拉達克定期透過西藏方面寄來的情報，清廷得以認識到當時蒙兀兒帝國、準噶爾汗國乃至於與中亞各地的穆斯林勢力之間，有著密切的商貿網絡。
不僅如此，清朝甚至藉由拉達克的情報，認識到一個名叫「額林」（滿文 erin）的政權當時正向印度與中亞迅速擴張，如 1740 年拉達克寄往清廷的情報中，「額林」與印度的統治者間發生戰爭。通過比較各語種的歷史文獻，實際上滿文檔案中的「額林」就是波斯文「伊朗」（Irān）的音寫。
而滿文檔案中拉達克情報所提及的伊朗與印度的戰爭，正是 1739 年震動南亞次大陸的卡爾納爾之戰（Battle of Karnal），在這場戰役中，伊朗阿夫沙爾王朝的納迪爾沙率軍入侵德里，擊敗蒙兀兒帝國皇帝穆罕默德沙的部隊，並且奪取了作為蒙兀兒帝國傳國之寶的孔雀寶座。而這場南亞與中東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也通過拉達克情報反映在當時的滿文檔案中。
通過以上的梳理，可以得知通過拉達克情報，清朝在十八世紀對於中亞與南亞地區的局勢變化，已有相當敏銳而即時的觀察。除此之外，比起前代，清朝實際上也已經相對清楚地認知到蒙兀兒帝國在印度的統治實況。與清代漢文史料中飄渺的佛國想像相比，滿文與藏文歷史檔案中透過拉達克情報所呈現出的印度形象，則是相對清晰地呈現出一個強大而富饒的伊斯蘭帝國。
